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坚守与形式主义的探索
一、平淡中见真章：世俗生活的深描
范小青的书写集中在对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描摹，文字充满着浓郁的烟火气息，通过对世俗生活的深度描写，在平淡中显现出真文章来。范小青的长篇新作《战争合唱团》依旧如此。小说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引入“战争”，以此来试探并检验人性，荒诞之下依旧是其一贯的书写风格，那就是对普通世俗生活与人情伦理的关注。贺绍俊在评价范小青的中短篇小说时用了一个词：“举重如轻”[2]，这其实适合她所有的作品，正是这种“举重如轻”，让她在最普通的人事书写中，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帝国，这里不缺任何宏伟的主题，《百日阳光》关注乡镇企业发展、《城市表情》书写城市化进程、《女同志》聚焦官场权力、《灭籍记》侧重“户籍”问题、《赤脚医生万泉河》则滑向了历史。但最后落笔之处，都是最普通的人和事。历经数十年的创作，范小青将最优美的文字献给了漫卷烟火，献给了芸芸众生。
《战争合唱团》依旧描写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作品用略显荒诞的笔法虚构了一场“战争”，但战争始终没有出场，作家着重描写的只是普通个体面对即将要到来之战争的各种状态。小说开篇的“《上古时刻》的新闻”以及“昏说乱话”等略显荒诞的情节似乎将小说引向了虚无缥缈的境地，接下来却笔锋陡转，开始书写“王姨（王大菊）对丈夫的跟踪”，又回归到范小青一贯的日常化叙事上来了。作家虚构了一个叫梅城（还有一个与之伴随的叫亚地）的地方，但梅城和亚地又和千千万万个真实存在城市无差别，这里一样有着各种机构，机构处理问题的办法同样是开会，这里一样有着一群普通民众为了各自利益而奔走。《战争合唱团》有两条较为明显的故事线，一条是梅城人民为了应对战争所作的各种准备；另一条是从亚地来的外来者球落伞寻找他的父亲，两条线互相交织，并杂糅进了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各种琐屑之事。战争的到来同样没有改变人们的活动轨迹，生活依旧沿着既定的逻辑在稳步前行。
《战争合唱团》和战争还是有一定的关联，但小说着重所书写的战争，都染上了生活的底色，无外乎是些普通人情伦理之间的对垒。无论是社区工作人员与民众之间的“战争”、夫妻之间的“战争”，还是个体的自我不同身份之间的战争、人性之间的“战争”，都指向日常的生活，战争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提喻。范小青笔下的事件或者说“生活的道具”很简单，比如《城乡简史》中的“账本”，《灭籍记》中的“一张户籍”。《战争合唱团》虽然有一种宏大生活的假象，但落到实处，也是之前作品中多次出现过的道具和事件，比如“验明正身册”这样的道具和“寻找亲人”这样的事件。在主题上也较为相近，说到底其实都是对现实生活和生活中复杂人性的流水账式的记录，但是这些事件和道具就是生活的全部。
范小青笔下的人物也很普通，但是都具有各自的特性，正因为没有典型化，反而具有自身的特性，辨识度越发凸显。《战争合唱团》中的所有人物，如外来闯入者球落伞、老关、小P、烂瓜、老东西、林美姿包括王大菊，出场时都带着各自的特性，都暴露出了各自的缺陷，也就有了属于各自的标签。这与范小青的叙事伦理不无关系，孟繁华在评论《赤脚医生万泉河》的时候指出：“她超越了启蒙、悲悯、同情、大悲大喜、悲痛欲绝、欢天喜地等叙事的主题霸权。”[3]这种超越，并不是说作品不再具有这些东西，而是说作家在客观娴熟的叙述中，没有一次次地陷入俗套之中，范小青一直在用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在表达这些东西。在语言上，作家使用了不少成语、俗语、歇后语以及大量的口语，这使得作品的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同时也和未来世界的时空设定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在宏大主题书写之外，范小青一直在书写着小主题，关注普通尘世的俗人俗事，充满着浓厚的烟火气息。在她的作品中，具体的情节都是正常的百姓生活，人物都是最实在最常见的人物，故事都是通俗的世俗的故事，经验都是日常的具体的经验。比如在《灭籍记》中，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籍”展开，籍是个体进入社会的一种身份证明，房籍、户籍、个人档案都是如此，这些身份的证明都是伴随着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战争合唱团》中也有“验明正身册”这样身份证明的东西。身份问题虽然关涉主体、自我、认知等抽象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常规行为。
在《战争合唱团中》，作家有意设置了战争这一宏大的主题，但是在具体写作的时候还是滑向了普通的日常生活，对丈夫的跟踪、修改自己的年龄、寻找证明自己的身份、想尽办法躲避征兵等，无一不是生活的切面，同时还对战争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解构。作为女性作家，范小青的性别意识并不是很强烈，虽然她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她的女性书写为当代文学谱系提供了范例与模板，如《女同志》中万丽等女性在职场（官场）的生存境况描写、《桂香街》中林又红的塑造等都是如此。《灭籍记》继续丰富着范小青的女性图谱，郑见桃、叶兰乡这两位传奇女性的塑造极为成功，她们是被时代与自我合力酿造的悲剧人物。《战争合唱团》再次贡献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但整体上来看，作家对所有人是均等用力的，众生在她笔下是平等的，这也是其世俗生活书写的写照。
二、“永远不要试探人性”：人性拷问再深化
在主题方面，范小青的作品最明显的主题就是立足于人性的深度剖析，人性的反思是她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和精神指向。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关于人性的讨论。《战争合唱团》依然是这一主题的深化，小说的叙述几乎都是绕此而展开。
作品着重书写的点是人性的虚伪，经不起任何的检验。梅城是一个谎言堆砌的世界，人人习惯于说谎。就算是拙劣的谎言，彼此也会心照不宣，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瞒和骗，比如老关，一直和王姨配合着演戏，谎言时时会被揭穿，人性的弱点随时都会被揭露出来，但是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在梅城，大致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以谎言为生存方式的，另一种是什么也不信的。到最后，梅城演变为一个信无可信、疑无可疑的混沌状态。人性自私、阴暗、邪恶的那一面被作家巧妙地揭示出来。
关于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来临后，为了应对战争，动员工作迅疾展开，可民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自己的生命，拒绝被征兵，拒绝的时候使用了各种荒唐理由，将人性利己的一面尽可能地掩盖起来，比如有人口口声声说想当兵，但一发现征兵真的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又立马显现出真面目。冠冕堂皇的说辞和内心真正的想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人性虚伪一面的揭示。小说还出现了名为“九香真气丸”的黑科技产品，此款产品进入人的身体，能够大大提高人类对世间一切事物的辨识能力。所谓“真气”，就是针对一切歪的邪的虚的假的恶的俗的气。这样的描写，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虽然故事发生在未来时空，架空了现实，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人性的虚伪说到底是人性的自私和绝对的利己，这也是作家着重表达的内容。因为征兵工作，引发了各种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老关的年龄被阴差阳错改小了，刚好在征兵年龄范围之内，他不得不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而有意思的是，能帮忙他拿主意的人，并非自己的妻子，而是“有人”。老关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亚地来的外来者，就是为了那一本空白的验明正身册，以此用来修改自己的年龄，以摆脱征兵。关于这样的利己主义，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
范小青在日常生活的描摹中，一直在深度探寻着人性。无论是极端环境，抑或是正常的环境，都可以是对人性的“试探”。《战争合唱团》中的战争其实不是真正的战争，它是一个概念。或者再说得具体一点，它是一个试金石。在战争这块试金石面前所产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在梅城更加极端化，人类的某些早已经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试图借具体喻抽象的努力，但都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生活逻辑。如果再往深处去探索，人类词典里某些消失的词语、信鸽被吃掉、对战争的遗忘、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举报、对财产的争夺等，都是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
再比如，人性恶的一面与文化侵染的关系，作家也进行了深度思考，这种具有传染意味的文化浸染十分可怕。这主要是通过外来者进入梅城后的改变来表达。亚地来的外来者一到此地就接上了梅城的地气。一到梅城，他就开始了谎言之旅，他判断不出梅城人们说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因为在这里，即便是明显的假话且又被当场揭穿，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他们笑着继续瞎说八道。外来者要想在这样的氛围里找到他要找的人，真是难上加难。他努力去接近他们，试着去了解他们，渐渐地，他进入了他们的氛围，适应了他们的气场，最后他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他的身体被梅城人占据了，甚至比梅城人更梅城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浸染的力量，文化同化的力量。
作家试图虚构一场战争来试探人性，“战争”并不真正的存在，而是以讹传讹的结果，随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动员工作，大家都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等来的却是一场演戏闹剧，又具有一定的解构色彩。小说最后以闹剧收场，一切归于平静，而人的麻木、自私、虚伪、邪恶等人性恶的一面被通通展览了一遍。
当然，种种深度的思考，都未完全越过范小青对普通世俗人情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书写和人性反思之外，作品还具有一定的哲理高度，与其采取的特殊技法相得益彰。除了主题的升华，范小青的小说技法也是更进一步。如何从世俗生活中提炼出美学质地是极为考验作家的，范小青对此一直孜孜以求。她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周围的每一位普通个体，没有不同个体的性格的叠加，也没有事件的抽象，甚至不具备典型化，但是在其精致的描绘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一种独具特色的魅力和愉悦感。这当然与背后精心的技法准备有关。在创作谈中，作家提及这部小说有寓言化的笔法。无论是寓言化的创作动机，还是文本呈现出的荒诞性，都是作家在常规书写中的自我突破。
三、寓言抑或荒诞：常规书写中的自我突破
小说虽然以闹剧收场，人性种种却已经暴露无遗。在常规书写之外，范小青还用一些寓言的笔法甚至略显荒诞的笔法进行写作，以此来寻求自我的突破。作者指出，“《战争合唱团》是一部寓言小说，到底什么是寓言小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不清楚的前提下，就给自己这部小说命名为‘寓言小说’了。”[4]这种命名的矛盾与彷徨也可看出作家的落脚点并非只在寓言上。写真衰微与寓言的兴起是中国当代小说书写的一大趋势[5]，而范小青的寓言书写不是扬一贬一，并未像一些作家陷入魔幻叙事的泥沼，而是在寓言化书写的同时，依旧保持着写真的一面。
《战争合唱团》使用了一些科幻的笔法，小说写到了不少未来世界的场景，比如社区层、案管层、警戒层、战略层等社会分层；又比如这个时空科技特别强大：屏幕控制着世界，手机具有强大的定位功能，芯片被植入人的大脑，人类完全淹没在工具之中，老球这样的人吞了“真气丸”后具有看穿一切的本领，等等。正是这种形式方面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升华了小说的主题。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反现实性，同时也具有反思意识，涉及现代性的反思，工具理性与科技文明的反思等诸多问题。世俗生活的书写并非只陷入庸常，也常常会伴有哲学之思。身份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我是谁”的追问是典型的哲理探讨，作者并不是就事论事，也不仅仅是揪住历史或抓住现实不放，而是一种哲学化的超越。寻找身份的故事，从本质上而言却是进行自我的确证过程。
比如在《灭籍记》中，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籍”展开，籍只是一张简单的纸，但却是一种契约、一种身份的证明、一种主体自我的确认，更是一种象征、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无论是送孩子时立下的契约和身份的证明，还是房籍、户籍、个人档案都是如此，这些身份的证明都是伴随着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郑见桃为了生存，不断盗用他人身份，直至成为叶兰乡这一身份。郑见桃身份的丢失是源于叶兰乡处于自保目的的检举揭发，最终却又让她成为自己。这种身份的错位与《桂香街》中林又红与蒋主任的重叠异曲同工，林又红从开始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蒋主任到一步步扮演了蒋主任的角色甚至最终完成了自我认同，显示出了身份的奇妙旅行。寻找身份的故事，从本质上而言却是进行自我的确证过程，如同《我的名字叫王村》，本是寻找自己的弟弟，却一步步走向寻找自我的过程。寻找身份确定自我主体性的过程极其复杂漫长，身份并不是一个冰冷的物件或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时时处处影响着人的全部生活。悲剧性最后似乎都落到“籍”这一奇怪的东西上来，而籍正是一种身份。身份主题在范小青的小说中一直都是一个关键概念，这种身份的反复追问与确认，是一种主体性的自觉，伴随着身份问题的是“我是谁”的哲学迷思。《战争合唱团》又一次思索有关“身份”的问题，在这里，一切身份都变得可疑。林美姿再次陷入需要证明自己是不是林西姐姐的境地。外来者寻找“舅舅”，却用了“应该”“差不多”这样的字眼，寻找之人的身份是极度模糊的。作家借老关之口，再次提出了“一个人到底应该有几个身份？”这样的问题。
究竟什么才能真正代表自我，确认自我，是一张纸，一张籍，一张验明正身册，还是别的什么？范小青留下的疑问值得深思。身份的困境是一种主体认知的困境，无法确认自我，这是现代化所带来人的异化之后的特殊产物。《战争合唱团》中不断出现的验明正身册、各种证明文件等还是《灭籍记》中籍的延伸，正是这些身外之物，困扰着人。而小说设置了外来者所来之处“亚地”，那个地方，是不需要册子的，人人自我验证，自主验证，自动验证，完全不需用任何身外之物来佐证。这种鲜明的 对比也表达了作家对层层加码的自我证明的一种讽刺和批判。
范小青的小说中除了隐含了哲理思考这样的创作理念和痕迹，也有直接的流露。比如《灭籍记》中的叙述者吴正好是学哲学的，在生活中希望有人与他探讨哲学。他的寻找与现实中的遗产纠纷固然有关系，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哲学意味的找寻。小说颇具深意的是，儿子一路找寻，父亲早已知道一切，却不去寻找答案，这似乎也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哲学。总体而言，范小青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对类似城市边缘人以及底层人群关注的现世关怀到主体自我确认的灵魂探寻的过程。这种细描与深挖，依然没有背离其对普通个体的关注，对物质世界的书写上升到对精神世界的关注。《战争合唱团》中也多次提及哲学，并在创作谈中谈及“思想”。
历经多年的写作累积，范小青的小说创作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说很多的故事和细节在之前的作品都有出现，但是她与一般的作者简单的自我重复不同，而是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小说既写现实也写历史，既写世俗也写灵魂，既轻松又沉重，既荒诞又真实。在《灭籍记》中，吴正好寻找房籍是源于老宅即将拆迁，怕引起遗产纠纷而选择斩断一切可能，而这件事似乎又有女友和她母亲一步步地催化，这是现实中常有的事情，但在叙述中完全走向另外一种意义的找寻。同时小说暗示了人生的多种偶然性，比如吴正好的寻找之旅就是开始于偶然，他并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寻找。又比如郑见桃很意外地拿到自己档案又很偶然地丢失，以至于自己此后无身份的遭遇，再比如刘明汉本来打算狸猫换太子，却未能实施，而最后刘金灿似乎又成了整个事件的幕后推手，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着命运的偶然性。对偶然的强调导致了书写现实与历史的时候呈现出一种荒诞感。范小青在《战争合唱团》中也在“探索另一种叙事”[6]，作品又一次体现出一个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经验的形式自觉，范小青一直双栖于一个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形式主义文体家之间。正如作家所言，《战争合唱团》又没有完全按照“寓言小说”来行进，有的地方，它完全是天马行空、恣意妄为，而有的地方，却又如同泥巴一样笨重而邋遢，它可能就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个奇葩，这是一个包容的文体文本，是由写作者的任性和混乱的现实融合而成。
范小青近年来在技法上不断挑战自我。荒诞性书写使得小说深意无限，如《灭籍记》中活生生的人需要一纸身份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一个不存在的人却一直依靠身份活在世间。作家笔下现实生活的荒诞书写也入木三分，比如历经波折的房产契约只有二十五个平方，与寻找者预期的相去甚远。再如对历史的书写，叶兰乡将亲骨肉送走是为了参战立功，是一种宏大的家国情怀，而结果是战争并未打起来，但即便是这样的人，却一辈子活在“特务”身份之中，而为了摆脱这一身份，既要揭发亲人，又要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孩子；郑见桃的悲剧来源于对爱情的忠贞，而其恋人的遭遇更是啼笑皆非，被临时凑数充当了右派分子。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与一般的宏大历史观并不相同，而是一种个体反思式与怀疑的态度，这通过她描述的人们对郑永梅的记忆表现出来，关于并不存在的郑永梅，有那么多人却有着关于他不同的记忆，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力道也可见一斑。在骨子里，范小青所有的形式探索都是立足其一贯的现实关注。《战争合唱团》的故事虽然发生的时空设置在几千年后的未来，但是所描述的现象都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关怀色彩。
《战争合唱团》具有浓郁的荒诞色彩，也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小说以及文学需要超越一般的现实关怀和世俗的道德评判，到达精神的高地，呼唤灵魂的回声。范小青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尤其到了创作后期，她将一般的现世关怀提升到精神的层面。总的来说，范小青一直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过现实主义的坚守也有形式主义的探索。从《灭籍记》开始范小青的自我突破就十分明显了，相较以前的单线叙述，将三重叙述糅为一体，围绕“籍”展开，故事层层推进，直至真相显露。《灭籍记》还使用了一种元小说的策略，不断跳出来告诉读者这是虚构，这是梦境，或者直接告知故事下一步的发展，甚至告诉读者故事有漏洞，不断讲述又不断解构，尤其是大量的讲述被叙述者告知是梦境，造成虚构中的虚构，有一种盗梦空间的感觉。小说结尾，又是一种亦梦亦真的场景，颇有红楼一梦的遗风。此外，作者的语言也进行了更新，更多的俗语、口语、流行语以及网络语言被安排进小说，使得小说有了另一种风味。到了《战争合唱团》中，范小青有了更多的自我突破，作家对故事的整个走向以及小说的结构，进行了诸多更新的尝试。最为明显的技法创新就是书写笔法的天马行空、恣意徜徉，其他还有未来时空的设置、寓言化的写作指向等。
无论作家怎样虚构，都能找到现实的依据和生活的逻辑，这是现实主义坚持和形式主义探索的必然结果。《战争合唱团》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对人性的试探。最后真正的战争并没有到来，因为消息的误传，战争的谎言最终只能以一场“军事演习”的闹剧收场。人性需要战争来试探吗？想必作家其实已经有了答案。范小青笔下所有的故事都来自生活，却并未高于生活。艺术一向追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正是这个高于，让不少作家将真实的生活抛诸脑后。艺术并非要带给人们大震慑才称其为伟大，平实中才见真章。范小青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对宏大主题的疏远，几乎很难见到大的主题，在普通个体的生活中提炼出了自己的主题，将世俗生活美学化、经典化。《战争合唱团》也并没有真正的战争这样的大场面出现。范小青将所有优美的文字，都献给了最为普通的人和事。范小青的书写一直秉持着现实主义的追求，关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关注民生相关的点点滴滴，但在写作技法上，作家不断寻求变化，一次次超越突破自己，在小说形式方面的探索也独树一帜。现实主义的坚守和形式主义的探索并行不悖，让范小青在文坛长盛不衰，不断贡献着一部接一部的佳作。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范小青：《战争合唱团》，《大家》2021年第1期。
[2]贺绍俊：《现实主义的意义重建——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读解范小青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3]孟繁华：《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69页。
[4]范小青：《当我们说不出思想时，我们在说什么》，《大家》2021年第1期。
[5]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6]韩松刚：《探索另一种叙事》，《大家》2021年第1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