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者笔下的延安往事
1937年6月，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美国同行悄悄奔赴延安。在艰辛之旅中，他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将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红军领袖们的见闻用铅笔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除了文字之外，书中还刊登了一些难得一见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英姿。书中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必然性。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因其独特的视角和客观详尽的内容，堪称一部被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7，延安对话》的核心内容来自两本笔记，一本记录作者他们往返延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另一本记录着与共产党领袖的谈话。毕森虽着墨不多，但非常传神、准确，特别是对领袖们的言谈举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在其笔下，1937年延安时期我党领导人各具特色，但都神采奕奕。毛泽东那年43岁，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他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留着胡须的周恩来年仅39岁，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但他好像丝毫没有受到欧风的熏染，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他的言谈话语通常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朱德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大家都很想与他成为良师益友。
毕森在真实记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开拓了视野，解开了谜团。通过阅读可知，住在贫瘠的窑洞中，温饱都成问题，但是红军体现出的却是朝气蓬勃、民族团结、充满希望的精神状态。这种延安精神恰恰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基础上、在斗争极其复杂残酷的环境中产生，它引领了中国的精神方向。此外，本书还非常清晰明了地记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的缘由，并用鲜活生动、确证无误的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在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作者的延安之行，无疑是千载难逢的采访良机。本书最大的价值是作者对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采访。在亲密无间的融洽氛围中，作者与这些中国革命的旷世奇才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他与朱德谈论红军的军事力量，向周恩来请教国共统一战线的进展，与毛泽东纵论中国及世界局势。毕森所记录下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的确看到了这些人中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前瞻性、判断力，其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远见卓识。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在判读形势的时候会考虑到苏联、美国、英国等世界大国，他洞悉了美国为什么要进入中国、为何要支持国民党的深刻背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理想，尤为难能可贵。回眸1937年，共产党的这些领袖，就能放眼全球而规划中华民族的未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延安短暂的访问中，毕森等人习惯了那种无拘无束、亲切随和的氛围，被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他满怀深情地记录到：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回首往事，同赴延安并曾担任国民党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指出，共产党领袖当时接受采访所说的，其实都是后来的治国纲领，是党的核心理念。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信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描绘出前景和未来。党史专家陈晋指出：本书真实地记录下毕森一行在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的前夜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忠实地记录下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作者毕森坦言：“在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良机，得以对延安投去惊鸿一瞥，堪称幸运。”他们从延安返回之后仅5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本书的故事大致可以分成3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采访；在延安4天4夜里的见闻；在春潮泛滥的日子里跋山涉水、从西安驱车前往延安的艰辛旅程。延安之旅尽管横生波折、数度耽搁，堪称举步维艰，但那些充满戏剧性的小插曲，依旧值得青史流芳。尽管毕森等人只在延安短暂逗留，但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中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却影响了这位美国学者一生。正是由于奔赴延安的特殊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抗战期间，毕森曾公开发表过百余篇水准颇高的论文，因而被视为美国的东亚事务专家中的领军人物。1938年他的重要著作《日本侵华》出版，在西方人中率先对南京大屠杀残暴事实进行了无情揭露。由于在美国国内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挤，他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这所学校中国文化课程的奠基人。虽然命运多舛，但毕森仍严密而谨慎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笔记。
除去原著部分，《1937，延安对话》在附录部分还收录了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本书的译者李彦撰写的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有助于读者了解毕森等人的坎坷人生和此次延安之行的后续影响。当年同行的贾菲夫妇得知陕北红军缺医少药的严重状况后，返回纽约立即携手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并开展筹款募捐。1938年1月初，该委员会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小组赴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毕森的岳父威廉姆斯在中国生活了28年，亲自创建了金陵大学。毕森的夫人菲丝出生在中国，生长在秦淮河畔。正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毕森才踏上了赴华之路。1979年7月6日，这位天分极高却命运多舛的学者，远在异国他乡怀着满腹未尽的心事离世。掩卷遐思，尽管斯人已逝，但他高大的身影，曾经与当初鲜为人知而今永垂史册的伟人们擦肩而过，他曾与影响了亿万人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促膝倾谈，并为后人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我们将会永远铭记他为中国人民解放所做出的贡献。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