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之子关仁山：写农民为农民而写

一、深厚的土地情结

关仁山被人称为“农民之子”，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土地有超常的爱，“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他“永远都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多年来，他一直把“三农”作为创作重点，用作品反映农村改革进程。他的作品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变革史、农村的发展史和农民的心灵史。

关仁山书写“三农”，在于他与农民有着血肉般的深情。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与农村有着土地有着深厚的情结，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是他的生命之根、养身之地，给予了他丰富精神的滋养和心灵的富裕。

关仁山的家在丰南区（原丰南县）唐坊桥。那是一个百年小镇，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从那里经过。小镇被煤河（19世纪初20世纪初运送开滦煤的通道，所以称为煤河）隔成两半，河上有座桥，名曰五道桥（李鸿章命名为咏唐，但因为是第五桥，乡民们不仅把桥叫作五道桥，也把唐坊桥叫作五道桥）。小镇的风光极美。清澈的河水穿镇而过，渔船在河中游弋，两岸杨柳依依，家家栽种果木花草，使得小镇到处洋溢浓郁的芬芳。由于这优美环境的浸润，也为后来仁山作品形成清新明快、质朴厚重的风格起了奠基作用。关仁山的父亲是一个由农民成长起来的乡镇干部，人缘甚好。母亲是农村妇女，勤劳能干，心地善良。关仁山从小便秉承了父母美德，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养成了纯朴厚道的品格。父亲在小镇政府里吃官粮，母亲和他是农业户口。少年时的关仁山和农村孩子一样帮助母亲干活，拾柴割草挖野菜，维持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关仁山从小便有很强的文学天赋，作文一直被老师们所称道。他高中毕业后，考上昌黎师范学校。因为他的文学才能而成为该校“碣石”文学社的一名编委，后来成为该社刊物《五峰文艺》的主编。这项工作的历练对关仁山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时他刚满18岁，如果凭借父亲的关系，他本可以留在县城和乡镇机关，但由于父亲严格律己，使得他又回到小镇上的唐坊小学当了一名教师，所教的学生也都是农村的孩子。此时的关仁山，开始悄悄地实现文学梦的理想。他第一篇作品是写农村教师生活的散文《亮晶晶的雨丝》，先是发表在丰南县文化馆办的一个内部刊物《芦笛》上，后来转发在《唐山劳动日报》上。这篇作品和所有习作者的作品一样还是很稚嫩的，但毕竟是他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在他成为作家以后便有了处女作的意义。

后来成为作家的关仁山虽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作品，但一直以“三农”为创作题材，成为新世纪写农村题材作品最多的作家。他先是开创了“雪莲湾系列”，后来从大海走上平原，又开拓了“平原系列”，从大海和平原两个领域描写农民的生活，多向度地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史、发展史。在“雪莲湾系列”和“平原系列”[1]这两个艺术世界里，他的审美追求也是多样化的：求雪莲之高洁、纯美，是“雪莲湾系列”小说的整体意味和美学追求；写世纪末社会的世俗化、异化，是“平原系列”小说的题旨和艺术氛围。

二、开创“雪莲湾系列”

关仁山的小说中的“雪莲湾”是渤海湾的一个渔村，它的本命叫黑沿子，同时也镇所在地，过去它是丰南区的一个镇，现在归曹妃甸管辖。这个村庄历史悠久、民风纯朴，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关仁山曾在这里挂职副村长，写出了短篇小说《苦雪》，中篇小说《苦雪》《太极地》《红旱船》《蓝脉》《风潮如诉》《躁潮》《太阳滩》《秋殇》，长篇小说《白纸门》等作品，关仁山因在这里开创了“雪莲湾系列”而享誉文坛。

关仁山将黑沿子命名为“雪莲湾”，可谓黑白分明。为什么把黑沿子叫雪莲湾呢？自有其用意：那就是用雪莲的高洁、神圣、纯净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可以说，雪莲湾是关仁山的精神家园，承载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沉重思悟，以及对社会历史走势的紧密追寻，显现出了他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感悟，所以“雪莲湾系列”既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又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仁山追求的是从生活深层发掘出来的形而上的含有哲理象征意味的内蕴和要旨，在历史与现代的弥合中写出美丑交织的人情世相，在世道的纷纭变化中觅出人心的向度。他善于将苦心寻觅的素材放在开阔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选择、提炼，融进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哲学认识，用真诚和激情灌注一方只属于他的艺术世界。他潜心开掘使当代渔民生活发生新变的原因，精心破译他们审美心理结构增加新质的堂奥，悉心追寻民族命脉产生巨大变迁的秘密。这样，他的“雪莲湾系列”小说便有了一种普遍的意义和久远的存在价值。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揭示改革开放进程中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实利与尊严的矛盾冲突。

1、揭示现实矛盾，批判丑恶现象

在“雪莲湾系列”小说中，关仁山一方面着意追寻“雪莲湾”的高洁、纯美，桃花源般的理想圣境，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地写出了“雪莲湾”被商品大潮污染、同化的现实。随着“肥了海边的”生活变化，坦荡朴厚的道德人性、独特恒久的民俗乡情也被异化亵渎了。物质的进化和精神的退化使人们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人们期盼生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人们又留恋五六十年代那种“人爱人、人帮人”的精神文明；一方面人们希望“大胆地闯，大踏步地上”，另一方面人们又自行拆毁着文明古国的基墙。《醉鼓》鲜明地表现了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作品以鼓王世家祖传六角木鼓的兴衰荣辱为脉络，以老鼓一家人在商品世界中的困惑、挣扎和追求为题旨，表现了雪莲湾人的生态和心态。老鼓视鼓如命，恪守鼓王世家的勤劳、正直、坦荡和尊严，最后却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他的儿子、儿媳却将鼓作为“摇钱树”，在神圣的醉鼓节里在鼓身上为靠坑蒙拐骗发家的大富贵张贴广告，背着老鼓出租渔船和六角木鼓。当老鼓发现以大富贵为首的赌徒在圣鼓上赌博时，气愤地领来了公安人员抓了赌。事后，老鼓发现鼓皮被赌徒捅露，里面藏匿着4万元现金，他不顾儿子、儿媳的劝诱纠缠，毅然将赌款悉数交给公安局。可大富贵等赌徒却逍遥法外，村民们对他冷嘲热讽，儿子、儿媳离他而去，无奈，他流落到空寂的海滩上，在黎明中敲响了圣鼓，洗涮着羞辱，发泄着愤懑。作者在老鼓身上表现的现实主义是十分理性的，他试图将老鼓塑造成一个理想的人物，但现实的境况又必然使老鼓成为时代的遗弃者。老鼓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被商品大潮冲击的结果。《太极地》的现实感则更为强烈。如果说《醉鼓》侧重于个体生命的异化，而《太极地》则是群体生命的扭曲。在“渤海湾沙岸与泥岸的衔接处”有一块神秘莫测的太极地，因盛产矿物泥而成为各种矛盾的胶合点。假引资的骗局，官场上的争斗，民工与外商的对抗，无一不是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投影。引进外资使村子成为小康村，却使“太极地完全丢了模样”，人也成了“歪斜的”。这种物质进化与道德退化的强烈反差，物欲膨胀与精神萎缩的鲜明比照突出了世纪末的矛盾。我们看到有的干部借引资之名用公款周游列国，因贪外商的小恩小惠而慷国家之慨；有的外商把废弃不用的机器卖给中国人，大捞其资、大发其财；有的合资企业中的姐妹被侮辱被损害，在20世纪末的中国再次上演包身工的悲剧；有的干部为谋官位，尔虞我诈，不择手段。这些假引资的恶果，官场内幕的现形，群体生命的异化，说明净化和美化世纪末的社会环境、调整和疗治紊乱无序的社会心态是当务之急。如《落魂天》中的渔民老顺子起初在“浴场附近捞海带”，后来因偶然捞到一具死尸而使生活有了转机，使生命有了光彩。他于是便成立了捞尸公司，自封为经理，以此为赚钱的营生，以致最后心态变形：把海边死人的日子看作“最欢欣愉快的日子”，“见到满院子欢蹦乱跳的人肯定心烦或难受”，“特别喜欢看人躺倒的姿势”。这种物欲的生存本能湮灭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商品大潮浸溢了精神的围墙。这是商品社会所带来的一种负面效应，表现出时代精神的整体失落。《白纸门》可以说是“雪莲湾系列”小说的集萃和聚合，是作者对生活长期深入和长期思考的结果。作品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下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的巨大矛盾，鞭辟入里地剖解了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作者一方面着意追寻“雪莲湾”的古朴和纯美；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地写出了“雪莲湾”被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所带来的变异和污染。作品通过“打海狗”“找大铁锅”“开发矿物泥”“烧船祭祖”等情节着力表现出了当下渔民对物欲和利益的追逐，当然作者也写出了渔民对文化的渴望和对文明的追求。如渔民们自发地搞龙帆节、旱船会，弘扬传统文化；美丽的渔家女儿麦兰子倾慕裴校长，一直想成为正式教师、一个文化人。她的妹妹麦翎子高考落榜后仍想到城里上学，大鱼几经周折直至办书店、做书商，让人看到了渔村的新生代对文化和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在这种物欲进化和精神退化、物质进步和道德退步的激烈冲突和碰撞中才凸显出了复杂的社会矛盾，而这一切均来自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发现和思索，所以作品才有历史的真实感和强烈的时代感。

2、寻找生命价值，挖掘生命内涵

在“雪莲湾系列”小说中，这类作品以《苦雪》《风潮如诉》《落魂天》为代表。文学是人学，它表现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性格和人的情感。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开掘人性的美质，是“雪莲湾系列”小说的重要内容。“把人性中最深刻最简单的一些特质都表现出来”（爱默生语）也成为关仁山的艺术追求。如《苦雪》撷取了一段雪莲湾打海狗的故事。多少年来，雪莲湾的渔民恪守古训，主张与海狗赤手空拳公平地厮杀搏斗，这样才能显出尊严，保持雪莲湾的圣洁、美好。老扁尽管被海狗咬掉了一条胳膊，但仍赤手空拳地与凶猛的公海狗进行殊死搏斗。可年轻的海子却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用枪滥杀海狗。最后，老扁为了保护海狗而被海子误杀。老扁以这种结束生命的形式呼唤生命的尊严，在绝望无奈的瞬间显现了他心灵的高贵。这两种人生现象显示出传统与现实的激烈冲撞、纠缠，金钱与人性的强烈比照，使得作品具有了深切的情愫和丰富的意味。作者所表现的虽然是人生片段，但不同的人生情态交汇碰撞裂变从而凝聚为一幅厚重的人生景观，对当今的生活具有了长久的启示作用。如果说《苦雪》所显示的意义有强烈的现实性，而《风潮如诉》则有一种长远恒定的意味。渔民福林威猛彪悍，会捕鱼养虾，因贩私盐蹲了两年大狱，出狱后怕村人的嘲弄和耻笑，便给船主撑船打鱼。他敢恨敢爱、敢说敢干，甚至敢公开地与船主用钱买来的年轻漂亮的妻子珍子相好。他盼望着有一天与吝啬、奸猾的船主一刀两断，带着珍子远走高飞。一次出海归来遭遇海啸，拦潮大坝被汹涌的海浪撕开一个很大的豁口，为了保护坝下的村庄、虾池和工厂，福林驾船勇堵豁口，自己险些丧命，船主也死在海里。他也因堵豁口而出了名，当了犯人村的村长，但他却因注重名声、荣誉，失去了往日的勇猛和强悍，从此窝囊胆怯地度日，不敢与珍子往来，致使珍子跳海，被人救活后却疯了。后来，福林在又一次堵豁口时被海浪吞没。这似乎是一个人与自然搏斗的悲剧，却有着深刻的意义：人可以战胜自然，但却不能战胜自己；人可以改变自然环境，但却无法挣脱社会世俗；人可以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显现出崇高伟大，但却在与人的纠缠中显示出软弱萎缩。《落魂天》的寓意似乎更深刻一些。作品以寓托式的手法触及了当代人最敏感最实际的课题：人性与金钱的倒错，存在与环境的失调。它将世纪末人格的分裂、灵魂的污染、生命的无奈、生存的尴尬揭示得入木三分。一个忠厚而又窝囊的渔民从海中捞起一具死尸因而受到尊敬，过惯了穷困日子的他得到了死者妻子5000元的报答。从此，他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和人生的价值。一块捞死尸的招牌和公司经理的头衔，将他灰暗的人生焕发出亮色。在这里，价值的发现与人性的丢失，观念的变化与道德的泯灭同时发生，又紧密包容。作者借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将深刻的内涵寓托出来，将读者导入一个寓言般的审美境界。正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使我们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以及造成这种情状的内因。在他的“雪莲湾系列”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短篇小说《船祭》（后扩写为中篇小说《蓝脉》）。这篇作品在亚洲周刊举办的第二届小说创作比赛中荣获冠军，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船祭》是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深邃的历史容量夺魁的。作者用深沉、凝重的笔墨表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群众深层心理结构的变化，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历史积淀下来的辉煌而虚幻的人生信念，被现实的商品大潮击个粉碎。历史是现实的母体，现实却无情地背离和辛辣地嘲讽历史。历史有她至高无上的悲壮。黄大造船师为了维护祖上的尊严，与天灾人祸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与船同归于尽，死后还竖起了一座船坟，甩开了一道长长的蓝脉。那坟成为渔民们的精神雕像，那蓝脉成为渔民出海打鱼的航线，给后人遗留下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启示。而他的孙子黄大宝却在改革开放以后，违背祖训、另辟蹊径，轰轰烈烈地做起了拆船的生意，给渔村带来了兴旺和富足。活生生地的现实对历史进行了无情地否定，祖先们在艰难生涯中所形成的坚如磐石般的观念被摧毁。小说中两次烧船祭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第一次是因为渔霸抢黄大造船师给死去的妻子造的船，致使黄大造船师与船同归于尽，表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而第二次却是因为已成为香港富商的渔霸之子为父亲赎罪而烧船忏悔，向乡人谢罪，并与黄大宝共建一个大型三资企业，显示了阶级的和解，开创了一个炎黄子孙共同建设家乡的新纪元。黄大造船师几代人的奋斗方式不同、生存条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特别是黄大宝违背了祖训，与仇人之子握手言欢，成为这个家族的叛逆者和掘墓人。这使读者在历史和现实的冥冥思索中，感悟社会进展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变化和强烈反差。两代人对立的形成和两个阶级对立的消灭告诉我们：人类终究是靠自身的奋斗寻觅生存的价值，克服缺陷，以求得人格的重建和完善。黄老爷子是即将逝去的一代，历史的航船要靠新的一代人推进在新的航线上，以延续强悍不屈的民族精神，装点人类明天的家园。

3、表现文化冲突，寻求个性解放

“雪莲湾系列”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后物质丰裕与文化贫乏、物欲膨胀与精神萎缩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一些渔民很快富了起来，但这些富了渔民精神却是贫乏的、文化也是缺乏的。如《躁潮》中的海骡子在“肥了海边的”环境中成为财神爷。他财大气粗，再也瞧不起勤劳能干的雪莲湾女人，而用重金娶回一位想成名却无钱的女画家，并不惜任何代价满足她的要求，终于使她一举成名。但海骡子却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他费尽心力和钱财，也没能营造出“自己满意的形象”，在文化堆里“他自己终究没能站起来”。这种物质的强盛与精神的衰弱、生活的富有与文化贫瘠形成的强烈反差，昭示出“先富起来”的这些人自身的巨大缺陷。丰裕的物质条件并不能造就出精神的强悍，富翁们依旧是文化的贫困者。如何使富足起来的渔民在与精神使精神也富裕起来，这是关仁山认真考虑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红旱船》中塑造了一个追求现代文明、寻求个性解放的渔家女喜梅子的形象。喜梅子不满足于物质的丰裕而竭力渴求精神生活的富足。她先是开了小卖铺，以后买卖越做越大。于是她创造各种条件，托关系想办法让赶潮弄海、打鱼捞虾的丈夫八贵当个吃皇粮的文化人，但过惯了使船弄鱼营生的八贵却无法适应妻子的要求，一次次地辜负了喜梅子的期望，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家出走。喜梅子在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红旱船”的理想一次次地破灭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她要凭自己的能力让心里存了许久的念想变成现实，终于寻觅出了向往文化、追求文明的新路。在文化站考试的时候，人们发现喜梅子又舞出了一条蓝旱船，她也来参加文化考试。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渔民生存方式和生活行为的新变，以及由此形成的迫切提高自身文化和文明素质的普泛意识。作家在喜梅子身上寄寓了中国农民在生活富裕之后向着人格更高层面的追求，表现了他们深隐的历史性追求。关仁山的悟性和聪慧使他获得了某种审美上的先验性。这种审美的敏锐感悟在于他对雪莲湾的凝眸沉思和对生命内涵的哲学思考，以及对民族心理深层积淀的挖掘。这样，他才表现出原始蛮荒状态下诞生的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交融，在古老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民俗民情中，凸现新生活的强大生命力。

就是这样，关仁山善于从时代生活的激流中打捞起有价值的东西，并投置到世纪末的大背景上去观照，这就穿破了生活本身的囿限，从而能抵达民族和人类生存本身的意义。

（二）建构崭新、神奇的世界和展现古朴、神秘世俗风情画

在“雪莲湾”世界的建构中，关仁山善于突破就事论事的桎梏，按照想象的逻辑和情感的体验把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物变成充满诱惑力的审美对象。天赋的灵气和生命的内驱力使他以超常的感知方式建构了一个崭新、神奇的世界，弥漫着一种古朴、神秘的气氛。

这种神秘感首先在于情节的建构、设置。作者把写通俗文学作品的一些技巧置于纯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使得雅俗合流、真奇并举。他以充满激情的、非平凡的、非寻常的想象能力去构置情节，突出与强化矛盾过程中的超常性、复杂多变性，以便更准确地表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样不但使作品的形式获得了令人兴奋的阅读效果，同时也使作品的含义获得了多方面的拓展。他善于设置悬念，巧用机关，使情节密集、紧张、曲折、多变，突出强化情节发展中的异常性和怪诞性，但同时他又忠实恪守生活的现实性，可信性。如在《红旱船》中，喜梅子与丈夫八贵相亲相爱，日子过得美满富足，可她放着捞海鲜赚大钱的事不干，偏要丈夫去做个“文化人”。结果，她流汗吐血拼尽了性命，还搭进了5万元的家底和自家的酒店，也使得勇猛强悍的丈夫变得胆小懦弱，最后离家出走，成为人生的悲剧。又如《苦雪》中，年轻的海子用枪打海狗，当他把枪又对准一个扑向枪口的海狗时，才发现倒在枪口下的竟是老扁。

在结构技法上，作者以虚实、曲直、蓄放、顺滞、奇巧、衬托、隐露等关系的变化，造成了作品的神秘感。同时作者还借鉴了现代派的一些创作技巧，多用一些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由于象征本身所包容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作品的神秘气氛。如小说的题目，《太阳滩》《苦雪》《秋殇》《蓝脉》《红旱船》《躁潮》《闰年灯》等，都蕴含着很深厚的内涵。

在创作中，作者十分注意氛围、情境的营构以及渤海风情的显示。那浩荡奔涌的大潮，古朴原始的宗教仪式，奇特怪异的歌舞曲艺，构成了独特的雪莲湾文化氛围和文化个性。异风异俗交构成一种典型的雪莲湾世俗风情画，弥漫着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如《白纸门》中的白纸门是雪莲湾特殊的地域性习俗。这里的渔民视白色为纯洁，他们要在大门上贴上用白纸剪成的各种门神，这样就会避邪驱恶、祈求福祉，但人们的精神品格就在避邪祈福的过程中同样得到浇铸。因为任何风土习俗，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延续发展，都会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如老牤子耍闹古老神圣的龙帆节，海骡子独闯凶险的海滩，老扁赤手空拳与凶狠残暴的海狗搏斗，老顺子为驱邪找来海草扎成草人烧掉等。正是在这神奇、诡秘、凶险的环境中，呈现出了他们剽悍、勇敢的性格。再如对雪莲湾上龙帆节、朝海节、醉鼓节、旱船会、灯会、篓子灯会等等都描写得那么富有情趣，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为人物的独特性格设置了独特的环境。作者正是以这种浩荡的气势，酣畅的笔墨展示大海的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烘托渲染出当代渔民的剽悍、勇猛、威武，使他们的性格在大海的映衬下光彩夺目。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仁山善于将很强的诗画观念引入小说，如《风潮如诉》中黑洞洞的豁口，混浊浊的浪头；《白纸门》中雪白的纸门，黝黑的铁锅；《红旱船》中红的灼目、绿的喜人、蓝的耀眼的旱船；《太阳滩》中鲜亮亮的海水，黄澄澄的月牙滩，黑乎乎的黑泥滩，红彤彤的老帆船；《秋殇》中赤溜溜的日头，白花花的盐疙瘩，昏蒙蒙的海雾，银灰色的浪花……各种色彩光辉夺目，浓重淳厚，扑朔迷离，变幻无穷。这种对色彩的大胆强调与夸张，以及短句、长句、重叠句的巧妙组合，形成了一种古朴、浑厚、神奇的艺术氛围。如《秋殇》的开头：

赤溜溜的日头在膨膨炸开的浪头子上滚滚跳跳了一阵子，就噗嗒嗒被海水吃了去，吐一弯浑厚的灿红，天景像烧了一样。憨憨的船在阔阔的海里搅来搅去溶成糊里颠盹浑浑沌沌的一团。灰不溜秋的老帆拥拥塞塞咿咿呀呀一扯一甩地龟缩进孤零零肉赘似的泥岬里。大浪掀出重浊湿润的闹响，在如烟如梦的癫狂里嘲弄着渔人日子的狼狈。

作者宛如一个油画大师，把各种色调浓重地涂抹在一起，传神地表现出了海边“发天”的景色。

在“雪莲湾系列”小说中，关仁山用“雪莲湾”独特的地域风情来表现强烈的地域文化和人物的典型性格，那浩荡奔涌的大潮，古朴原始的宗教仪式，奇特怪异的歌舞曲艺构成的雪莲湾风俗画、风情画，因而使得“雪莲湾系列”小说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著名论家雷达多次评介“雪莲湾系列”小说，《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称关仁山是邓刚和杨显惠之后的“又一个海的歌者”。

二、建构“平原系列”

作为农民之子的关仁山，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进程，了解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生活，写出中国的农民生存状态，在2001年，关仁山主动要求到曹妃甸（原唐海县）做挂职副县长，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他和那里的基层干部、农民打成一片，并在那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创作了被称为“农民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以及《红月亮照常升起》《平原上的舞蹈》等中篇小说，共同构成了“平原系列”小说。他认为“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命运”。他把“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作为自己的创作目标。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下的话语立场切入转型期艰难而苦涩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了深刻的批判力量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表现了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以及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自身命运的变化和精神世界的拓宽，真实地摄录了农民在社会进程中行进的步履和心灵流变的历程。因此，有些评论家把“农民三部曲”誉为新时期以来的《创业史》。对此，关仁山这样说：“《天高地厚》《麦河》展现中国农村近30年的历史变革、摆出农村存在的问题不同，《日头》不仅仅摆出了问题，而且试图探索农民和农村的出路，试图从制度、从文化、从思想的高度，探索时代困境的解围方向。”可见，《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全面地反映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史，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进步的美好图景，揭示了新一代农民建设家乡的心路历程，有历史的跨度、时代的高度、哲学的深度和美学力度，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赞誉，是可以称为新时期以来的《创业史》的。这是因为：一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写出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和发展走势。“农民三部曲”深度表现了农村的社会变革，深刻地逼视农村的现实矛盾，表现了乡村精神和土地情怀，全面地表现了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史。如《天高地厚》以三个家族、三代农民的感情纠葛、命运遭际为主线，表现了中国农民对家园土地的深切依恋、保护和开发，对悲苦命运的不屈、苦斗和奋争，充分说明只有改革才能彻底改变农民的命运和土地的命运，充分开发和实现土地的价值。《麦河》真实地表现了中国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冀东平原百年乡土变革史进行了细密梳理。《日头》生动地描写了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波诡云谲的巨变，通过金家、权家、汪家、杜家几代人错综复杂、交缠纠结的关系图谱，鲜活地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北方农村斑斓多彩、震撼心魄的生活画卷，达到了对“乡村中国的深度书写”。

（一）对农民血浓于水的感情

关仁山对农民血浓于水的感情，他曾这样说：“一是我对乡土，对农民的苦难与疼痛有切身的体验。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儿子，我母亲现在还是农民。虽说进城和我一起生活，我是省作协专业作家，但我还住在县城，叔叔们种地，我母亲的地也是叔叔们代种，和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的苦难，他们想什么，我有很真切地了解，第一个触动我的，就是生活本身。再一个是文坛现状，作品要由对农民有感情的人来写”[2]。可见。他回归土地的原因细究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土地的深情，即浓重的乡土情结，如上所述。二是对农民苦难和疼痛的切身体验。我们知道，新时期的中国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农民“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包产》、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都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人的尊严也得到了恢复；而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光凭种田不能致富，还要摆脱土地的束缚，到城里去开拓生路。这些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农民摆脱了极“左”路线后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命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是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宁静和谐的乡村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使传统乡村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结构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随着工业对乡土资源疯狂的侵害、掠夺，人们所歌颂和向往的田园风光大都不复存在了。在城乡的对峙中，受伤和受损的自然是乡村，农民也必然是受伤害者。家园被损坏，利益被损害，尊严被损伤，这一切对从乡村成长起来的关仁山来说，感到了无限的伤感和伤痛。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乡村的现状进行了真实地叙写和深刻地揭示，表现出一种对乡村文明的守护和重建的渴望。于是关仁山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还乡”，深度地介入农村生活的底层和深处，深刻地揭示农村的矛盾和焦点，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痛苦、迷惘、觉醒和奋斗的过程。三是当下的文学对土地的疏远和背离。文学对“三农”问题这个中国时下最基本的问题表现出了少有的淡漠甚至是冷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写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历程一直是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而时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背离了农村，也远离了农村。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紧要、最艰巨的症结”[3]。所以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关注农业一直是文学创作的要旨和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时下农村题材的小说却陷入了困顿，甚至是危机。农村题材的匮乏使得关仁山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农民见不到描写他们生活的作品，见到的都是戏说、歪说、瞎说等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作品，不仅造成了审美向度的误导，扭曲了农民的审美心态，也必然造成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以后尽管农民的生活可能进了小康，但必将造成物质丰裕和精神缺失的二律背反的现象。尽管也有一些反映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却脱离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对乡土表现出一种虚妄的溢美、田园牧歌式歌颂，使得人们以为农村已经是小康生活了，达到了精神文明生态村的水平了。其实这仅仅是少数的样板，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还是相当贫困的，更何况“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悲剧还不时地在重演。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关仁山对此比他人清楚得多。他要用自己的笔写出当下农民的真实境遇，以纠正文坛的偏颇。他曾这样说过：“……农村题材的小说明显衰弱了，好像成了不合时宜的陈旧话题，是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道就要随声附和，把农村放下不理了吗？”“这些年，除了赵本山的喜剧片，农村题材只有《党员二愣妈》这样的短剧，没有正面触及矛盾，写改革历程的。播放《刘老根》的时候，我到农村转了转，问农民怎么样，他们说，看着挺好看，但是不解渴，农村现在很复杂，没有触及我们的深层次的矛盾，不解渴的原因就在这里。好多矛盾绕着走，打个笑话就过去了。现在的干群关系十分微妙，而且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的转包、流动，农民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大变化。”[4]正是这些原因促使关仁山回归了土地，回到他精神的栖息地和生命的家园。他是要为农民创作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他要为农民写书，表现农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命运。他认为：“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变化是异常迅速的、复杂的、多变的，这就要求作家从客观上把握农村发展的总动向和总趋势，同时还要从微观上分析农民和土地上的具体事情，特别是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心灵上的冲击和命运上的起落。距离生活越近，就越难以把握，甚至被迷惑，很容易让人失去判断和把握能力。……写好乡村小说就像农民增收一样艰难，然而也正因为难，我才不想离开这个阵地，毕竟中国有八亿农民，在今天的形势下，‘三农’（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越来越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今天的农民怎么个活法？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比过去更丰富了。”“父老乡亲与多情深厚的土地一样，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是我们创作的源泉。”[5]正是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双重牵引使他从“雪莲湾”回到了平原。此后，他相继创作了中篇力作《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福镇》《天壤》等作品，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些作品都是他在生活中的真实所得和真切体会，如《天壤》的素材就是发生在他家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临近县城的某村的土地被开发区强占了，本是售粮大村的农民现在却要靠吃国家的救济粮度日。农民愤怒了，拒领粮食，强烈地要求归还土地，并集体上访告状。作家被震惊了。透过这触目惊心的生活现象，他又发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农民用血汗开发出来的金子般的土地被廉价地卖给了外国人，而这些血汗钱却被一些村、镇干部肆无忌惮地挥霍一空。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以后用以活命的本钱，农民们怎么生活?那些弄惯了土地营生的农民，用长满厚厚老茧的双手去收破烂、当小贩、打工，在城市中流浪，受尽了白眼，煎熬着生命。看到此情此景，使他呼喊出了：“没有了土地，下个世纪谁来养活我们？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正是这些浸满血泪的辛酸故事，促使作家为民代言，喊出了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压抑已久的呼声，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的苦闷忧伤。

后来他又到原唐海县（现为曹妃甸区）当协管农业的副县长。这里原为国有农场，机械化程度高，农业产业化进程快，农民有着大产业工人的先进观念和管理大农业的成功经验，代表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先进趋势。他积极参与县里的农业管理，并参与跑项目、搞开发，迅速地融入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之中。除此，他也经常到田间地头、村民家里，与群众促膝谈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跟着县委领导一起为农民解决各种问题。他说：“农产品闯名牌，我跟着去联系，打进韩国日本超市，县里安排我到山东寿光考察蔬菜生产，等等。”[6]他不但跟踪乡镇企业破产的全过程，还亲自为一个村的稻田污染案打官司。他把生活体验当成一种生命体验，用真心去感受生活，用真情去体会人生。关仁山曾不止一次地阐发过他对深入生活的全新理解：“我觉得现在深入生活，是一种古老的体验方式，要把生活体验发展到生命体验，最后升华到艺术体验，这才是文学所需要的。”[7]“就作家来说，‘三贴近’首先要培养对农民和土地的感情。”[8]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生活的感动，正是这对农民和土地的浓厚感情，促使他产生了创作激情和动力。他说：“我在乡村的经历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要冲破旧有模式，就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思想能够帮助我们穿透繁杂的现象，农村某些干部的腐败，一家一户生产的局限，农民过重的负担，产业化进程的艰难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惋惜也罢，忧虑也罢，惶惑也罢，时代的潮流依旧不可抗拒地奔流着，新的产业农民正在艰难的蜕变中萌芽、破土。正是这样的动因，每时每刻牵动着我的乡愁思绪，中国勤劳勇敢的传统农民的最后消失，将是很悲壮的一幕，我们的文学应该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9]于是他又相继创作了《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伤心粮食》《农民》《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等中长篇小说，形象地纪录了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历程，塑造了一个个含蕴着丰富历史意义和时代动感的农民形象，在社会和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尤其是《日头》，这是关仁山继《天高地厚》《麦河》之后“农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目前农村文学中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更加注意探寻人的心灵和时代的真相，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意识，以求写出反映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农业发展、农村变化、农民生活的具有史记意义乡土文学。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一改前两部对农村改革的歌颂，而是专注于对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封建流毒、延续至今的中国农民劣根性进行了揭露，尤其是对在改革开放以来，乡间势力与资本实力、官场势力的合谋联手对农村生活境遇的恶度破坏，对乡村文明的深度摧残都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度。如果说这部小说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精心之作，不如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我们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和外来资本侵袭，乡村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宁静和谐的乡村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乡村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结构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随着工业对乡土资源疯狂的侵占、掠夺，人们所歌颂和向往的田园风光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的家园被破坏，利益被损害，尊严被损伤，作为从农村成长起来和生活的关仁山，感到了无限的伤感和伤痛。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当下农村道德失衡、精神异化、文明衰落的境况和原因进行了真实的叙写和深度的揭示，对乡村政权的腐败和乡村文明的衰落进行了深刻地揭露，这对我们深刻认知农村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以“三驾马车”为首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由个体贫困的描写指向社会和民族群体，探讨了社会贫穷的历史原因，诸如现代化的负面性，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旧体制的弊端等，从而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心理共鸣”[10]。

（二）扎根土地：用文学积极回应时代

关仁山的作品是植根于土地的。虽然关仁山过去的创作（“通俗系列”小说和“雪莲湾系列”小说）与农村有一定的距离，却免除了他“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离。这种间距使他能真切、真实地看到了当下农村的“真面目”，这样他笔下的土地和农村自然就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后来他再度审视和观照生养他的土地时，深刻地感到：“写新农村生活不应粉饰生活，还要去写深层缓慢变化的那一部分，比如农民的文化心理的演变，‘三农’问题的发展轨迹，民间文化在农民灵魂深处的影响。”由于他对“三农”问题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和理解，所以他的作品就不再是浅表化地叙写和新闻式地扫描，而是通过对人物灵魂的审视达到对农民精神的观照。他注意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写出市场经济对于迟滞保守的农村社会的深层冲击，在新老两代农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对峙碰撞中显示出在社会转型期所引起得他们内心的冲动。他热切关注乡村社会变革，大胆深刻地逼视现实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农村改革利弊、乡镇企业兴衰、进城打工热潮、村镇政权建设等重要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必然的历史走势，深刻地表现了农民走向自我觉醒、自我选择地确立自主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写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乡村文明的衰落和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的生活境况。可见，关仁山的这些作品既是现今农村生活的实录，也是当下农民的生存写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动地反映了农民土地观念的演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农业的命脉。农民的生命价值与土地的价值紧密关联，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农民的这种土地观念积久年深，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多少更移。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观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福镇》《九月还乡》到《天壤》《平原上的舞蹈》，再到《红月亮照常升起》《农民》，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农民承包土地——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的进程。这些作品着力展示了农民土地观念的变迁和坚守，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农民心灵放飞到回归的轨迹。但这个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过程，而是人格精神、价值观念的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心理结构减去了保守偏狭的意识，添加了革新创造的成分。它证明了那种因循土里刨食、勤劳节俭的祖辈遗传下来的劳作方式的杨大疙瘩们（《九月还乡》）是永远也富裕不起来的，而只能被时代所奚落；同时也说明有了粮食并不等于什么也都有了，吃饱了肚子并不等于进了小康。进入21世纪的农民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种审美新质主要表现在，农民走出土地到城市中所获得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那种固守土地和传统方式的老一代农民将永远是贫穷的，心灵也永远是贫乏的。脱离土地、赚了钱又还乡的九月（《九月还乡》）和上完大学还乡的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表现了当代农民的一种改革的指向，一种创新的精神，使我们欣慰地看到传统意义的农民和传统方式的农业正在减少和消失，新一代的产业农民的正在形成和立体农业正在兴起。这就是中国农业改革的范式和发展趋势。即使是迷恋土地的韩成贵（《天壤》）、韩大勇（《农民》）在经历了经商以后，土地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那种死守死做的父辈们是不同的。韩成贵和韩大勇在离开土地以后，失去土地的痛苦使他们懂得了土地的金贵和如何开发、利用土地。这种痛苦的精神炼狱过程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净化和升华。韩成贵认为，只有土地富足，才是人类的富足；只有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这种土地观念的变化正是当代农民在经历了进城、还乡的过程后产生的心灵的蜕变、思想的升华。这些充分地显示出了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心理素质的发展变化。

当代农民的土地观念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发展变化是关仁山在生活中及时捕捉到，又及时地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农村所发生的这一切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农民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其真实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会孕育成长一批富有远见、掌握科学、敢于冒险的新农民。……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产业农民诞生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时刻”[11]。据此，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平原上的舞蹈》。在这篇作品中，他展示出了农民新、旧土地观念的激烈冲突，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土里刨食小农式耕作的鲜明比照。一代全新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民正在经济大潮的冲刷、淘洗中成长。他们代表着未来中国农民的发展趋势。但他又敏锐地发现，农民毕竟不是工人，农村不能都成为工厂，农村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是少许农村所走的道路，走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才是大多数农村所走得的道路。在他的家乡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钢铁村，大片的土地成为工厂，农民不再生产粮食。农民的生活境遇虽然好了一些，但吃粮和蔬菜都要从外地运。于是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农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造旧农业，还是用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来替代农业？他认为农村毕竟要以农业为主，农民毕竟要以种粮为生。而时下一些粗糙性的乡镇企业侵占了大量的农田，污染自然环境和破坏了生态平衡，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收益，却贻害长远。农业的发展要搞科技农业、产业农业，并要积极创设农村新的利益共同体，把现代化农业和市场流通结合起来。显然，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走的方向。

2.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精神素质的升华

农民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逐渐蜕掉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精神境界有了一个较大地提升，从而产生一种新变，在心理结构中添加了新质。这样，才能使其思想与日新月异的外在世界接轨，从而推动农村改革的进程，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九月还乡》及其续篇《冻土地带》等作品都是对当下火热生活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发现，一方面农民大批进城，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农民还乡。这些还乡农民，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打工人员。他们因为在城里无法生存，便又回到农村开荒种地。当他看到农村冬季里热火朝天的开荒情景，深切地感受到：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在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嬗递的瞬间景象。[12]于是他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九乡还乡》及续篇《冻土地带》，歌颂了乡下女九月把用青春和身子换来的钱投放到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上，在冻土地带上领着乡亲们开荒，建造美好的新农村。他在九月的身上发现了中国农民的美好品质，并用审美的形式予以呈现和歌颂。作品中的九月随着进城大军涌进城市，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她虽然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但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但她不甘心沉沦，回到家乡以后，便开垦荒地，兴办酱菜厂，后来又被乡亲们选为村长。她带领乡亲们致富兴农，使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九月是农村中不甘心贫困和落后的年轻人的代表，为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她做出了种种尝试，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她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行的脚步，仍在寻找和创建自己理想的物质和精神家园。这不仅仅是她谋生经历的循环往复，更标志着她又重新找回了失落的人生价值。这种观念的变化缘自时代的变化。在九月的身上凝聚着所有还乡人的理想和愿望。她们希望在家乡的土地上疗治和修补精神的创伤，重新建构理想的世界；在家乡的“冻土地带”开垦、播种，泼洒心血和汗水，渴求结出理想的果实。在《农民》中，青年农民韩大勇坚定地带领乡亲们搞现代化农业、以农致富不懈追求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当代农民的思想新质。韩大勇在瓦房店要兼并韩家庄的时候，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果断地回到了家乡。他已经自修完农业大学的全部课程，他要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带头打造现代农业，改造落后农村。他看到瓦房店靠钢铁致富，已经没有了土地，吃用的一切都要靠进口或从其他地方买进。农村不能都走这条路子。如果农村都变成了工厂，农民都不种粮食，中国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认为农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生产吃的和穿的。他积极开发韩家庄雄厚的土地资源，利用名牌产品、立体养殖改造旧的生产模式。他积极寻找水源，以解决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挖渠引水，他带头挖掉了自己的祖坟，组织成立了农工商总公司，并投入了自己的大量资金，积极打造农村新的利益共同体。关仁山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新一代农民精神境界和美好的品格，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向度。

3.深刻地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腐败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所反映的大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并鲜明地揭示了当下农村道德失衡、精神异化、文明衰落的境况和原因，深刻地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落后和腐败。这对我们深刻认知农村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关仁山“平原系列”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涉及到了乡村政权的腐败，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这些作品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尖锐地透视了腐败的形成的原因和反腐败的艰难。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揭示了异化的社会环境对乡村政权的腐蚀和侵浸。如官商勾结、黑白联手等。在世俗环境的影响下，乡村政权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钱财，而一些私营企业家也想利用手中的金钱收买政府官员们，寻找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权钱交易、沆瀣一气，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民风。如《破产》中揭示了黑恶势力与腐败势力的相互勾结是致使企业倒闭和崩溃的重要原因。作品这样写道：“马镇长的大舅子，开了个公司专往各个厂子倒废铁，转眼间发了横财，有人马有刀枪，没人敢惹他。二邦子口口声声说，白天俺姐夫当家，晚上俺当家。他在废铁里掺石头，一车废铁围着大秤绕三圈，质检员腰里有刀顶着不敢吱声。一出炉，出来的都是低质螺纹钢，有的没法用干脆填大坑了。”作品借用邓铁嘴的话一语中的：“这些人呐，看看他们一天都干啥？上午你整我我整你，中午你敬我我敬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搂我我搂你，企业不破产倒怪啦！”其次揭露了腐败的乡村政权无视党纪国法和民生的艰难。如《伤心粮食》中的村霸王福成为了掌握村里大权，先是贿赂徐镇长，后又投靠赵书记，与他们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当王立勤要挣脱他的束缚时，便雇佣亡命徒对其下黑手。后来他又借赵书记之手解散了农民协会，迫使王立勤逃离家园。又如《天壤》中深刻地揭露了各级政权滥占土地，乱搞开发区的官场内幕：“万书记和刘主任一伙没少发卖地的财，他们还拿村里卖地款出国旅游。”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卖地款，不向村民们公开卖地的钱。小说还借乡土地管理员吕淑红之口说出了逼农为商的残酷事实：“村里的耕地被各种开发区、工厂占了，路边店、砖厂，存的地闲置不用，白白地晒太阳，造成了乡亲们生活无着无落。像韩成贵这样的好庄稼人，靠做小买卖为计，俗话说无奸不商，让这样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做买卖，不是为难他吗?”这些乡村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横行乡里，为所欲为，成为一方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再次，作品还揭示了乡村政权腐败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强大的乡村宗法势力。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封建宗法势力在农村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一些乡村干部利用家族和亲属的合力来取得权力。《平原上的舞蹈》中徐早蝶的承包契约被撕毁，打下的粮食被抢，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她是个温州人，是个外来户，敌不过根深蒂固的乡村宗法势力。《伤心粮食》中的王福成为所欲为也是借助了宗法势力，使得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争。二是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所致。作品还深刻地揭示了一些乡村干部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大众的集体腐败意识所致。在中国民间历来有“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民族心理，这正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如《天高地厚》中人们对靠投机倒把而发家的荣汉俊的羡慕，《大雪无乡》中人们对潘老五劣行的纵容，《红月亮照常升起》中人们对李乡长的服从，都折射出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对代表农村前进方向的先进力量却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这就从文化的深层探究了如何产生腐败以及如何根绝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可见，必须要从民间文化基础和民间集体无意识来着手，提高农民的反腐败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

总之，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涉及了农村干部的腐败”，还涉及到了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13]等种种问题，深刻地说明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铲除腐败，摧毁陈腐的乡村观念，重新建构精神文明，并且强调了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4.痛楚地再现了乡村环境被污染的现状

在关仁山的作品中尤其是“农村三部曲”中写出了美好的乡村景色、田园生活被污染的现状，表现了作家对生养他的家园被破坏的痛楚和愤怒。如《日头》真实地呈现了农村的破败。日头村是当下境遇中农村的一个缩影，暴露了现今一些农村假繁荣真凋敝的真实境况。日头村因为钢铁厂的建立和铁矿的开发，使得生态文明遭到极大破坏，美丽的披霞山“成了光秃秃的和尚了”，铁矿的粉尘使得日头村乌烟瘴气，“植被被污染得百年之内都不会再生长了”。“燕子河污染成黑泥汤子河了，血燕喝了燕子河水毒死一片一片的”。由于污染，村里癌症病人也越来越多。权国金掌权以后，借搞城镇化之机，与开发商，强占耕地，强拆房屋，强令拆迁，以牟取暴利，逼使汪老七以自焚抗暴，使失地的农民变成失业的农民，只好靠打工或其他手段谋生；搬进楼房的农民因为没有牛棚，只好把牛赶进楼房的客厅来饲养。村里贫富悬殊在一天天拉大，权家和袁三定疯狂敛财，把资金转移国外，土地补偿款被权国金和开发商挪用和贪污，而村级集体资产却基本为零，村民上访告状无济于事。这些也都是目前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大雪无乡》也都深刻地写出了乡村企业的污水垃圾对土地、河水的污染，致使稻田的大面积的减产。《天壤》中写出了美丽的乡野被污水、垃圾所玷污丑化的惨状。

5.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抗争精神

现在“三农”问题已成为农村的根本问题。乡村政权的腐败，苛捐杂税的重压，粮食价格的低廉，这些都是造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直接原因。“平原系列”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并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对农村腐败势力和不合理政策的抗争意识，以及自觉维护农民自身权益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土地流失的抗争。土地是农业的命脉，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而现在的工厂和开发商却在大量地占用土地。如《天壤》中写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地被开发区、乡镇企业等蚕食强占，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益和精神家园，与之进行了坚决地抗争。本是种粮的农民现在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而卖土地的钱又被一些干部所挥霍、贪污。“没有了土地，谁来养活我们？谁来养活中国？”韩成贵发出了压抑已久、振聋发聩的呼喊。二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如《农民》中的韩大勇在家乡土地被钢铁厂侵占时，要带领乡亲们进行抵制。但在权钱勾结和乡村势力的左右下，在选村支书时他落选了。他勇敢坚定地表示：“我不怕，我继续当我的农民！只要韩家庄还有一寸土地，我就要种粮！”尽管这种对腐败势力抗争的结果是失败的，却表现出了新一代农民保卫土地、重建家园的思想新质。三是对不合理政策的抗争。如《伤心粮食》写的是农民王立勤因为粮食卖不出去，愤怒地用火烧了自家粮食，用这种方式抗议粮食政策的不合理。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差和粮食政策的偏误，使丰收的粮食不能及时调剂，从而得不到一个相应合理的价格，以致造成“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与旧社会农村相似的悲剧。尽管王立勤的抗争是个人式的、甚至是不尽合理的，但充分表现了当下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和敢于与暂时还算强大的丑恶势力的反抗精神；尽管这种反抗的结果是无用的，甚至是悲剧式的，我们却看到了新一代农民的为了自身利益而敢于抗争的精神。四是对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的抗争。如在《天高地厚》中鲍真在竞选村长时遭到荣爷和冯经理的暗算，受到未来丈夫梁双牙的误解，也受到来自乡亲的敌视。在她求生存求发展的一次次奔突中，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如影相随，束缚她的手脚，使她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红月亮照常升起》中，当陶立“红苹果”大米走俏韩国市场时，乡长李尔熊便要她将村民们的普通大米假借红苹果大米卖出去。当她拒绝了这个卑劣的要求时，村民们便破坏了她的农场，“九十亩的苹果园也被抢劫一光。还把看守果园的雇工给捆绑起来，嘴里塞上一个烂苹果”。可见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但她们都没有屈服，而是为了实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深刻地揭示了乡村文化的被毁坏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深重基石。保护乡村文化亦是保护中华文化和文明。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环境对乡村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极度破坏。如《日头》中的日头村是一个文化村，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说村里出过文武两个状元，三十一个进士，六十八个举人，出过上书、侍郎、翰林和御医”。“天启大钟、状元槐和魁星阁”是日头村的文脉，也是日头的文化符号。尽管几百年来，作为文状元的金家和作为武状元的权家作为日头村的两种势力进行过无数次争斗，权家人聚众砸天启大钟，拆魁星阁，金家人最终保住了文脉。但在“文革”中魁星阁毁了，大钟埋了，小学校长金世鑫也为了保护天启大钟吐血而死，最后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老槐树也险些被锯掉。但在半个世纪后，开发商与村官勾结在日头村盖楼时，却为了既得利益，还想把状元槐挪移挖掉。后来，人们搬出了日头村，住进了楼房，这时“状元槐突然不绿了，枝枝杈杈，枯了”。这喻示了乡村文化彻底衰落和乡村文明的最后消亡。但作品中也表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捍卫和守候，金沐灶和他的母亲以及乡亲们誓死保护状元槐，金沐灶为了建魁星阁九死而不悔，最后重新铸就的天启大钟被重新挂在了状元槐上，钟声响彻日头村。“状元槐又活了。它的枝条又绿了，它又突出了新绿叶，嫩嫩的，彰显青春活力。状元槐死而复活，预示着啥呢？”这预示着中华文化一定会复兴，乡村文化一定会复活。

7.诗意地展示了农业的美好愿景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不仅写出了农村现实的严峻性，也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用作品给人们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他曾这样讲：“我们的文学应该是鼓舞人，给人展示美好的东西。改革的火热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激发着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同样感染着我们。从更高的视点去考察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来强化文学的功能。”[14]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文学要能够“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或憧憬”[15]。他善于从农村的大视野中观照生活中的美，并把它表现出去。关仁山在创作中一方面写出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宏阔远景，指明了现实转化为理想的途径。他的《红月亮照常升起》就是一篇反映和描写了如何打破小农体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好作品。我们应该看到，二十多年前农村小农式的承包模式虽然挣脱了“左”的路线的束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使农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但并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先进的。相反，现在看来，它制约和限制了农民的创造性。因为靠这种单干式生产、分割式土地是不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怎样由小农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向大农业的产业化模式过渡？《红月亮照常升起》用形象的方式做了解答，并对农业进行了前瞻性的瞩望。主人公陶立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农民。她农大毕业以后，也有过“北漂”（在北京找工作）的想法，但北京并没有她的生存空间。她毅然回到了故乡——生她养她的地方。学农业的大学生只有在土地上才能结出理想的果实。回乡后，她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农业开发和建设。她承包了进城农民的大量土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降低农产品的成本，使用污泥发酵做肥料搞“绿色生态农业”，试行稻蟹混养的立体农业，并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实施名牌战略，利用网络信息和营销策略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她所进行的这些农业革命都是对传统农业的超越，在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前瞻性的目光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做了客观而充满诗意地预测，对尚处在萌芽状态中却代表着农业未来走势的产业农业做了充满激情地描绘和展望，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可以说这是一幅农业改革的蓝图，可以用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模式。

关仁山不仅展现了现代化农业的美景，还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天高地厚》中的鲍真与陶立的经历有很多相近之处。她也是经过进城打工生活的历练又回到乡土上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她高考落榜后进城打工，曾经当过保姆，买过原始股。在手里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便回到故乡开拓自己的理想之路，寻求多种发展的途径。她开垦荒地，办奶牛场、酱菜厂，种水稻田养鱼，经营棉田。在有了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后，开始搞绿色生态农业，办农村经纪人协会，闯北京市场，创农产品品牌……她不仅创办新型的农业，还积极参与村镇政权建设，当过村长助理、乡土地管理员。这充分说明，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进城谋生的历练，以陶立、鲍真为代表新的一代农民已经激发、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潜能，寻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又适应社会的人生之路。她们在改革开放的洗礼中成长，又以她们自己的实践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见，从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即要有像陶立、鲍真这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经过改革历练的新一代农民；要打破小农式的农业模式，建构现代化大农业的宏伟蓝图；要有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和配套工程。这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可以实现。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农村正如同《红月亮照常升起》和《天高地厚》描写的一样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曙光，在新的一代农民身上正焕发出建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勃勃生机。这正如关仁山所讲：现在“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乡土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16]。关仁山也正是这种对农村的亲近和理解，对农民的关心和爱戴，才使他向农民的生命意义发出了凝重的叩问，从普通农民对传统生存模式的突破和对新的生产方式建构的艰难历程中寻找出了他们的精神美质和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景。

（三）继承创新，用新的创美形式表现生活

作为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关仁山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方法。他认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就必须坚持‘三贴近’，要求作家自觉地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17]他的“平原系列”小说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态势与社会生活同构顺应，积极地吸纳各种模式，大胆地借鉴运用其它创作方法中的创作技巧，以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客观冷峻的写实手法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是以鲜明的写实风格，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时下农村的生活境况。他将平凡而又平实的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以写实的手法朴素而又逼真地再现出来，成为具有鲜明写实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他深深地知道：“艺术是真实的表现，唯有艺术的真实才是至高的真实；现实以外的一切，也就是说由某种‘撰述人’所杜撰的所谓现实，都不过是撒谎和对真实的诽谤而已。”当然“忠实地摹写现实是不可能的，只有以创作精神的力量来忠实地复制现实才是可能的”，“这才是忠实的创造”[18]。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导下，他“首先力求忠实而生动地再现他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获得印象”[19]。

他的《九月还乡》《天壤》《平原上的舞蹈》《伤心粮食》《福镇》《天高地厚》《麦河》等作品都是取自现实生活的真实素材。这些作品几乎对生活做了如实的描绘，表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歌颂了农民的坚忍和顽强，凸现了农民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正如有的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是“新现时主义”一样，他的小说侧重了时效性。当然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沉淀，但时下农村所出现的问题使他“来不及等待”，必须及时地用文学的现实来反映，为农民“鼓与呼”，以求得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如在《天壤》中他喊出了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压抑已久的呼声，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苦闷忧伤。土地的大量流失，农民的流离失所，使得他痛心疾首，他把所有的热望和企盼、焦灼和思虑都倾注在失去土地的农民韩成贵形象的塑造上。并以此为轴心，网结各种世相人情、社会关系，剖解买卖土地的表象和内幕，串联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同时，作者也试图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追还土地，扩大土地提供参照。《平原上的舞蹈》也是根据他听说的一件事创编而成的：有一对从温州来的夫妇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承包了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十五年。由于他们的勤劳和科技开发，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这时农民眼红了，想夺回自家的土地，结果造成了悲剧。他据此创作了这篇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他将农民新旧土地观念的激烈冲突、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土里刨食小农式耕作的悬殊比照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并深刻地指出了小农经济思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乡村宗法势力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桎梏，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一代全新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民是如何在经济大潮中冲浪、拼搏勇敢地成长的。

2、多样化的结构模式

在结构技法上，作者采用了多样化的结构模式。在一些作品中采用了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情节的设置按着故事发展的前后顺序一线贯穿，没有挪移或倒置，即单线结构模式。如《农民》就是以韩大勇由城返乡，带领乡亲们保护土地，科学使用、开发土地的历时性结构而建构的。有时作者也使用两条线索来表现人物性格和事件的发展，即复线结构模式。如《红月亮照常升起》中描写陶立的成长历程，一个是她的事业线，另一个是她的爱情线，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失意给她的命运带来了神秘的“变奏”。正是这两条线的交织进行，成功和失败互为衬托，得意和失意的鲜明比照，使得陶立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有的作品还运用了回环式的结构模式，即作品的起点也是作品的终点，人物行动的轨迹是一个圆形。如《九月还乡》《伤心粮食》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九月离乡又还乡，王立勤离城又返城。这些人物行动的出发点后来又成为他们结束行动的终结点。正是在这个行为的圆形动态中，显示了主人公性格的复变性和多样性，丰富了人物情感和心灵世界。有一些作品还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式的结构模式，即利用场面的变化和对话的繁多甚至是电影转换的蒙太奇手法来加大作品的容量和信息，使人物性格能够得到最集中最深刻的展现。《福镇》以福镇为平台，让福镇上各种人物登台亮相，并将各种矛盾焦点都集合在镇长陈凤珍的身上。如何使经济落后的旧镇成为使乡亲们致富的福镇，同时又要防止使福镇成为“腐镇”，完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使她如牛负重、如履薄冰。一个个复杂的斗争场面，各种人物性格的激烈碰撞，使得福镇成为20世纪末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但她不辱使命，突破了重重困境，创办了多家乡镇企业，使福镇成为欣欣向荣的幸福之镇。在《天高地厚》等作品中还运用了“复合式”（或曰交叉式）的结构模式，即集各种模式于一体，或各种模式交叉混合，体现出结构的复变性、情节的生动性、矛盾的复杂性。在《天高地厚》中的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交织出现的复线结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的“心灵活动的结构”[20]，悬念设置、情节突变的戏剧化结构，尤其是汲取了中外小说中的利用曲折复杂、离奇多变的情节来推动小说故事的进展，扩大叙事的张力，建构起多线索、多信息的复合叙述的平台，不同特点的故事反复交叉、穿插、融合，使得三个家族、三代农民的爱恨情仇、坎坷人生在改革大潮中交织展开，成为一幅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斑斓画卷。显然，这对打破传统的结构模式是有着开拓意义的。《麦河》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叙事角度和叙事人称，把故事讲述得波澜激荡、出神入化。作品中会讲鼓书的盲人艺人白立国和他的苍鹰“虎子”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叙事者。这只苍鹰活了100岁，是村庄历史的见证人，它熟悉所有家庭的底细和过去，同时它还会预测未来。白立国也能与死去的人对话，了解过去的事情。这样，通过这两个叙述者把村庄的过去和未来都有机联系在一起，显得别开生面。

3、质朴生动的语言风格

小说的美学品格首先依赖于语言的表现，也就是说小说的整体艺术效应依赖于语言的美感效应而体现出来。“平原系列”小说的语言有着独特的审美特色：冷峻客观，质朴生动。这种语言的审美效应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描摹生活的实状，传达时代的情绪和作者的感情，能起到强烈的造像效应、渲情效应；同时也能迅速地将读者的审美注意吸纳到小说文本中，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距离，进而产生审美的共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类小说运用冷峻的写实手法，幽默诙谐的语调、质朴生动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情景活脱、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21]“充满了生活的声响、色彩、韵味，生活的朴实与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深刻，始终保持着生活的新鲜感。”[22]

“平原系列”小说的语言还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对生活不作刻意的美化和净化，有时甚至不避生活的粗鄙和俗气，这样反而显得真实，并洋溢出生活的情味。这也是时下世俗社会的大环境使然。如《破产》的开头：

冬天里，田北县破天荒没刮西北风，东北风却是越刮越硬了。这就使人想起毛主席的话来，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穷露百丑，县城入冬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三多现象，赌博耍钱的多、东北的陪舞小姐多、小偷小摸的多。市场疲软，东北小姐的业务倒兴隆，城里妇女吃不住劲了，哭哭啼啼到县妇联告状，要求发动一场冬季运动，赶走东北虎还俺好丈夫。

朴素中带着趣味，平实中含着意蕴，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又写出了世纪末的普泛形态。但在这种幽默风趣中也充满了辛辣的讽刺，有很强的批判力量。如在《破产》中揭露官场腐败时，借用邓铁嘴的嘴写道：“上午你整我我整你，中午你敬我我敬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搂我我搂你。”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了企业破产的原因和社会腐败的根源。“平原系列”小说这种写实风格表现在语言上并不是单调滞涩，呆板死硬，而是质朴中充满文彩，平实包含生动，简约而富有韵味，总是在充满美感和弹性的语言中显现出一种审美的张力。

四、对“三农”的深度书写

对“三农”的深度书写是关仁山不懈的追求。他在“农民三部曲”之后，又相继完成了表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大地长歌》。可以说，这都是当下反映农民土地观念的变化更新、勇于开拓新型农业之路的好作品。在《金谷银山》中，作者深情地歌颂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对土地的深情和眷恋，对生活的热爱与创造和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同时，他还以前瞻性的眼光对中国农业“金谷银山”美好愿景作了诗化的描绘，给我们以信心和鼓舞。而《大地长歌》则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为背景，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生产劳动焕发出的热情与活力，生产力释放出的能量与效果，对农民新的方式的生活进行了深度描写和长景式的讴歌。

《金谷银山》是乡村振兴的成功图式，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形象展示。它生动地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新一代农民“把土地捧在手心里”的坚定信念，以及在土地上所创造的美丽与辉煌，对土地未来的追求与向往。让我们笃信：“只有土地富足，才是人类的富足；只有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同时，作者还以前瞻性的目光对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及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做了客观而充满诗意的描绘，“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或憧憬”（普列汉诺夫语）。

作者不仅写出了对当下的农业做了诗意呈现，还写出了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作品精心塑造新时代的“梁生宝”——范少山。他与梁生宝一样，有着勤劳肯干的传统品格、良善淳朴的美好人性、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博大胸怀；二人更为契合的是当年梁生宝冲破阻力，引进优良稻种，使得哈漠滩成为富裕村，而今天的范少山为了改变家乡燕山腹地白羊峪的穷困面貌，费尽心力找到了祖先留下的优质的金谷子而种植成功使得家乡脱贫致富。范少山与梁生宝不同的是，他的视野更开阔、见识更深刻、理想更远大，是更富有强烈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农村新一代的建设者。他从北京回乡以后，用现代化农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绿色生态”农业的开发，不仅种出了“金谷子”，还在农大孙教授的指导下，在家乡的果园培育出无农药苹果，结出了“金苹果”，同时还搞起了大棚葡萄、草莓和大棚菜，并进行土地流转，建成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把山里产的绿色生态产品推销出去，让外面的城市人认识大山里的绿色生态之美，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还为村里安装出了光伏发电和沼气灶，开发溶洞，办起了农家乐，使得白羊峪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村，过上了城里人都羡慕的绿色生活。在范少山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时代内涵。首先，他对祖辈留下来的土地和资源所进行的现代化式的开发、创造，带领乡亲们所进行的绿色产业之路、共同富裕之路，对现在农村个别人富起来而大多数人没有脱贫的农村单干式的农耕方式来说无疑有着批判的意义，对现今所进行的美丽乡村的建设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其次，在于他是离开土地进城又回归土地的农民的典型人物。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但在外面闯荡的日子使他懂得，只有土地才是体现他生命价值的地方，才是他精神的栖息地和生命的乐园。他在家乡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实现理想追求，这也使他对土地的价值和自己生命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正如著名学者陈平原所说的那样：“人类的不断探索，归根到底是为了在土地上更好生活，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土地也不再仅仅是具象的事物，而成为人们某种内在情结的象征——人一旦离开了土地，就会隐隐有一种失根的痛，尤其是在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之后，就会像婴儿去寻找母亲一样，本能地寻找土地的庇护，因为它最具有包容力和根源性。”这个道理在范少山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而《大地长歌》则细腻而深刻地表现了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过程中，农民对政策理解认识上的矛盾与冲突，单干后集体观念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劳动价值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婚恋家庭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制度的创新和探索，引领着想过上好日子的农民重新塑造着脚下的大地山峦与江河，让古老的泥土焕发了青春，让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奇迹成为了中国新农村的现实。这部作品可称得上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史诗，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用汗水与自我博弈中实践好政策、好制度的大地长歌。

在这部作品中，也继续体现了作家深厚的“泥塑”艺术功夫，塑造了新时代的“泥腿子”周东旺，这个有追求、有理想、有胸怀的新一代农民，以及焦云秀、金元宝、燕子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青年人。这些形象的塑造大大丰富了新世纪文学的人物画廊。

现在关仁山仍未止歇，而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热火朝天雄安新区的建设中，正在创作以雄安为背景的三卷本长篇小说《雄安，雄安》，抒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成长与希望，劳动与收获。这是雄安故事，也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

我们可以说，关仁山的作品是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农业改革的历史，也是农民精神蜕变的“心史”。他用“中国乡土文学反映土地文化这一母题的全新文化视角”，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历史的变迁中命运的变化和观念的更移，真实地摄录了农民在社会进程中行进的艰难步履和心灵的流变过程。现在，关仁山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书写农村生活最具有创作实力的作家。他以关怀农民，关注农业、关心农村而被称为走柳青道路，为农民写作的优秀作家。靠鲜活的生活之流，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命运史，可以是对关仁山30多年创作的集中概括。

注释：

[1]关仁山的“雪莲湾系列”“平原系列”均为杨立元首先提出和归结的。，如果说“雪莲湾系列”起始于小说《苦雪》，而“平原系列”则以《大雪无乡》和《九月还乡》为标志。

[2][4]解玺璋：《用文学记录历史的悲壮》，《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3]《人民文学》2002年第6期留言。

[5][9]舒晋瑜：《关仁山：在时代变革中抒写乡村情感》，《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2日。

[6][11][13]关仁山：《拓展新的文学空间》，《作家通讯》2001年第2期。

[10]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7]关仁山：《用文学描绘我们共有的家》，《文艺报》1997年2月4日。

[8][17]关仁山：《关注新农村是文学对时代的回应》，《文艺报》2006年5月25日。

[12]关仁山、杨立元：《喧嚣的世界，沉默的土地》，《文艺报》2002年6月1日。

[14][16]关仁山：《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18]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19]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总序》，《文艺理论译丛》1957第1期，第208页。

[20]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9页。

[21]青羊、直木：《反映生活追踪现实》，《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

[22]雷达：《生活之树常青》，《文论报》199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