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以文记流年》：当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结构
阿来的确热爱旅行，但他的旅行有异于常人之处。今时今日，旅行早已司空见惯，成为大众消费的一部分，阿来却还倔强地保留了一种相当古典的旅行态度。他反复表明，在旅行时带一本书是他的习惯：去拉丁美洲，带着聂鲁达的《诗歌总集》，诗人基于那片大地的歌唱伴随了阿来整个行程（《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到福州和泉州去，或许行李中藏着一本马苏第的《黄金草原》，没带也没关系，阿来在当地找到了《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海与风的幅面》）；而恩施利州之行，则根本就是由书籍资料促成的，阿来想要看一看，此前在历史记载里读到的水杉发现之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水杉，一种树的故事》）。阿来的旅行习惯让人想起很早之前，那时候人们还普遍不愿意或不可能离开家乡，到一个陌生之地获得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体验还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少数的这些人，或被动或主动地风雨兼程，可并非只是到异乡去拍几张照片，吃几口小吃。那时候的旅行不是消费，也不是娱乐，而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在这种生命体验中，山河岁月铭刻进旅人的精神结构，而旅人的目光又反过来映照着山河岁月。
这样一种旅行将外在的风景充分知识化与审美化了，同时也让主观自我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旅行因而未必是到远方去看见他者，而重在到深处去认识自我。如此一来，则旅行何必一定与肉身的空间移动有关？它根本就是一种自觉人生的隐喻。对于阿来这样的旅人来说，旅行即是生活，生活亦是旅行。因此在这本小书里，我们读到阿来谈山，谈庙，谈酒，谈桂花，谈故人，谈书画，无不带有一种旅人的好奇心，好像生活里的每一事每一物，都足以构成一场冒险。在这些日常的冒险里，阿来同样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旁征博引、深思熟虑，更重要的，是深情款款。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阿来所谈及的对象，在很多人笔下很容易就变成可供赏玩之物；在阿来这里，却绝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古董架上。它们是行动着的，面对阿来，它们争相有所诉说。
阿来实际的旅行和精神的旅行，以及一以贯之的“旅行”态度，一再让我想到他在《回首锦城一茫茫》一文中花了大力气去追随的杜甫。在蜀地颠沛流离的杜甫，写了多少关于旅行的诗歌；但如果安定下来，要建造一座草堂，那么一砖一石，也可以是歌咏的对象。难怪阿来这么关注这位一千多年前的汉语诗人：那显然不仅因为两人都长久地客居在成都，更因他们共享着一种传统，一种中国文人的传统。选择使用“文人”这个词，而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诗人”、“作家”，是因为似乎唯有它能够逃脱现代意义的附加。“士”或许也可以，但似乎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更为广远的理想与诉求。相比之下，“文人”给人的感觉孱弱一些，但也因此强调了“士”这一身份侧重私我层面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当退居、独处，作为渺小的个体来面对浩瀚宇宙的时候，该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呢？一个有根底的文人，是超越了现代的专业分工，也超越了宠辱穷达的，能够始终将求知、思索与审美视为生活方式，不断拓展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丰富自己的精神结构。这样一种久违的形象，在阿来的这本小书中，再一次浮现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阿来会愿意将这些来源杂乱的文章放在一起，编集成册。这当中有创作谈，有读书笔记，有游记，有广义的悼文，有演讲稿，还有因采风而写的应酬文章。后者最令人惊讶。既为“文人”，难免接到些邀请，受到些款待，然后出于礼貌，写篇文章作为答谢。这样的应酬文章，写得好的不多，所以少有作家愿意收进文集，阿来则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我以为，敢于如此“例外”，固然是因为职业尊严——作为以写作为志业者，凡是出自“我”手的文字，无不可以见人。但根本而言，其自信和底气来自一种属于“文人”的生活态度——无论因为怎样的机缘，所有看似偶然的相遇，都自有其价值，而这价值应该为“我”所认识；至于写作，对于“文人”而言，本就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刻意创造，而是严肃生活中自然生发的倾诉。因而文章的质地好不好，与是否因应酬而作无关，而只与作者的精神强度有关——古人多少名篇佳作，不也是宴饮之余的酬答吗？
所以同样是看展览，品印刻，阿来看到的是艺术品背后的家族往事，乃至于四川一地的文教传承（《一家金石味前因，绍父箕裘倍百男》）；同样是游山水，赏古木，阿来思考的是现代以来中国自己的话语方式是如何被外来命名系统压抑，而又逐渐找到发声方式的大命题（《水杉，一种树的故事》）；即便是喝酒吧，阿来喝的也仿佛不是酒，他饮的是苏东坡的放达（《川酒颂》），是岁月与田野的酝酿与回甘（《正逢重阳下沙时》）。阿来丝毫也不掩饰写下这些文章的因缘——没错，是因为公务或是朋友的邀请，到这里来了，看了，也喝了，所以要写下点什么。但如果说这是为应酬而写，倒不如说这样的看、喝，然后有感而发，本就不但是阿来的世俗生活，也是他的精神生活。于是，这样写下的东西，也就更真诚，更坦白，更能见出一位当代文人的生命气象与精神结构。
我因此特别喜欢阿来在李庄的那次演讲，演讲的场合是李庄所在区的干部学习会。李庄古镇近几年做得有声有色，因为抗战时这里邀请和容纳了同济大学、史语所、营造学社等文化机构，所以现在李庄旅游也有一个特色，是和文学机构（如《十月》杂志）深度合作。如此一来，请本省的作协主席阿来讲两句，就再合适不过。通常这样的演讲，讲讲故事就足够了，至多再谈谈文学的价值，感念一下当地的善举，但阿来却讲得认真了起来。他当然也提到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谈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谈到了“士”“绅”两种身份、两个传统，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作用，彼此呼应。阿来强调“绅”作为土壤，对于保护中国的读书种子至关重要；这实际上也在向我们说明，当“士”走向大地，会表现出怎样绵长而坚韧的力量。阿来讲了两个故事：一个史语所的年轻人，研究做得不够好，就去金川当了县长，几任县长都不敢管的一个劣绅，他一上任就给毙了，自己当然也就因此而死；一位李霖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杭州美专派到丽江做调查，在中国人里最早留下有关丽江的材料，阿来因此关注他，却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后来发现他因搜集美术资料而接触到纳西族文字，于是退回书斋，默默钻研，成了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第一代中国学者。这两位近一百年前的青年，一壮烈，一沉潜，却都在艰难的时势里共同印证了阿来的一个判断：“士对自己从来都是有要求的”。
阿来讲李庄的“士”和“绅”讲得不仅深入，而且动情。在那些关于历史和传承的讲述里，当然同样有一个“我”在其中。由此来读这本文集的前两篇——关于写作《云中记》的创作谈——或许能理解得更透彻些。如果不是对自己有要求，阿来何必要等十年才来写那场灾难？十年之后又如何还能够书写那场灾难？十年里，阿来读书、旅行、应酬、喝酒、看山、看庙、看桂花，但同时又始终没有走出2008年的汶川。这样的背负，与在这样背负当中的行走与思考，同样呈现与印证了当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结构。——或许，就此而言，一般理解的“文人”两个字，分量确乎轻了一点。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