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福：评吴殿彬长篇纪实文学《红苹果》

 《红苹果》的艺术探索与启示

王永福

　　烟台作家吴殿彬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苹果》，是山东省作家协会重大题材文学创作选题扶持项目作品，在《烟台日报》长篇连载的同时，近日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烟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也是烟台文学界为建党10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可喜可贺！

　　烟台苹果莱阳梨，历史悠久，名声远播，是烟台农业生产的重要品牌，享誉中外。但通过语言文字为之立传，运用媒体广为传播，据笔者所知，恐怕是有史以来首次，引起广泛关注。

　　烟台苹果，是一个多世纪前，由美国传教士倪维思从西洋引进落户烟台，不断发展扩大，让烟台不断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苹果之乡，引领神州苹果生产的潮流，至今已扩展到纵横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拥有300万果农，成为发展历史最长、涉及地域最广、从业人员最大的宏大产业。表现这一重大历史题材，远远超过了一般纪实文学的范围，难度很大，让人运作起来，真有点“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之感。可谓历史久远，纵横交错，事件繁杂，人物众多，非一般作者所能胜任的。

　　但吴殿彬得天独厚，一方面他具有长期从事新闻采写的丰富经验，出版过《新闻采写精谭》，在报社工作期间，经常获得全国新闻奖；退休后，又出版过《举起这杯葡萄酒》《生命树下》等文学作品，因此接受烟台苹果报告文学题材，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终于获得成功。

　　因此，当作者将《红苹果》长篇巨制登门送到案头，要我这个有名无实的文学评论家写点文字，就有点犹豫了。一方面，《红苹果》是纪实文学难得的收获，殿彬又是我的老同行、老部下，义不容辞，理应为之说点什么；另一方面，我这个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徒有虚名，不学无术；尤其当我重病初愈，阅读与评介这样大部头作品，力不从心。

　　于是，笔者考虑了一个走捷径、取巧的办法，邀请作者一直回顾自己的写作过程和切身体验，一方面避免了凭相当然隔山放炮，空对空；另一方面我省却了阅读长篇文字所累，借鸡下蛋，借梯登楼。因此说这篇文章为我所作，不如说是我与作家共同探讨的结果。

　　纪实文学，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又称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体裁，兼有新闻与文学的双重特征，是特写与文艺通讯的总称。它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它要求迅速、及时地报道社会生活中的真人实事，必须准确，容不得虚构，要求主要人物和事物，必须符合事实；虽然可以想象，却不能违背事实真相。这就容易让作者处于两难境地，特别是面对象烟台苹果这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性题材，采写起来难度相当大。但实践出真知，面对如上的难题，在长期的实践中，聪明的作者创造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手法，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新经验。

　　无疑，吴殿彬同志就是借鉴了以上的经验，破解了《红苹果》创作过程中的所遇到的难题，突破了时间久远，人多事杂的采访写作“瓶颈”，并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通过分析探讨，我与吴殿彬同志总结了《红苹果》的三条创作经验，即运用“竹节型大树”结构，采取横竖结合，承载宏大的题材容量；恰当地楔入虚构成分，以实带虚，丰满艺术形象；运用独特语言，创造艺术美感。

　　以“竹节树”结构，横竖结合，承载宏大题材容量

　　毫无疑问，长篇纪实文学《红苹果》写作的题材是宏大的：烟台有150年的苹果发展史，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同时也具有现当代烟台苹果生产发展事实的丰厚性。因为烟台苹果作为最早“西洋苹果”的地区，影响了整个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成为中国苹果的发源地和领头羊，创造了中国苹果史上的“奇迹”，因而题材特别重大。搜狐网曾刊载消息称，“烟台苹果——一部中国苹果的发展史”，邮政部门为此专门发行了“烟台苹果”邮票，可见其文化影响力令世人瞩目。就现实情况看，我们烟台的苹果一直在全国领先，而且享有世界声誉。特别是在党的奔小康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烟台的苹果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不仅在实际生产上，创造发展了各种管理技术和生产手段，成为全国各地的示范样本，而且在苹果文化上，特别是烟台苹果的“拇指哥”，更是让烟台苹果领尽风骚。烟台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水果品牌的概念，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烟台苹果”的国家地理标志，并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连续11年荣立全国水果品牌价值榜首；苹果栽培面积达到282万亩，产量约568万吨，出口东盟、日本、欧盟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大农村靠苹果富了，农民80%的收入来自于苹果。可以说，烟台苹果是显而易见的大题材，是纪实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罕见的“大金矿”。

　　然而，这么优质的纪实文学题材，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为什么就没有人问津呢？恐怕是因为“体量关”：上下150年、地域1.37万平方公里、果农300万，写谁，怎么写？进而言之，就是从哪里切入主题？首先遇到的是“结构关”。一般来说，纪实文学有这样三种结构形式，即纵贯式、横断式和集锦式。所谓的纵贯式，就是从头到尾，一个脉胳写下来，有头有尾。把事件或人物从起始到结束按照时序或者逻辑写成，如果用历史书作比喻，可以叫“通史”；所谓的横断式，就是从一个断面，来表现人或事物的本质面貌和形象，可称为“断代史”；所谓的集锦式，就是一件件的事或一个个的人集合起来，构成“作品集”。《红苹果》的题材，时空纵横交错，人物、事件“碎片化”，没有一个“主体”，即使勉强写出来，也必然是一盘散沙，难以写成一部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故事层层递进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

　　《红苹果》独辟蹊径，创出了“竹节式大树”结构，完成了这个以前看似无解的“大主体”的艺术建构，给我们的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结构新例。

　　全书共分六部十八章，每部三章。一部就是一个“大竹节”，六部就是一棵“大树”。可以说，分部是《红苹果》的一个创新之举，也是它结构成功的关键所在。

　　所谓“竹节式”，顾名思义，就是每一部完整地展现事物或人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形象，类似于集锦式结构的一个故事或人物，却又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红苹果》的“竹节部”不仅是一个完整的人或事的承载，而是某一段时间的历史事实承载，它是以时间和逻辑为双轴，将某一时段的同类事件和人物组装成“节”。这个“节”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服务于其他整体结构的，从而使六部之间，形成一种逻辑递进关系，既有时间上的递进，也有事实上的递进。如“千苗竞秀”、“田园交响”、“品牌战略”、“再创辉煌”这四部，就是苹果生产、营销、发展的四个必然流程，一环扣一环，环环紧扣，结成一个血肉相连的艺术整体，共同完成全书的统一主题。同时，在各部“竹节”内部，也采用递进写法。如“千苗竞秀”的三章里，头一章写“地下秘密育苗”，接下来写第二章的小草沟大面积育苗，再写第三章的“国家队”育出烟台本土苹果新品种。这三章的顺序，就像发生在一个地方的连续的行为——“先试验成功，再大面积发展，再科研创新”这样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将不同的时空、人物、事件完全归整于这样一个递进的“竹节”中。这样，章与章递进形成“竹节”部，部与部相连长成“竹节型大树”，从而把一切杂乱无章的、时序不相同、人物不相关的事件碎片，统统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结构中，让全书结构浑然一体了。

　　楔入虚构成分，以实带虚，丰满艺术形象

　　纪实文学既然允许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前提下纳入虚构的成分。既不能违背事实，又允许细枝末节的虚构成分，二者如何平衡，也就是说作家既不能把纪实文学写成“调查报告”，又不能虚而不实写成小说。因此，殿彬在创作《红苹果》的过程中，在事实的叙述中恰如其分地楔入虚构成分，使全书虚实相生，相得益意彰。概括起来，就是从情节结构、细节运用、场景描写，适应务虚，做到恰如其分，操控有度。

　　如《红苹果》的第一部“西果落户”中的第二章，是全书的“根之章”，没有这一章，整部《红苹果》就无法成立，因为烟台苹果所有的辉煌都产生于这个源头，所以，这一章写作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全书的成功与否。而决定这一章的关键，是情节虚实与否和再现生活必然性。倪维思作为美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的目的是传扬“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让中国人信耶稣。这是每一个传教士终身不变的使命。那么，倪维思怎么从一个传教士成为“苹果葡萄之父”，把西洋苹果引进烟台，最终使烟台成为水果之乡的呢？从史料的记载，这个转变并不复杂，就是他和妻子海伦传道十分困难，即使他们磨破了嘴皮，信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原来以为学好汉语就可以轻松地引领很多人信主，但事实却是，他们的汉语水平很高了，传道依然收效甚微。这让他们思考传道的现状与上帝旨意之间的关系，找到了西方与东方的认知区别：西方人是以信为实，中国人是眼见为实。怎么才能让眼见为实的中国人也像以信为实的西方人一样信耶稣呢？他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先让贫穷的老百姓富裕起来，让他们尝到“富裕”的真实，就会自然而然信耶稣。那么，他们的这个认识，符合不符合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应当用什么办法来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呢？他们开始寻求“神”，最终找到了引进西洋苹果、以科技为传道“婢女”的道路。而倪维思青年时期就是个园艺家，家中又是种苹果的农场主，而烟台古老的“绵苹果”品种，既不好吃又不赚钱。结果他们引进西洋水果，包括苹果、葡萄、大樱桃、草莓、洋梨等等，获得了成功。如果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照实写下来，可以说符合事实不虚假，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文学味道则全没了踪影。于是，作者虚构了“金钥匙”的异象和寻求上帝旨意的情节，成功地再现了他们整个认识异像和的思想感情变化的情节，从而完成了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情节的虚构，使传教士工作重心由“传教”向“引种”转移，贴近生活和人物性格。这个情节虚构成了作品最关键最吸引人的地方。可以说，没有这个情节虚构，就没有“西果引进”这一章的成功，进而言之，就没有《红苹果》的整体成功。

　　楔入虚构的第二方面，即细节虚构。可以说它是纪实文学的“润滑油”，舍此，纪实文学的文学性就会大打折扣。这类细节虚构，比情节虚构更多更普遍，书中这类虚构，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细节虚构，往往与场景虚构和情节虚构相融合，有的读来让人泪奔，有的读来让人如临其境，不论何种感觉，都表现了细节虚构的感染力。比如，第三章“一个苹果村的传奇”中，虚构老果农跟支部书记要周总理给的豆饼去喂自家“祖宗树”的细节，就强烈地反映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感恩之心，把作品的思想情感，推向了高潮点。书中这样写道：“老汉急呼呼地撅着一粪篓子豆饼来到树下，已经是汗水湿透了夹袄。他对着老苹果树说：‘祖宗树啊，你睁开眼看看吧，你这辈子算是值了——我跟书记说好话，才给你把周总理给的豆饼要来了。你能吃上周总理给的豆饼，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啊……”老汉泪流满面，自言自语地说，“周总理啊，明年，俺的祖宗树结的苹果，第一个就送给您尝尝，它还会像以前那样，长得又香又大又甜……’”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虚构，把周恩来总理从东北拨给绍瑞口村大豆饼的关爱之情、老百姓的感恩之情、青香蕉的再度辉煌之基，像长河激浪一样喷涌出来。类似的细节虚构，书中比比皆是。从而增加了生活的质感，使作品饱和情感，人物生动，形象鲜活。

　　楔入虚构成分最具创造性的一点，就是重要的场景虚构，它是大作品才拥有的独特的虚构手法。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是第十四章“中国苹果第一品牌”中的烟台苹果协会第一任会长赵培策读新闻报道的场景虚构。可以说别具匠心，出乎意料，很好地拓展了故事的广阔性，塑造了人物独特的形象。这个场景虚构，是依托一篇深度报道，虚构了赵培策读新闻的场景，把赵培策这个“书生会长”的鲜明形象一下子立了起来。

　　《红苹果》楔入虚构的手法是恰如其分的。作者严格遵循以事实为基、虚构添彩的原则，每一个虚构，都有事实为依据，决不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那种凭空编造。从上述虚构的楔入艺术建构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第一种情节虚构，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楔入的，没有这种虚构，故事就无法进行；第二种细节虚构是根据事情发生到一定节点上的需要楔入的，如果不楔入虚构的成分，就没有生活气息，没有推动故事发展的力量。第三种场景虚构是为人物形象的展现和发展提供一个舞台。没有这个场景虚构，整个故事就没有依托或者说就没有人物的剧场。这三种虚构手段的交互运用，使全书虚实相生、灵动鲜活，增加了生活气息。

　　建构独特语言，创造文学之美

　　语言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建筑艺术。纪实文学作为文学家族的一支，当然也是语言的艺术品，其语言建构的艺术水准，自然也决定了其整体艺术水平的高下与作品的质量。一部纪实文学如果语言没有特色，没有行文的逻辑，全是交际性的语言构成，就不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很多人以为，一讲作品的语言艺术，就是讲如何遣词造句，就是修辞的运用。其实，语言艺术包括：行文的章法，笔法和修辞，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没有语言艺术的整体建构，就没有作品的风格特征。因此，一部作品的成功，需要主题好、结构好、语言好，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红苹果》在文学语言的建构上，独具特色。

　　先看章法。章法是比整体结构低一个维度的行文逻辑，也可叫“篇章结构”，通常有顺序、倒述、插述等手法，这些在《红苹果》里随处可见。我在这里只讲一种作者借鉴电影艺术镜头推进的手法，采用“跳段”新章法，就让我大开眼界。如开篇的引子，第一句八个字：“恍若梦中的变幻”，一段。接下来，作者没有写过渡性的段落启承下面的段落，而是直接用五个“跳段”镜头，直接把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人物和事件，拼接起来，组成脉络清晰、逻辑发展自然的整体历史概括，即用“过去贫穷的面貌”“引进西洋苹果的丰收景象”“个人与苹果的故事”“签约作协的心境”“采访的大框架展现”完成了一部《红苹果》的整体表现。一段为一个环子，环与环之间，各自为政，却又环环紧扣，相互成链，缺一环链则断。跳跃的章法，魔幻灵动，冲击力强，意象变换自然，引人入胜，一个引子就让人欲罢不能。可见作者的章法运笔的老到。

　　再说笔法。笔法即句子的叙述特点，包括词语的使用和修辞的运用等。句子作为一个完整意思表达的单位，分多种句式，如单句、复句、多重复句等等，又分主、谓、宾、补、定、状的成分等，这是汉语语言交际功能的最基本的规则，但文学作品的语言建构，是在更高的“艺术”维度进行的。一般的作家会在语言的交际功能上“炼字锻句”，而《红苹果》的作者，则在句子的诗化和变异上富有创造性，达到了出乎常人意中所有而实际所无的效果。书中小说、散文、诗歌、新闻、论述等各种语言风格相互融合，变幻多姿。让语言诗化、陌生化。这里所说的诗化，是借用诗歌语言的表现手法，将我们的交际性语言变化成“艺术性的富有美感”的语言。在这一点上，《红苹果》的作者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比如第一章第一段“苹果花儿是大家闺秀，她不像杏花那样性急，不等侍女绿叶到身边，就自己上街赶集；也不像桃花姑娘那样小家碧玉，看见杏花出墙了，也拿着刚刚泛出来的绿叶芽芽，走到梢头粉笑——她总是天半晌了才款款起身梳洗打扮。你看她在一片绿裳丫鬟们的伺奉下，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抹上口红，然后一层一层地穿上上白下绿的裙裾，向你慢慢地走来。一片一片地连接着天上的白云，带着绿丫鬟们呼喊着布谷快快催种……渐渐地，苹果花姑娘，在绿丫鬟们的族拥下，趴在她们的绿色裙裾的影子里，悄悄地孕育出了小宝宝……”不知道读者你看了感觉如何，我觉得很美，比喻、拟人、夸张、陌生化、反常化等等修辞的诗化成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如第二章里写海边“广兴果园”的刻石：“我仿佛感觉到‘广兴果园’的刻石正在对我亲切地耳语……我举起相机对准了这块下半身嵌在广场水泥地里、上半身卧在地上、北面直如峭壁、南边空若悬崖、崖根下长着三簇绿草的纪念西洋苹果落户烟台的历史刻石……”这种把描述刻石的复句用顿号间隔成一个没有缝隙的长句，塑造刻石坚硬的艺术语言，是语言陌生化的典型例子。当然，除了语言的诗化，小说语言、新闻语言等等，都被作者用来作为语言艺术建构的“技术手段”。如第十三章的开头：“他的轿车一直向南，穿过龙口市北马镇‘T’字形摆在公路上的集市竖画，在村头摆脱了繁华的喧嚣，向左拐进了一条宁静的土路。又是一个艳阳天。”就是小说笔法。当然也有暗喻的成分。类似的语言变异创新在书中比比皆是。

　　再说《红苹果》标点符号的使用。标点符号常常被人忽视，以为无关紧要。其实，标点，是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时候，一句话，因为标点符号使用的不同，意思可能完全不同。《红苹果》在标号运用上的独特之处，就是打破常规，书中大量使用省略号。省略号的作用是表示引文、例举、重复词语的省略和声音断续、语言含蓄、话题跳跃和转换。《红苹果》的作者则把它们的功能叠加，营造出除了用省略号，再也无法用其它方式表达的语境，表达了各种不同的场景、心态、物事，营造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形象。如第六章观水镇党委开会的描述。短短几百字，作者竟连续运用了六次省略号，营造了会议的凝重、机密、压抑、抗争、神圣等多种氛围，特别是两个独立成段的省略号所传达的语境情感，无法言说，只能用“感觉”领略，才能窥见情感复杂的“妙不可言”。

　　文学同新闻一样，成功源于创新求异，别开生面。《红苹果》作者吴殿彬，是我当年的老部下，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向富有创新求异的精神。曾经借鉴诺奖作品写过一篇全部是对话的人物通讯，我破例给他发表在“胶东新人传”栏目里。还有一次，他到蓬莱写了一篇稿件《马经理赋诗招商》，引来老省长马连礼同志专程到烟台找殿彬谈企业文化。他是当年烟台新华社唯一的特约通讯员，给新华社的稿子篇篇必发，因之成为“全国十佳通讯员”；他当过晚报副总，被评为“中国时事报道全国十佳总编辑”，是当年报社的获奖专业户，无论新闻、文学和摄影都获得过省级以上很多奖项。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从《红苹果》本身，都值得我为之点赞喝彩，因为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党报记者为党的宣传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高尚追求。

　　作者简介：王永福，烟台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高级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

　　（原载2021年7月13日《烟台日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