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打捞事实

周新民的文章，用“事实”这个关键词立论，同样分析了“临街楼”专栏与中国传统小说之关系。在他看来，作为“史馀”的传统小说，“最主要的功能是实录人物言行”，但“晚清之后随着外来小说观念的引进，中国现当代小说所接受的实录传统发生了‘变异’，对于事实的重视转化为对于真理的苛求”。如果以此为对照，那么於可训先生在小说里“重构事实和真理的关系”，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洞悉当前小说创作的弊端”。

——叶立文

近两年，於可训先生在《长江文艺》“临街楼”栏目开辟专栏，以“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为主打。这两个系列的小说深受读者喜爱。“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不仅呈现了鄂东美丽乡村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还表现了鄂东文化重镇黄梅独特的人文景观。上述印象自然是这两个系列小说给予我们最为鲜明的阅读感受。然而，於可训先生还给我们带来了更为深层次的思考。於可训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近几年他开始在小说创作领域发力，成为“新晋”小说家。然而，作为学者型小说家，他与一般小说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学者身份，他的小说创作有着更为自觉的小说创作理性意识和深厚的文学史知识作为支撑。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特殊性，我以为，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创作延续了他在学术问题上的独到思考。

通读於可训先生“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两个系列小说后，我发现，他通过这两个系列小说表达了对于真实性的思考。真实性是中国文学理论中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讨论真实性的路径：或情感的真实、或事件的真实、或真理的真实等。说复杂，是因为角度不一样，对真实性的理解差别很大。从小说家的立场来看，真实性似乎是一个无法说得清的话题。小说家对小说创作素材的真实性，恐怕难以有泾渭分明的判定：到底哪些部分来源于现实生活？哪些部分来源于想象和虚构？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能否从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感，小说场景和细节是否符合日常生活，都是判断作品是否真实的重要标准。而批评家则在学理上的思考也许更加复杂一些。一般说来，批评家对于真实性的衡量，也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事实的真实。在这个维度上，批评家和作家、读者对于是否真实的判断标准有比较一致的地方。在批评家看来，还有另外一个维度的真实：是否符合某种特定的真理。也就是说，一部作品是否真实，和这部作品所传达的主要思想主旨是否符合某种真理有紧密的关系。然而，何为真理？谁倡导的真理？谁认可的真理？由于真理具有抽象性和一定程度的主观性，真实性也就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於可训先生两个系列的小说，所选取的素材，自然是来源于作者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乡村教师列传”来源于於可训先生在故乡求学时的见闻。而“乡人传”所书写的人物也来自于故乡。很多人物，还是其自家的亲戚。所以，从总体上看，於可训先生所书写的人物、所书写的事件，都是来自于乡村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讲，两个系列小说的事件、人物，都可以经受得住检验和考证，都是事实。

之所以强调於可训先生的小说重视事实层面的真实，是因为在中国文学书写之中，事实意义上的真实是被忽视和压抑的。我们所接受的真实，包括我们作为专业读者所向外界传授的真实，常常受到真理的压抑。因此，事实意义上的真实，被真理所缠绕和覆盖。因为，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具有真实性，主要看作者通过事件的叙述是否体现了某种真理，而事实本身并不重要。然而，於可训先生在“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两部小说中，真实从真理的“怀抱”中滑落，赤身裸体地站在众人面前，以本真——事实——的面目示人。因此，事实从和真理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中剥离出来。《汉流大爷传》把事实和真理的这种关系表现得最为鲜明。这篇小说叙述了齐大爷的传奇经历。齐大爷本是乡村放牛娃，因为牛吃了秧苗，担心皮肉之苦，于是跑到了九江码头。在码头上，齐大爷无意之中加入了汉流。家乡伙伴三胖从事革命工作，因为对敌斗争失利，流落到码头上。齐大爷介绍三胖加入汉流。因为和三胖之间的亲密关系，齐大爷为三胖的队伍提供了不少弹药和药品。对于齐大爷来说，为革命队伍提供运输线路，更多的是源于江湖义气而非革命理想。日本占据九江后，齐大爷背着汉奸的骂名，为革命队伍提供不少方便。齐大爷对于革命工作的贡献，显然不是出于革命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齐大爷一连串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有革命之事实，而无革命之真理。对于齐大爷这类人，於可训先生称之为“遗烈”：“他们在历史上曾做过常人不能做的非常之事，因而对革命也有常人不能有的非常贡献。但这些人又往往因为个人身份特殊，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特别，不符合革命斗争的规范，因而难入正宗史家的法眼，也为熟悉正史的学者所漠视，故多不见于经传。”与《汉流大爷传》一样，《凉亭吴奶传》也是一篇在事实和真理之间存在缝隙小说。秀姑和杉树杪、三伢子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后来杉树杪、三伢子参加革命工作，部队转移过程中，杉树杪因为惦记爹娘的眼病，没有跟上部队转移的步伐，留在家乡。因为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杉树杪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为了帮助杉树杪脱险，秀姑和杉树杪举办了婚礼，利用亲情打动了国民党军官哥哥，最终摆脱了追杀。后来，秀姑还抚养了烈士的后人。秀姑的行为也从事实上支持了革命者。土匪老犟种支持革命，为革命队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坚决不加入革命队伍。秀姑、杉树杪、老犟种三人的行为，都有从事、支持革命工作的事实。但是，他们都缺乏从事革命的真理性。

《汉流大爷传》《凉亭吴奶传》两篇小说在真理和事实之间构成了鲜明的两极。它们虽然强调了事实，但是，并没有把真理和事实摆在鲜明对立的位置上。它们对于事实都保持尊重，而对于真理保持一定距离。如此处理真实与事实的关系在文学史上显得别具风格。中国新文学起源伊始，就格外强调真实性。其目的主要在于召唤科学，破除“瞒和骗”。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真实的追求就显得更为复杂。由真实出发，最终达到真理的高度，开始成为主要的诉求。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开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当代文学历经了探求真实性的曲折道路。十七年时期要建立起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叙述，事实无条件地为表达真理服务。而1980年以后兴起的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创作潮流，则从多个角度来解构真理，把事实的书写当做瓦解真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此一来，事实和真理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立关系。

事实委身于真理、事实和真理构成对立的两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考量真实性的两种重要方式。於可训先生的书写则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汉流大爷传》《凉亭吴奶传》也没有用事实去瓦解真理，而是以事实丰富真理。於可训先生把人物经历作为和时代有着联系而不是被时代所覆盖的方式来处理事实。《张先生列传》中张先生对于自己光荣经历的回避，《熊先生列传》以“腐”来面对时代的变迁，莫不是巧妙处理事实与真理关系的重要方式。于是，我们看到在於可训先生的小说之中，那些从乡野中“长”出来的各色人等，有着自身的奇特经历。《看相细爹传》《教师夏叔传》都书写了神奇的、活色生香的江湖生活。《阴婆二奶传》《歌子三嫂传》《伤心三姨传》《小吴先生列传》等，都书写了人物传奇人生经历。神奇江湖生活也好，传奇人生经历也罢，无非是以事实来向真理宣示存在的一种样式。这是於可训先生在中国1980年代文学惯于以事实来瓦解真理的书写策略之外的一种探索。

於可训先生“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两个系列小说对于事实的处理方式，如果要追寻其来源的话，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国小说传统复杂多元。其中一个重要传统，就是认为小说是“史馀”。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说被收录于史集之中。作为“史馀”的小说，最主要的功能是实录人物言行。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清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莫不如此。晚清之后随着外来小说观念的引进，中国现当代小说所接受的实录传统发生了“变异”，对于事实的重视转化为对于真理的苛求。于是，小说创作在叙述事件时，往往以某种抽象观念的真理作为裁剪事实的标准。而事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包括事实所包含的种种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被悉数剪除。作为学者型的小说家，於可训先生对于中国小说传统和中国现当代小说史自然烂熟于心，也自然能格外洞悉当前小说创作的弊端。为了重构事实和真理的关系，於可训先生的“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重新打捞起了事实。对于事实的凸显，让“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有着别具一格的风貌，有着独特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