张天贻：杨义堂与《北游记：苏禄王传》

　　究竟是怎样的情感支撑着苏禄国的国王们飘洋过海来我国朝拜?究竟是怎样曲折漫长的旅途充斥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究竟是怎样的坚持让作家杨义堂深挖史料，描绘一卷惊涛海浪的宏大史诗?长篇历史小说《北游记：苏禄王传》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航海旅程，展现了一条瑰丽迷人的海上丝路。

　　自古航海被认为是勇敢者的征程，人与大海搏斗的过程充满了未知的情况，也因此独具魅力，引起古往今来国内外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关注。世界文学名著《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等都是与航海有关;在我国，早在先秦《尚书》中就有“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等对航海规律的认识。到明代，中国的航行技术与海洋综合知识有了质的飞跃。当时关于航海的著作层出不穷，《郑和航海图》、《海道经》等我国开启了辉煌绚丽的航海时代。郑和的宝船之行，不仅促进了各国文化与经济交流，也加快了南洋诸国土著文化和佛教文化逐渐过渡为伊斯兰文化的过程。长篇历史小说《北游记：苏禄王传》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讲述了南洋苏禄王一行人，克服重重困难，不远万里来我国朝拜，缔造了两国绵远深长友谊的故事。苏禄国指在今天菲律宾境内的苏禄群岛，信奉伊斯兰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酋长国。作品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将异域风情、市井民情、海上险情、明朝盛情无所不包的叙述出来，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国家的无限深情，也展现了中菲两国的深厚友情。

　　笔者在阅读之初就有这么一个疑问，杨义堂为何选择苏禄国王不远万里航海朝拜这个真实发生于明代的故事创作呢?史料会不会成为杨义堂想象力的羁绊?据考证，苏禄王一行确实经历过类似海市蜃楼的奇观，也曾遭遇海盗的追杀等，书中所描绘的情节有八成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随着逐渐阅读和查阅资料，笔者才慢慢理解杨义堂的坚持：他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宗教、美食、风俗等方面有着深入的了解，利用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我们勾勒了明朝时期，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的部族和国家的历史画卷。作品史料详实，言之有据，将明朝万邦来朝的鼎盛景象描绘地淋漓尽致，谱写了一段惊涛骇浪的宏大史诗。虽然史料详实，但作品并不缺乏文学性，人物的心理变化、言行举止，皆被其三言两语刻画纸上。言至于此，笔者认为杨义堂不仅是在致敬历史，还成全了自己对文学作品的坚守。对于歌颂国与国之间友好邦交的主题，杨义堂有着自己的把握。如果花费过多笔墨讴歌两国邦交，必将导致作品空洞无趣，作者通过描写苏禄王跌宕起伏的遭遇和濒临绝境永不放弃的顽强意志，展现苏禄王为两国邦交所付出的努力的同时，也歌颂了中菲两国的友谊。作者以古喻今，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不着痕迹地将主旋律嵌入作品，赞其大局意识的同时，不能不赞其巧思。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三”这个数字贯穿了整部作品。在构架人物关系中，首先，苏禄王是苏禄国的三个统治者，分别是东王、西王和峒王，以东王为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东王与张谦等人结拜兄弟，虽然是结拜了五人，但峒王很快去世，三宝太监郑和又远走出海，实际上结拜兄弟就是张谦与东西二王三人。这三人中两位是苏禄国最有权势的两位统治者，一位是大明朝派出的代表，三人的结拜象征着苏禄国与大明朝情同兄弟的友好邦交缔结的开始。三人结拜出行象征着稳定。其次，东王有两个妃子，一个是原配夫人，另一个是珍珠商人的女儿。东王与原配夫人感情笃深，与次妃的情感经历了种种路途中的困难，不断酝酿发酵，才修成正果。三人在旅途中间的情感纠葛，作者用了不少的笔墨。次妃的争宠与挑衅，正妃的妥协与信任，东王的左右为难与坚定不移，都在杨义堂的笔下栩栩如生。“三角恋”成为作者延续作品情感线的主要脉络。再次，张谦、西王、独眼龙形成了互相制衡的三角关系，独眼龙总在出坏点子给自私的西王，每到这时张谦总能在关键时刻，利用自己明朝特使的身份去制止其不良行为。这里的“三”更像是制衡。更有意思的是，航行中，原本未成年的孩子一共四个，可苏禄一行人遭遇了鲨鱼群袭击后，就剩下东王正妃所出的三个小王子。不仅孩子们的数量是三个，尊贵女子的数量也是三个，为峒王妃、东王正妃、东王次妃。在西王提出迎娶峒王妃时，峒王妃提出要嫁给东王。三个尊贵的女子内心都依赖东王，使得人物关系复杂，情节生动。作者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三”的构成方式，架构了人物关系，同时也在情节的铺设与场景的选择中体现着“三”字原则。在情节的铺设中，同样分三个阶段：准备出海、海上险情、进入大明的盛况。这三部分的故事发生的场景不同，不仅延续了故事的脉络，还将情节的曲折性体现出来。“三”这个数字贯穿了整条故事线索，既是十分有趣，也是一种经典的结构。

　　苏禄王航海朝拜大明皇帝的故事是具有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的，198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首映的《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就率先用电影的形式讲述了这个故事。该片由中国、菲律宾合作拍摄，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北游记：苏禄王传》恰好在历史与时代的截点上出现。2016年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上任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来到了中国，与习总书记的会谈中，感谢了苏禄王。苏禄王的故事代表着中国与菲律宾友谊的传承，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颂至今，其本身具备深厚的历史价值和象征意义。

　　再有，作为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其本身的价值也值得读者不断挖掘、细细品味。首先，作品像一部历史百科书，还原历史之全，令人啧啧称奇。据航海史学者的研究，郑和船队中的大型海船叫“宝船”，与郑和航海术记录在《郑和航海图》中，这与苏禄王一行人遇到郑和的宝船一致。其“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有九桅，张十二帆;其“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与书中描写的“大福号”宝船，“一片海上突兀而起的大高楼”、“几十丈长”、“三四层宫廷建筑”相吻合。要知道，哥伦布船队中最大的帆船长仅五丈七尺，仅及宝船的八分之一。由此可见，明代强大的造船业，并且对当时国力的雄厚也有了全面的认知。不仅如此，作者针对伊斯兰教、明代税收、甚至美食——五仁月饼名称的由来等问题一一解释，可见作者掌握史料之全面，作品呈现内容之丰富。其次，杨义堂不仅用自己深厚的学识增加了小说的厚度，还将自身的感悟融入其中。描写在占巴抵赖国遭遇食人鳄时，他写道：“鳄鱼虽然可怕，可是有了一口吃的，就不会再伤害人。而人心的复杂和险恶竟比食人鳄更可怕。”人性的琢磨不定是文学艺术反复表现的主题，杨义堂将人性中的“恶”与食人鳄相比，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对人心中的“恶”的侧面描绘。最后，《北游记》中文学的意象令人有万千联想。其中他们历经暴风雨时，渔人老头号召大家慷慨相助，将身上的蓑衣都给了苏禄王一行。东王问其姓名，他潇洒转身，将歌声与背影留给了他们。蓑衣、渔民、歌声——像一幅粗犷浑厚的水墨画，值得品味。

　　当然，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没有遗憾的。《北游记》采用二元对立的审美方式，将人物塑造成为典型化、平板化的人。好人善良敦厚，坏人坏事做尽;好人带领大家突围，坏人不断制造麻烦。如果按照莫言认为的那样：写小说应该“好人当坏人写，坏人当好人写”，那么这部小说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另外，苏禄国东王因为疾病的去世，让作品蒙上了悲剧的色彩。黑格尔认为，由自然条件产生的人心灵的差异是悲剧最高级的构成。笔者认为，故事中的天灾与人祸当然能作为悲剧的成因，如果将心灵的差异作为悲剧的导火索，是否能让小说多一点“嚼劲儿”呢?当然，因为历史史实的缘故，作者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题材的限制性或多或少让作者少了些想象的空间，这也是有情可原的。

　　合上小说，杨义堂利用他的文字展现出的画面，让笔者历历在目，同时也体味到作者“情”的灌注。无论是南洋诸国的异域风情，还是路途中航行者们所遭遇的海上险情，都令人印象深刻。思及明朝皇帝对外邦的殷殷盛情和明朝与苏禄国的深厚友情，如今亦是，赞作者以古论今的同时，也为我泱泱大国的不断奋进而自豪。打开《北游记——苏禄王传》像是打开了一卷大明王朝市井民情的画卷，慢慢品味作者对家国的无限深情的同时，也能引起读者的无限深思。也许，这就是作品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