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彩云：评赵月斌长篇小说《沉疴》

杨彩云：读赵月斌《沉疴》有感

　　人性是人类最本质的东西，人亦动物，有着鲜明而永不可去除的“原罪”与“原恶”。当然也同样存在“原善”与“原美”。“人之初性本善”仅是一种善意的理想，理想的达成只能一笑置之。看罢《沉疴》，觉得在剖析人性这点上作者刀刀入骨，笔笔犀利。人生与人性是文学的永恒题材也是胆大妄为的题材，那是无情的划开自己，冷静地看哪儿长出了肿瘤。人们呼唤真善美，而更多看到的却是虚假和丑陋。作家的责任就是奋力挥舞起一把无形的刀，把病灶划拉开并展示于社会。当然文人的手术刀只能起到一个划拉的作用，而想去除整个社会的沉疴那是不可能的。由文字化成的刀儿太小了，力量太薄弱了。可悲的文人们只会写几个字，也就只能用文字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充其量把一个巨大的躯体划开几道白口，露出几道血痕，割掉几点不太重要的息肉。而对文人自己来说，却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和本分，直至筋疲力尽。

　　《沉疴》一书对民风民俗的谙熟令人惊叹，方言土语用得得心应手。那些方言土语是由当地人千年万代锤炼而成的，所以最具表现力，而非任何华丽词藻所能替代。作者还相当年轻，却这样熟知地方文化令人称奇。想我这个岁数而且在各个阶层都混过的人在使用语言时，尚得去想一想寻一寻，偶尔发现一两个稀有而独到的词儿都如获致宝。《沉疴》的成功很得力于这种语言的应用和对人物的把握，才惟妙惟肖恰到好处的把人物表现了出来，用语十分准确，例如大儿媳挨了打哭叫：“我不能活了，他一家人快把我夹巴死了。” “夹巴”二字多么朴实，多么地方化，如听见隔壁村妇既委屈又愤怒的喊叫，甚至可以联想得到她呼天抢地的动作。又例如形容爷爷病重的脸：“爷爷的脸上好像盖着一片白菜叶子，盖着那种遭过霜打雪冻又被太阳吸干了水分的白菜叶子。”没有任何别的语言能比这句更准确更形象，也只有农民才会有这样的比喻。这样形象生动又带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在文中比比皆是。我不知作者出身于何等阶层，但能如此掌握并运用地方语言，估计不是下了大工夫就压根便是农家。

　　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跳动飞跃着写，同一部文字中运用多种手法，如一弩十箭，如万花筒，看似无章，细细读来却又尽知端的。如看新一代科技表演，有张有弛新奇而有序。对比起来不禁甚是惭愧，写了大半辈子书，却从没研究过流派和写法，特别是近些年，书也看得不多了，与世隔绝一般，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秦汉。写东西还是依照一贯的习惯，从没想过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只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原始性的自然表现。怪不得人们说我们是古董，看看人家的写法，自己的写法确实陈旧。想起几年前就发现戏剧表演更换了形式，老式的一桌二椅换成了无桌无椅，四龙套二丫环成了八兵八卒八女八男，确实显得充实而富有表现空间。那么小说呢？写小说的竟然没有研究过小说，而只是研究要写什么和如何把他们写出来，如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我想我大概真的不知如何写小说了，跟不上时代脚步了。

　　后记中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心中马上叫出一句：“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就是真的！”只要给人的感觉是真的，只要让人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只要打动了读者的心，它就是真的！从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这就是作家的工作。无论有着多少虚构，作者的感受是真的，作者的爱与恨是真的，作者经历了同书中人物一般无二的情感纠结和心灵苦痛，经历了《沉疴》中那个刻心蚀骨的二十年。这一点，有时会比真实发生的还要深刻。有读者说我的书，“读杨老师的书要准备好纸巾。”我苦笑，对不起，让大家痛苦了。而写这类作品首先痛苦并最痛苦的是作者自己，所以才那么激动，那么情真意切。它像疮疙瘩一样憋在作者心里，一旦暴发，不如井喷又能如何！早年间与朋友聊文，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不能写自己，写了会成为别人的酒肴。”似乎写自己是最无能的表现，没东西可写了才转向自己。可是他们忘了，《红楼梦》有作者的影子，《家》《春》《秋》是作者的自白。有些东西不写出来会死不瞑目，死也是憋死的，所以死也要写。写作不仅为了自己，更为了完成身负的使命，是对社会对人类的担当。一部作品的初衷可能很简单，只是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一些，希望那些尚存些许良知的人悟到人活一世，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但文学的功能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无论大小，都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有职业道德的作家只肯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不想违背自己良心的人，便只能这样写下去。这便是一种高尚的人性，扒去自己的衣服，让人看清遍体的伤痕。而那些伤痕，至今还在流血，从心中流出的血是无法彻底止住的。当然，并非乞求怜悯，而是表现内在力量的强大。有信念，有担当，悲而不哀，苦而雄壮，坦诚直率，返璞归真。

　　《沉疴》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