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荷花姜》为窗口 重访潘向黎的美学世界
尽管在文坛广有美誉，但潘向黎依然是一位被低估的小说家。这并不是说作家本人遭遇了任何偏见，而是潘向黎的写作背后的诸种美学脉络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一是“浪漫”；其二是“古典”；其三是“城市”。与之对应，现实的、现代的、乡土的文学一直是文坛的主流，这一点从五四新文学以来直到今天，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李敬泽最早地提到了这一点，在发表于2008年的《冰上之信与优雅的争辩——论〈白水青菜〉》中，李敬泽谈到了潘向黎的美学与文坛风尚的不同。在李敬泽看来，潘向黎的小说中有人世间的“大信”；与之相反，流行的小说趣味则是：
她必也注意到，在她周围、她那一代的很多小说家，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主义倾向……而决不肯信的人注定孤独，而且会渐渐气急败坏、愤世嫉俗，要是他足够聪明，他就会把不敢信的怯懦转化为对世界和人性的负面论述，这使他看上去很“深刻”。这种时候，他就比较近于一个小说家了。
潘向黎的小说确实和这种现代趣味不同，这种现代趣味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如李敬泽文中所言，是一种“廉价的虚无主义”。潘向黎对这种“现代病”是有反思的，她曾经借自己的小说《永远的谢秋娘》谈过现代人的悲哀：“谢秋娘最后说‘碎了倒踏实’，按照我的理解，到了此刻，她将再无牵挂，绝了念想，义无反顾地在“冷酷者生存”的路上走到底。这里面，寄寓的是现代人深刻的悲哀：为了生存，往往要割舍了感情、道义这些使人软弱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割舍，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难道不是已经死了吗？”（潘向黎：《说出缘故来，人也不委屈——关于〈永远的谢秋娘〉》，《作家》2005年第1期）
故而，潘向黎的小说表面上大多写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的职业女性，但是她的城市并不是现代主义笼罩下的城市。她的女主人公们往往重情而端正，有一种古典气质的浪漫——无论是欧洲浪漫主义语境下的“浪漫”还是传统文化中的“古典”，都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矫正。潘向黎的城市，是有着人情人性之美的城市。
在近作《荷花姜》中，小说开篇，作家就从餐厅主人丁吾雍的视角出发，列举了两类客人：一类客人对钱的敏感度是很清楚的，是可以被符号化地来把握的；另一类则不是。这篇小说写得自然是第二类，是整全性的有情之人。小说是以下面这句话开场的：
每一次看见那个女人，丁吾雍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响起：应该去报案。
这句话是潘向黎小说美学的浓缩，潘向黎的城市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城市，是情感的城市，城市的秘密表现为情感的秘密。小说由一对经常关顾餐厅的陌生男女的情感关系展开，丁吾雍看下来觉得这是一对情人：“他马上判断出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他也马上决定要长期欢迎他们，反正挣谁的钱不是钱呢？这种关系，在钱上总是格外大方的”。故而，当“突然有一天，那个一身黑灰的男人不见了”之后，丁吾雍好奇但也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因为这个城市里，盛产的就是男女间的各种相遇和离散”。然而这位神似“荷花姜”的女子颓然而哀伤地告诉丁吾雍：“他死了，是我把他杀了”。
这就是丁吾雍犹豫是否报警的由来，成熟的读者不难发现，丁吾雍貌似洞彻情感关系，但他的判断颇为幼稚，过于严重地对待“死了”“杀了”这类恋人絮语。小说结尾，当陌生男子带着另一个女伴再次出现时，丁吾雍“大吃一惊”，“这个男人没有死”，这再一次确证丁吾雍心态的不成熟。
小说貌似闲笔地在中间部分交待过丁吾雍的生活，丁吾雍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对在人群里谋生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没有去日企，而是选择自己开一家日式餐厅。他有一个同居了十年的女友，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看得出来，丁吾雍是较为典型的“现代人”，追求自由与情感，但对于自由与情感的理解，实则都比较简单。
潘向黎的小说有一种怜悯，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和人物站在一起的怜悯。潘向黎的世界，是一个由花、瓷、茶、古典诗词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一切背后，是潘向黎对于本真性的人性的相信，这往往落在对于情感的倚重。在这个意义上，潘向黎的古典和浪漫是彼此交叉的，她的浪漫没有那种廉价感，她的古典也没有那种道学气。而这彼此交叉的两条美学线索，落在比如上海这种城市文学的典型情境中，使得浪漫的美学与古典的美学避免高蹈的空谈，直面最为残酷的现实生活。
这种情感的本真性如何可见？潘向黎的叙述之道，是将其转化为“意象”。潘向黎的小说取法古典诗词，善于使用意象，除了《荷花姜》这一篇，代表性的还有《白水青菜》《穿心莲》等等。在本文讨论的《荷花姜》中，作者以“荷花姜”（即“阳藿”）比拟女主人公：
那个女人，丁吾雍后来在心里叫她“荷花姜”，不是因为她爱吃荷花姜，是因为她与荷花姜颇有几分神似：俏丽，鲜艳夺目，但不是“甜”那一路的，更不柔弱，相反从外表到质感到气味都是洗练明媚和动荡妖娆的奇异统一。
这里的难题是，把情感的本真性凝聚为一种意象，同时也将其凝固在美学之中，写作本身成为美丽的琥珀。潘向黎的写作，其前提是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已然分裂，而整合这一分裂谈何容易。可以理解，《荷花姜》这篇小说的结尾，气力有一点软：陌生男子重访丁吾雍的餐厅，面对着丁吾雍“不可理喻的同情”（丁吾雍和这个陌生男子其实是一类人），像个老朋友一样娓娓道来自己离婚后的情史，和“荷花姜”是正大光明的往来，同时又不想再次进入到婚姻之中。小说以陌生男子问丁吾雍“她……哭了吗？”结束，然而无论“荷花姜”哭了与否，一滴眼泪是不能穿越古典与现代这两个世界的。
最后让我们来到潘向黎一篇代表性的创作谈，《我不识见曾梦见》，该文发表于2006年。在这篇创作谈中，潘向黎实际上讨论了两类写作：一种是“历史”，一种是“小说”。潘向黎被历史书写中的气象所深深触动：“那些惊心动魄，那些波澜壮阔，那些一念之间，那些万劫不复，那些忍辱和雪耻，那些挣扎和毁灭，那些意志和欲念的角力，关系着历史的走向，关系着千万人的生死荣辱”。面对这样的气象，潘向黎承认小说的无力，但她认为，“小说还可以有另一种生存状态：山中桂树，枝繁叶茂，自开自落。人迹罕至，四野萧然，但是声势浩大的香气可以传出很远”。这其实是潘向黎在介绍自己的文学观，她后来的“如一”、“万念”、“无用是本心”，基本上一以贯之。但在“生死荣辱”与“自开自落”之间，终究有两种不同的古典向度，古典世界有美的一面，还有有力量的一面。潘向黎就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她所醉心的张岱的话（张岱这段话出自《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
我还认为真正的小说和真正的读者应该这样相遇：“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唯有点头。”
声势浩大的香气，也未必不可以“裂石穿云”，美的东西也可以是有力的，从司马迁到杜甫这些古典作家无不如此。如果古典降临现代，或者用流行的话来讲，在现代世界中接续传统文化，作家的使命或许是：解放美的同时，也从美学出发，解放被压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