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他：桐城往事》：再现乡村不曾看到的风土人情
乡村题材作品，无论表现什么主题，都是离不开农村以乡人、乡景、乡风等特点为底色而加以展开的原汁原味的描述。鲁迅给萧军《八月的乡村》序中有这么一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句中的“茂草”“蝈蝈”“蚊子”等字眼，正是农村所特有的情状，如《红高粱》《白鹿原》《山那面人家》等乡村题材小说，已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但全景式的、似乎于不经意中精雕细琢再现乡村不曾看到的风土人情，《言他：桐城往事》则为迄今所见的第一部。小说中的刘大脚，端着红薯稀饭碗串门，家狗眼巴巴地等待着她扔红薯皮……这样的镜头，只有农村所独有，加上其经历，令人过目不忘，更别说小说中婚丧嫁娶、俚语谑言、绝妙对联等，难以言尽的乡村元素，融合于直击人心的人物命运故事中，耐人寻味。作者在质朴平实的叙事中，大量细节的描写和隐线的设置，平添了人们的阅读情趣。描述人物特征和农村社会现象，小说往往不直接告白，而是通过一个个小小细节，让人联想和思考，从而获得新的认知。如写男人们从不注意的“自然巧配”（小说描写雁阵与插秧人的队形两者相似），认为“飞行中的雁子是不拉屎的”，这里正是天上的雁阵与地上村民的队形相映成趣，既给人以“天人合一”的哲学遐思，又描写了农民劳作时的专注和辛苦。
在情节和结构的设计上，小说极具匠心。如表面让一个小拨浪鼓从头至尾在场，而实际安排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五爷却始终“在场”，始终与现实纠缠在一起。小小拨浪鼓，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故事前后，同时又设计了一个表面上不在场的五爷，实际上对刘大脚作为“寡欲”“男性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个“性别矫正”的作用。刘大脚，这位把幸福建立在自己痛苦上的农妇形象的出现，与五爷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刘义雄，用一句“他在外攒实力”之语，与其后来的武汉经历贯穿相连，而他在武汉的经历，又似乎与植纤厂的兴衰起伏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一人物身上，其性格和命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交融于一起，读来荡气回肠。
阅读《言他：桐城往事》，不由想到《文心雕龙》中《隐秀》篇：“……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这是刘勰的“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小说《言他：桐城往事》正是“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做到了小说中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具有的丰富含意和生命力，而这个“隐”，不只是这部小说的内容，还包括了对形式的审美，即“伏采潜发”“深文隐蔚”，只有“深文”和“隐蔚”的密切结合，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至达到“篇中之独拔者”的艺术效果。
总之，《言他：桐城往事》对那个时代乡村的描述，显示了作者对乡土的深情和言说的精巧。联想刘慈欣小说有篇读后感《山，在那儿》，有问登山者为何“登山”？答曰：“山，在那儿。”这一意境，不禁要问作者王顾左右：为何“言他”？我想作者的回答一定是：“他，在那儿。”
他，在那儿，在“桐城往事”那儿，在作者对乡土的深情和言述的冲动那儿。“言他”，有余味，余味又未尽……
（作者：张蕊青，系复旦大学教授）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