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阳《出塞书》：内心真实是最大的真实
我读一些散文时常犯嘀咕：作者真的经历了这些事情吗？在我的印象中，散文是强调真实性的，在文学理论著作或文学辞典，都有关于真实性的界定，认为散文是书写作者真情实感的，或是建立在真人真事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散文作家早已不把它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了。既然这样，阅读者又何必纠结这一点呢？这样一来，散文和小说之间的分界便变得越来越模糊。散文作家在散文写作中大量采用小说笔法，而小说作家写小说更愿意让小说变得有散文情调。这种文体突破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文体突破的确带来新气象。不少作家既擅长写小说，又擅长写散文，在文体突破大语境中，他们干脆拆卸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栅栏，在二者之间自由游走。读他们的文本，有时就感觉不知读的是小说，还是散文。当然，这种阅读感觉很好，造就了文本的丰富多样，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这些年读到一些新颖的作品，往往与作者在文体上的突破有关系。
尽管散文与小说的边界一再被打破，但边界不能完全拆除。在远离边界的核心，还是有对小说与散文非常确定的诉求存在。如果说，文学是作家表达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那么，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作家处理世界的方式不一样。简单说，散文是作家呈现真实的世界，小说则是通过一种虚构的文学世界映射真实的世界。于是，我们的问题又回到了真实这个词语上。真实性一直是当代文学争论不休的话题。所谓文学的真实性，应该是指文学作品在反映生活和表现思想情感上所达到的正确、真诚和深刻的程度。但面对具体文学作品时，什么才是真实的，我们常常莫衷一是。很多时候，真实性成为人们否定一部作品的武器。但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真实不真实，最关键环节还是读者感受。读者感受是真实的，那就是作品真实性的最好证明。作家能否让读者产生真实性感受，首先在书写时应该有一种真实的体验。
我以为，作家们之所以越来越乐于在写作上模糊散文、小说的文体界限，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真实性表达的需要。鲁迅先生对写作的真实性，道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不要装！他说：“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先生的结论是，文学作品不真实的根本原因，“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显然，在先生心目中，作品传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才能保证文学的真实。
先生的议论修正了我对散文真实性的看法。我们往往把散文归入非虚构类写作，我想，既然强调其非虚构，散文就应该是书写作家自我的真实经历，其所见所闻都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甚至认为这应该是散文写作的基本伦理。所以我一度不太接受散文写作中的小说手法。但实际上，又有几位作家在散文创作时，不会采取虚构的方式呢？其实，作家在散文中所写的内容真实不真实，只有作家本人才知道，我们在阅读时不会去实地调查一番的。我们在读一些散文作品时会感到不舒服，这并非是我们知道了作者所写的事情是虚构的，而是因为从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的内心是虚伪的，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模样装得真”。
最近读到梁晓阳的《出塞书》，以它来说明内心真实的重要性是非常合适的。梁晓阳的写作有些特别。他生活在广西北流，娶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女子。十多年前，他与妻子回娘家，第一次踏上新疆这块土地，从此在疆桂两地往返，这也成为他写作的重要契机。在两地的房子里，在奔驰的列车上，他记录着每一天的所思所想和所见所闻，就这样，十多年来，他写了70多万字。其实他对自己要写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要写下自己每天的真实感受。作品成型是在写了大量文字后回头进行梳理时，他逐渐有了明确构思，并进行了艰难的挪移和调配，最终形成两部书稿，一部叫《吉尔尕朗河两岸》，一部叫《出塞书》。《吉尔尕朗河两岸》是典型的散文，以伊犁大草原的一条河流为背景，书写了两岸的牧场、田园、林区等景色和当地风俗文化。这些描写都是作者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在文体上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出塞书》就不一样了。这本书的自传性更明显，它记述了作者的恋爱与婚姻，以及十几年间辗转于广西县城和伊犁牧场之间的经历，还记述了岳父岳母一辈人闯荡新疆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出版社编辑过程中，曾为文体的确定有过一番曲折。作者一度在长篇散文和长篇小说之间犹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种真情的写作，书中内容基本上都是真实的，称为散文应该没有问题；但他也发现自己在写作中并没有回避虚构的方式，有时可能觉得直接记录下真实场景还不足以表达内心感受，便打破了散文的界限，引入小说叙述、小说结构等方式，比如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保持人物的连贯性、注重情节性等。如此说来，称其为长篇小说也有道理。最终，作者与编辑的意见达成一致，在图书的版权页上印上了“长篇小说”。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梁晓阳在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毫无疑问，他在写作时并没有创作一部小说的明晰意识，他只是想把自己的真切感受记录下来。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在记录过程中，会采用小说虚构的方法？当他虚构的时候，不就伤害到了真实吗？梁晓阳的写作让我意识到散文写作要真实，这个真实的本质不在于客观事实的真实，而在于作家内心的真实，以及作家情感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正是因为在内心真实的状况下，作家有可能对记忆和体验做出修正，甚至会产生幻觉，于是作家笔下的叙述就会出现这种情景。从客观情景来看，他的叙述失真了，但从内心真实来看，这是最准确表现了作家的精神状态。作家任由内心真实的思绪自由地流向笔端，我们从这样的文字里看到了一个作家真实的自我。
因为内心真实，梁晓阳便在《出塞书》里塑造了一个最真实的作家自我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书中的“我”——小羊，他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又是作家的自我形象，二者合而为一。显然，这个形象的精神价值直接与梁晓阳的内心世界有关。梁晓阳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充溢着文学梦想的世界，因此他在《出塞书》里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是一个始终追索着文学理想的年轻人。作品从小羊的中学时代写起，他在书中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特征。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的时代，时代印记深深印在一位中学生的内心里。作者也就是从那时起，种下了一颗文学理想的种子。他为什么要出塞，客观地说，是因为爱情而出塞；而从内心真实的角度说，是为了寻求文学理想之梦而出塞。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期望寻找到一个既能体现自己写作才华也能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现实是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现实，梁晓阳对这样的现实不满，在这样的现实里已经难以找到文学理想的栖身之地，“我的心情十分苦闷，我开始厌烦那里的生活，想着逃避南方”。因此，《出塞书》又是一本寻梦书，一本寻找文学理想之梦的书。伊犁，从物理空间来说是他的家的延续，从精神空间来说，则是他的文学理想的寄托之地。我读《出塞书》，被作者的文字所感动，我想，这完全是因为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出自作者的内心真实。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写作。
对《出塞书》还有不少值得一说的内容，比如亲情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作者写亲情是完全出自内心真实，丝毫没有什么忌讳、掩饰上的考虑。亲情与文学理想这两种思绪的融合，又达到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亲情是现实和世俗的，文学理想往往是和现实相冲突的，通过亲情，梁晓阳让文学理想与现实接轨，文学理想也变成一种亲切可感的存在。希望更多的作家以一种内心真实的心态进行更多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