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短篇小说的“艳歌”或“儿歌”

我喜欢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更喜欢叶兆言的短篇小说。二三十年前，他的《日本鬼子来了》《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去影》《艳歌》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0年代初，这几篇小说问世的时候，正值各种文学“潮流”依次开始涨潮、退潮，“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作为一股股文学潮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京的苏童、叶兆言几乎同时被裹挟进后面那两个“群落”之中。“先锋”也好，“新写实”也罢，他们任由他人评说，倒是从不计较。无论评论界怎样将其“归类”，如何“捆绑”“界定”和“命名”，他们只顾自己埋头写作，不问东西，始终按着自己的审美方式和写作节奏，推出自己的文本。当然，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一个作家的写作，最终只关乎文本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任何所谓“流派”“群落”都无法准确、恰当地概括作家独特的个性特征。几十年走过来，现在看，苏童、余华、格非、刘震云、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吕新等，当年那些我们所关注的“先锋作家”“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们，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他们很快地渐次发生写作上的“分野”。叶兆言在这一波作家中年龄稍长几岁，与苏童、格非相比，多出几年当工人的经历，又到大学里读书、教书。我想，是否因为叶兆言这几年当工人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生活经历，加之其得自于家传的文学渊源，令他底气横生，信心满满。在文学感觉上，叶兆言叙述的姿态和笔法，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使得文本更多地弥散出老旧、沧桑、平易的气息，充满极其浓烈的人间“烟火”气。在小说叙事和题材层面，他的小说注重呈现不同时空语境、情境中的世俗人情。最早成就他文名的“夜泊秦淮”系列作品《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边营》，在文坛名噪一时。这些秦淮旧事，金陵花雨，六朝沉梦，江南小城的市井、家族传奇，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盛与衰，悲和喜，风骚与艳情，嘈杂与变异，以及凡夫俗女、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戏仿民国春色，重现鸳鸯风月”，更是莫衷一是。在这一方面，王德威曾将叶兆言与苏童作过比较：“叶兆言铺陈没落而颓唐的家族传奇，尽管别出心裁，也不免使我们联想到苏童。《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还有《妻妾成群》等作，夸张豪门里的空虚浪荡，还有民国时期的慵散风情，已为后之来者，树下标准章法。苏童善于制造暧昧荒诞却又缛丽阴湿的环境，他的人物像幽灵一般地游走飘动，十足的世纪末风格。叶兆言的拟旧小说其实一向人味远多于鬼气。但这回他的人物局限在一个宜属苏童式的大宅院里，难怪憋也要憋得气体虚浮了。”①可见，这两位江南才俊的文字、文体、文本体貌和文字里散发出的气息，也不约而同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叶兆言文体、文风这一脉络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味，还隐约能够传达出小说“拟旧”之外的澄明意蕴。我也曾比照阅读苏童的《妻妾成群》和叶兆言的《半边营》，前者苏童“复原”或“重构”了一个江南旧式家庭结构的幽深、玄奥，后者通过一位风华不再的华夫人与其子女的勾心斗角，莫衷一是，揭示一个家族最后的萧疏和败落，叙写人生的凄凉和荒寒之意。两篇小说，都写人生冷暖，命运浮沉，世态纷扰，人物的心机，家族的颓唐往事。但苏童的《妻妾成群》的基调是向内的、压抑的、颓败而衰朽，人的欲望、人与人的争斗、人性的狂躁和绝望，几乎是没有理性内在规约的、几近疯癫的病态。叶兆言的《半边营》写出了一种亲情的猎杀和冲动，恩怨离合、尖酸刻毒中张扬着家族气运，惟妙惟肖。其间的人情冷暖，皆是由作者悉心的虚构、布局而成。一个是所谓“男权”统治的深宅大院，一个是母系中心的情感碎瓦残片，两者的确可以形成“互文”性的参照。有趣的是，苏童和叶兆言在写作发生之初，都将各自的叙述、虚构伸向历史——一个相对于他们的经历、经验都有些遥不可及的“地方”。而且，他们都试图从家族景象中演绎出历史、时间进程中的颓败之象，同时，他们更要写出大历史如何在俗世人性的演绎中逐渐消解。我感到，这一点定然是他们冥冥之中的、有意无意的奇思妙想以及玄思的渊薮。

“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之后，叶兆言还以“挽歌”为题，写出了《战火浮生》《殇逝的英雄》《殉情记》。如题所示，“挽歌”，必然与英雄、死亡、浮生、伤痛等题旨密切相关。看得出来，写作这组小说时的叶兆言，依然沉浸在“拟旧”和“重构”英雄昔日辉煌的奇思妙想之中。此后，叶兆言继续“不遗余力”地迷恋和生产“怀旧”之作，《花影》《花煞》两个文本，堪称人性、人情、欲望的奇观，俗世悲欢、叛逆性情，在叶兆言的小说叙述里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些作品，包括“夜泊秦淮”系列，都可以视为叶兆言对历史的描绘或“模拟”，是对“昨日之梦”的重温，是其向历史纵深处探寻的最初尝试。既是金陵的风俗志，是对“民国遗风”的白描，可以作为文化史来读，也是对英雄概念的再度诠释。加之《艳歌》《去影》《悬挂的绿苹果》等那些“市井故事”，通过书写小人物的情感变奏、卑微人生，探询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从而向我们展开另一个写作向度。在叶兆言不同的文本形态中，他的叙述形成不同层次的感觉和体验，无论是历史、人生，还是民国言情，侦探推理和悬疑；无论是“新青年”，还是才子佳人，还是烈士、英雄，民国新旧人物的世情百态，叶兆言不断扩张叙述的领地，举重若轻，在通俗的想象天地延伸出奇思妙想，家族或个人的迷踪和传奇。这样，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叶兆言写作的基本脉络和走向。因为创作题材的宽广度和略显驳杂，决定了叶兆言小说审美趋向、表现策略和文本情境的开放性。那么，如何梳理和描述其短篇小说写作的整体面貌、叙事美学和个性艺术气质，辨析文本的质地和价值，追寻叶兆言短篇小说叙事的腾挪、变化和自我坚守，也就成为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二

无疑，叶兆言的小说写作，以平易取胜，重视呈现人生、存在世相，并且从中勘察俗世生活的内在哲学意蕴。这一点，或多或少地与家学渊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想必他对祖父叶圣陶一辈所秉持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传统，怀有深度敬畏。因此，我们前文提及的，叶兆言与苏童、余华、刘震云等被“裹挟”进“新写实主义”浪潮，似乎顺理成章。因此，叶兆言的写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他一上手并没有坠入“先锋”的技术主义或魔幻写实“叙事圈套”，而是颇为自然地跌入通俗、市井、民间体貌的“硅谷”。这一点，他与被命名为“寻根小说”的阿城的叙事姿态、文本境遇倒是有十分相近的一面。

《日本鬼子来了》是我最早读到的叶兆言的短篇小说。现在我们重读这篇小说，尚能感受到1980年代小说“叙事革命”的气息。小说以“元叙事”的手法，目的是想牵扯出一个历史与当下相互“咬合”、彼此推进的故事。其实，那时叶兆言的写作，对形式的探索，完全是基于叙述的需要，他本身是极其不喜欢所谓“新潮”“先锋”的提法的。他认为，这种写作心态，多少还是有些浮躁，确实有当时的时髦气息。②但是，叶兆言始终认为，文学写作是一件个体的行为，一切都需要自己慢慢地发生和成长，叙事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写作中愈发成熟。费振钟在《1985-1900:作为技术性小说作家的叶兆言》中说：“一个慢慢成长的小说作家，怎么说都可能会成为技艺优越的作家，而一个不逐功追利以写作为满足的作家，也必定是一个能认真浸淫技艺的作家。这两者相辅相成，叶兆言作为技术性作家出现就不值得奇怪了。”③1985年的《悬挂的绿苹果》，1989年的《艳歌》和1990年的《去影》，这三篇正是叶兆言认真揣摩、“浸淫”技艺的作品。值得玩味的是，叶兆言在其中表现出的对于“技术”的态度，显得既暧昧又有趣。《悬挂的绿苹果》第一句是：“小说一开始，难免不说些无关紧要的废话，我们先从玩扑克牌说起。”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先锋小说”式的开头，似乎作者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玩弄”一些技巧，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平实而庸常，情节的发展，按照时间的顺序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中推进，反而让第一句成为全篇唯一的“废话”。作者仿佛要显示自己的老到：先锋嘛，谁不会啊。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回到自己叙事的正轨上，细腻、温和而客观地继续故事的讲述。对于1980年代中期那场“形式革命”，叶兆言有着自己的探索。他的创作中也有我们常说的叙事圈套、“空缺”等技术手段，但不同于马原的“你要认真你就输了的‘圈套’”。他的“圈套”，让人心甘情愿钻进去，其中的故事，会让你感觉不虚此行。可以说，叶兆言是1980年代中期为数不多愿意讲故事，并且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塑造的都是非常普通的小人物，简单的情感纠缠，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在情理之中。只是在一些细节处给我们留下较大思考的空间和张力，完全是对可能性的深入探索，只要反复玩味，就可以体味出人间的种种复杂滋味。

《悬挂的绿苹果》是叶兆言研究生在读期间的作品。小说中的张英，她的每一个处境，在世俗的裹挟中都不知所向，却在每一次人生的抉择中遵从自己的内心。连她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嫁给青海人，但他们还是走入了婚姻，叶兆言却没交代她是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当所有人都认为他俩肯定会离婚，而最后的结局却是她跟着青海人离开了南京。故事虽然不是以爱情开始，却在爱情的可能性中结束。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内容，并不是作家有意制造的噱头或离奇的情节。叙述在第一句话之后，就把叙述人从作品中抽离，让张英的可能与不可能，完全遵从人性的本能。张英在《去影》中的性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因身份的不同，则呈现出另一种人生形态。在这里，她是一个在工厂工作多年的已婚妇女，她依然相貌平平，没有了在剧团时不合时宜的时髦，却多了一些中年女人的风韵。她还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样在感情岔路上放弃理性而选择跟随内心，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这个世界。她甚至认为是自己无私的奉献，拯救了一个失足青年。而这个被“拯救”的青年，也沉溺于二人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性压抑的年代，张英是距离迟钦亭最近的“艳影”，所有对性的幻想、冲动和释放，在张英介于爱情和母爱之间的畸恋中获得满足。叶兆言喜欢“把玩”这种变换身份的游戏，在不同的作品中，使用同一个人名。《艳歌》中的迟钦亭，由工人变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没有因为知识改变性格，缺少自我意识的他，与沐岚的爱情和婚姻只不过是阴错阳差。学生时代，他没有勇气追求一见钟情的庞鉴清，若干年后，他也没有对她说出自己曾经“美妙的瞬间和永远的失落”。不论是张英和迟钦亭，还是沐岚和迟钦亭，他们都分辨不清也不会去分辨对彼此的情感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每一步都只是顺势而为，欲望和感情就像一张结满了疙瘩的网，无法挣脱也无力解开。生命在时钟和秒钟每一格的轻轻抖动中，逐渐消磨、毁损，成为人性也是人生的常态。现实中没有人会按照剧本演绎自己的人生，叶兆言用自己的理性，还原了大部分普通人的非理性常态，而不是用作家的权利宣判任何人的命运。

顾城在《世界和我》中的最后一段诗句是：“口哨是漂亮的叹息／它是星星发明的／在希望的天窗上／悬挂着绿苹果”。④无论之前的早晨是经历了胆怯、逃避、疑惑、挣扎，还是幻灭、恐惧、迷失自我，在第九个早晨，诗人还是点亮了希望，那颗悬挂的绿苹果意味着的无限可能。与顾城的“绿苹果”相差五年，叶兆言把他的“绿苹果”也悬挂在了张英们和迟钦亭们的窗前。有人说，《悬挂的绿苹果》属于“先锋小说”，而《艳歌》是叶兆言的“新写实”代表作，我认为，他的这几部作品都是写实，又从未离开“先锋”，他一直在与庸常的生活“周旋”，却又在人生的百态中不断地试探。同样的人名在不同作品中出现，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阶段中演绎人生常态，这难道不是先锋试验吗？《悬挂的绿苹果》的结尾，张英依偎在青海人的肩头，“她不知道他们的缘分究竟会有多长……将来的事，还很远，没人知道。船笛又是一声长鸣，这次很长，很长。”这是一个开放式结尾，也许张英和青海人离开南京后可以不受俗世的纷扰，在广袤的草原深处享受诗意的生活，但谁也不知道缘分究竟会走到哪里。《艳歌》和《去影》都没有结局，也没有暗示任何必然的可能性。《艳歌》中迟钦亭和庞鉴清静静地看着彼此，眼神中流淌的可能是荷尔蒙的冲动，也可能只是对青春美好的怀念，并不掺杂其他的情感。叶兆言似乎并不愿意满足读者的期待，而愿意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恰到好处的“空缺”，既满足形式的先锋性，也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如果《去影》的故事不是向着《艳歌》发展，上了大学的迟钦亭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可以从容地面对爱情和处理生活中问题，那么《艳歌》中与沐岚的婚姻和矛盾也就不复存在，或许，他们的人生都会被改写。

当然，没有人知道，第十个早晨醒来的顾城会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人知道明天的叶兆言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不可预期，惟有那只悬挂的绿苹果，应该才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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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4期

注释：

①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版，209页。

②参阅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试读本），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版，340页。

③费振钟：《1985-1900:作为技术性小说作家的叶兆言》，《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3期。

④顾城：《顾城作品 精华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版，4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