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学的叙事伦理与“技术”危机
李铁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小说，21世纪初的几年里，李铁集束式地拿出了《乔师傅的手艺》《冰雪荔枝》《合同制老总》《杜一民的复辟》《工厂的大门》《我们的负荷》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以国企改革及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为背景的小说，无论是人物、故事、情绪，还是美学风格、文本结构、情感倾向，都具有清晰而统一的识辨度。经由这些书写现实生活肌理上时代伤痕的作品，李铁找到了与时代、历史对话的有效通路，确立并形塑了高度风格化的写作，圈画出竖立着醒目个人标签的文学园地。
当代工业题材写作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机制保持某种同构性和同步性。题材特性、现实语境以及现实主义原则等诸多因素，使得工业小说与工业领域的现状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保持着同步的密切联系，并从政策、意识形态等角度做出阐释与呼应，从而建立了工业小说“宏大叙事”的稳定模式。《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以其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与工业文明的象征体系，更隐喻着新中国崭新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空间。《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改革文学作品，在“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时刻，承担了与刚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有效切割，确立改革合法性，展开现代化想象空间的功能。
与这些作品对比不难发现，大量关于工业“技术”的描写是李铁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所谓“技术”，既包括实际工业生产和管理的流程、环节、设备、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包括工人所具备的，在工厂中安身立命并获得尊严、地位甚至权力的专业技能。技术专业化、专业技术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现代大工业生产区别于前现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标志；围绕“技术”所衍生的职业精神、职业伦理以及现代工业生产中的情感结构，更是现代精神的重要部分。这些理应是工业题材小说必然涉及的领域，但在当代工业小说中却是稀缺的，甚至是缺席的，究其原因，与前述当代工业文学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承担的功能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李铁这里，工业小说恢复了题材之所以为题材的基本元素，工业小说叙事从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走向遵循现代工业精神逻辑的专业叙事。
技术在李铁小说中承担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既是营造现实感、还原工业现场的精准细节，如《工厂的大门》中发电系统的每个环节、每个接头、每个螺丝的位置，系统中上千个阀门的名字、上万个数据；也是推动叙事前进的核心元素，如《乔师傅的手艺》中直大轴手艺的非凡魅力，《安全简报》中高压加热器解体时长与事故的关系等等，更是建构工业小说职业伦理、情感冲突的纽带，如《我们的负荷》中机组满负荷运转对个人荣誉与集体利益的微妙关系。李铁小说中不仅有对工厂整体经营现状、困境及症结冷静理性的宏观概述，更有对生产技术、流程、工艺、成本等细节的精准描写。以技术细节描写为中介，小说建立起一种独属于工人与工厂的精神关系，亦如乡土小说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知识分子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启蒙、革命的关系。乡土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类人物：勤劳、倔强、“不合群”的农民，《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盖是如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通各种农活。一个好的庄稼把式的看家本领是精通各种庄稼活，上要熟知“天”，下要通晓“地”。一手好庄稼活是独立于甚至超越于政治潮流之上的乡土社会规则，也是梁三老汉、蓝脸、孙敬贤敢于“不合群”的底气。“技术”是工人与工厂的情感中介物，正如是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中介物。小说对生产流程、技术细节和专业知识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营造出充满工业质感的“典型环境”，更凸显出专业技术在工厂和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乔师傅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和一生的名誉也要学到直大轴手艺；刘志章凭借对专业知识近乎神奇的记忆，曾经无限风光；刘洪力宁可暂时不要提拔，也要在基层车间各个工种岗位上学习锻炼。“技术”是工人与工厂之间最稳定、深厚的情感纽带，是工人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工人的荣光、尊严乃至获得权力的根本所在。
通过对工人—技术—工厂三者微妙关系的书写，小说建立起基于现代工业逻辑和职业精神与伦理的工业小说精神向度和写作路径。这是李铁小说的前半段，随着历史车轮的改弦易辙，也催生了李铁小说充满反讽意味的后半段。如果说前半段叙事生成的隐形背景是现代工业诞生以来的经济关系和精神结构，那么上世纪80年代和“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全面更迭，则是后半段叙事的起点。前后两段的拼接、碰撞、对比、反差，形成了极具批判深度的文本结构，也是小说最具戏剧张力和悲剧意味的所在。在后半段叙事中，荒诞的现实露出狰狞的一面，乔师傅牺牲了身体和名誉学来的直大轴始终没有派上用场，“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太重视工人的手艺了”，“此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经商、做官，企业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责任制，工人的饭碗被抓在管理者的手里”；刘志章几次反映轴瓦工作声响异常，但始终无人重视，终于导致发生重大生产事故。在历史变革的漩涡中，“技术”一夜之间不重要了，“技术”的权威被瓦解了，作为“技术”主体的工人也不重要了，工人与工厂的情感关系也变异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利润数据是可以任意更改的数字。当合资方老板要求葛志勇把利润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上时，虽然葛志勇知道这意味着工人奖金和国家利益的受损，但我们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他违抗老板的命令，毕竟他的“合同”也掌握在老板的手中。改革所承诺或期待的，至少是涉及工人阶层利益的一部分，已在资本面前化为乌有。乔师傅在直大轴关键时刻的猝然倒下，宣告了“技术”理性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资本堂而皇之地走到历史的前台。曾经自以为掌握了“技术”便是工厂“主人”的刘志章则只能迷失徘徊在工厂大门前，把一切时间都花在钻研技术上的刘洪力的命还不如一纸安全简报重要，他们毋宁说是契诃夫意义上的“装在工厂里的人”，不仅丧失了历史主体性，在新的历史秩序中连对话的资格也一起被剥夺了，几近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任何写作都是选择性叙事，即便所谓的全景式写作也可以辨析出全景之内与之外的界限。李铁小说对工厂改革中的不彻底、不公正，甚至是失败之处的书写，基于现实与自我经验的互证，更基于对工人群体的深切同情。李铁倔强地要一个“说法”，一个“方案”，为改革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提供一条出路。于是，他冒着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风险，冲进文本，充当了叙事者的角色，甚至不惜破坏已有的叙事逻辑和人物性格，让拿出改革建议书的杜一民退回“大锅饭”模式；让赵吉的“梦想工厂”在历经重重看似不可克服的阻碍后，还是建成了；让为了生计已经劳累不堪的春兰充当道德圣徒，不惜以丈夫老肖丢了工作为代价。
李铁的写作是“置身其中”的写作，他始终将自己视为工厂的一分子，感同身受工人群体在历史大潮中受到的冲击和震荡，从而形成考察社会变革和时代更迭的叙事视角，但同时也将一部分视角之外的社会现实隔离在了叙事之外，如与“下岗”并存的是“下海”；如一部分工人因打破“铁饭碗”而陷入生计困难，也有一部分人千方百计想打破“铁饭碗”，等等。如此，这种“置身其中”的内视角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思想视野和辐射面。有一天，当李铁真正走出了工厂，回望工厂大门前徘徊的刘志章们，回望那段五味杂陈的岁月，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