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板上如何画下莲花
不能不说，这些话是我最近阅读一部小说而带来的启发。这部小说也不是什么新作了，而是2013年发表于《中国作家》第3期的《木板上的莲花》，后来这部作品被选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吴文君在访谈中也表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篇。
吴文君的《木板上的莲花》，写的是一个叫紫芳的女性，作为医疗队队员支援松廓镇工作，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978年，与她同时在镇上工作的还有鞠医生、药房小谢、护士小孙等等，而与“窗外是暮色中的山坡”日日相对、心平如镜的紫芳那年才23岁，正与远方的未婚夫吴懋林有着书信往来。但这样的平静被一次医疗事故打破了，由于阴差阳错打错了针，而导致人亡，产妇——小林老师扔下了刚刚生下的儿子去了另一世界，在小谢、小孙形成的联合说法中，紫芳一个人担下了也许并非她个人的责任，用小谢们的话说，三个人的错不如一个人担下来，所以在姜院长那里，紫芳的辩解也是无力的，而小林老师的爱人罗工程师到来，则提出了请紫芳照料孩子，紫芳将罗小光一直养育到15岁，而与吴懋林婚后也还有自己的孩子要养育，15岁的小光被罗工程师接走了，后来去了国外留学，鞠医生一次来见到紫芳，说是要与从海外回来的小谢一起聚会，但并没有对她发出邀请，世事转换之间，紫芳已人到暮年，其间小光来看她，送给过她一个木板，而在暮年之时，在为生活而搏斗的庸常生活的片刻休息时，她取出那块木板细看，原来上面的红色与绿色，并不是随意的涂抹，而是一个她从婴儿起带大的少年，给她细细画下来的一朵莲花。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但在叙事上还是埋下了许多伏笔，而最关键的一笔是，当时取药的小谢是在停电的情况下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去取的，而两支针剂的药名仅一字之差，到了最后，罗工程师与紫芳的对话也是非常有意味，罗工程师讲他从起初就不认为是她的错。但其结果却是她一人承担了下来，这场事故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作为事故的其他当事人，则都没受任何影响。我想，这就是木板上的那朵“莲花”的意义吧。也许只有和她朝夕相处了15年光阴的小光，才知道那被岁月的灰烬遮盖住了的真相。或者真相随着时光的流逝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代人之间相互辅助、相互支撑走过最艰难日子的那种亲情。
这部小说让我深受感动的，还有围绕这个有着巨大的牺牲心和包容性的主人公紫芳的心理刻画，它多是通过自然环境的描写而完成的，“一个人静静地闭着眼睛闻一会暮色的气味”，“松木的气味”，“走廊上鹅黄色的灯光”，“深青色的天，微微起伏的山坡的剪影”，这些细语般的语言，呈现着一个不善言辞却看重内心的女性的隐忍与坚韧，她默默地承担下了所有应该三个人共同承担的责任，她在心灵的真实上赢了那些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人。她得到了那朵“莲花”。那由一个少年的心送给她的真诚的敬意。
的确，这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在灵魂的意义上不回避拷问的故事，是一个人将心放在火焰中最终经由淬火而将生命交付给爱的故事。她只是爱，无私地爱，深刻地去爱，而那些逃避了责任的人也受到了另一种“惩罚”——她们始终生活在生活的表面——生活在无爱之中。
让我惊异的还有作家的叙述的节制，使得全篇氤氲着一种从容冷静的调子。这种风格在吴文君的《立秋之日》中也有所体现。李生要去桐君山给父亲做忌日，但不知身边的“瘦子”和其他三人一伙，在车上抢劫却没有抢他，一车人将没被抢劫的李生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认出李工程师，了解情况后放了他，而他也在一次等车时远远看到了“瘦子”等，他回忆起来曾经在一次乘车时见过此人，那时，李生曾捡到他的钥匙而递还给他，也许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善举使他幸免？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在乘车人与打劫者之间，李生显然无法融入任何一个群体，他只是一个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个当事者，一个受怀疑者，还是一个见证者，小说有一段，写无法在那天完成父亲忌日活动而被一车人强行送往派出所的途中的他的心境 ，也不多笔墨，“他尽量眯起眼睛，迎着吹进来的热风，那一刹那涌上来的眼泪，没有流出，吹干隐去了”。
这个故事从内核讲也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它通过一枚钥匙的送还，以及李生没有认出而“瘦子”却一直认识李生，两人在车上有散漫的对话——似乎在说明“瘦子”的良心未泯，他的良心之门尚未全部关闭。而对于李生，他长年形成的助人习惯也在关键时帮助了他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于李生而言，他并没有想到“因果”，只是本心而动，而大事当前，因果也许冥冥之中真起着作用。
文学究其实而言，不仅在写出现实的真实性，同时也在进行着一种善的劝告。从这个角度再看草白的作品，会有一些相近的感悟。小说《艰难的一天》有一种散文即视感，与作者的几乎所有小说一样，它写得散淡而豁达，着重意蕴与心绪的勾描，而对事件的终始结果并不在意。一个老人的养子因病躺在对岸房子里，这个环境便锁定了养子这个人物即便是以前曾参与贩卖灵芝、玉石，也不可能在现有的境况下有所行动，养子奄奄一息，身边是照料他的女人，还有前来的医生、理发师，以及来看望他的养父，这一天之所以艰难，在于这是养子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他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小说以水草、卵石、河水、沉浮物以及河对岸的隐隐的呼喊声，对应着一个送黑发人的白发人的心境，他不甘而又无奈，他在儿子最后一刻的挣扎和抗争而获得的“解脱”，也是被一层灰蒙蒙的雾霭遮住的。
与这部发表于《大家》2020年第1期的小说给人留下隐忍而阴郁的印象不同，小说《新年快乐》同样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要明快得多。《湖南文学》2019年发表的这部小说，如果不是怀有一颗细致虔敬的心去读，那么你可能会将目光只投射在诸如主人公梦见丈夫、梦境中的密林、深棕色的果子、阳光、风、女人脸颊上深褐色的斑点、平和的眼神、瘦小的身材、皱巴巴的眼睛、模棱两可的神情、鞭炮的炸响声等等，并为生活中的诸多细碎琐屑所迷惑，而忘记了这是一部写除夕那天，一个叫娜西的女人在自己的小便利店里等着年终清账，等着还钱的人前来的故事。丹丹、小宋、五梅、男孩、山上的少年，他（她）们纷至沓来，各有理由，或诉说着还不上钱的理由，或来要回娜西逝去的丈夫欠下的钱，而在日子的流逝中，主人公娜西的眼里出现的是这样一些景象：
“西北风在蓝色工棚的顶上猛烈而无休止地吹刮着……使得铁皮屋子都晃动起来，震得窗户和床架哐当响。”
“冬天里很少有那么白的云，纯粹，不含任何杂质，好像这云下的人始终生活在永恒之中，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日子的。”
“太阳照在那堵矮墙上，淡黄色的阳光发出淡雅而均匀的光芒，这是一年中最后一天的阳光。”
草白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是通过外部自然的变化而表现的，人与天的相互感应，造成了一种通感或者获得了一种同构，而同情与悲悯之感也跃然纸上。而在小说的结尾，是娜西手机上跳出的不知谁发来的讯息——“新年快乐”。新年轰然而至也好，平静到来也好，都在娜西心中引发出对即将到来的新的生活的热爱，而这热爱，也包含着那些由于各种生计原因一时还不上钱的她的“兄长姊妹”们。所以一切所欠也都是可以一笔勾销的吧。
不是吗？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基本的善意，在广阔的时间中，总是要比因了种种困厄而一时的亏欠要重要的多呵。而“莲花”的诞生又何其不易，它需经了泥、土与水的养分，才能最终长成。张玲玲的小说《M和W的故事》通过两个人M和W——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英文缩写第一个字母，探讨了写作之于个人、之于社会、之于心灵成长的意义。小说中的两人都是新概念作文竞赛的获奖者，多年的写作磨练使小说家W对如此这般写下去的青春小说内容和咖啡店写作方式产生了怀疑——“本质上写的都是同一个故事”，虽然场地换了、人物变了，但想象的贫乏与雷同也使写作的本质并无区别，使写作的意义遭到蒙蔽，写作作为生活方式的无趣与厌倦渐次产生，那么，在“一起见过的清澈溪流，蹒跚的白鸭，无穷无尽、潮湿苍绿的穹顶，以及穹顶下挥之不去的雾气”的现实与自然的表象之上，在时间空间的洪水深渊、烈火灰烬以及人与人的情感所发出的光亮与温存之上，我们（W、M）应建立起什么样的写作观念，而不仅仅流于日常的摹写，这才是这一代写作者应该自问的，小说并不是没有反思，可贵的是在反思之上她仍有建立之心——“我们不断讲着故事，我们也只有故事一种方式，我们讲了又讲，无非希望能从昔日的黑暗中，明晃晃地浮现出什么而已。”
《嫉妒》这篇小说的写作相对于此前张玲玲的创作而言，是一次有难度的尝试。它用了两条线交汇又分离的写法，写了许静仪、谷雪两位女性自1997年至今的成长史、生活史。而在两条线并行发展之中，我们又看到经由其他人物对她们两个人不同的生活阶段的介入，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复杂的生活面。总之，这是一部故意留下了许多线索的小说，而那未完成的部分，终要由阅读者参与解决。在这些多重线索的交错中，我们看到的是许静仪和母亲，谷雪与母亲，谷燕青和杜吉英，谷月红和陈建飞，许静仪和米薇薇，谷雪与沈静波，许静仪和顾睿，谷雪与吕鹏飞，从小到大，从亲情、创伤、爱情、友情一路走来的两位女性，由其生活经历的时间算，两位主人公大约与作者张玲玲同属一个年龄段，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小学到新世纪之初的大学再到今天步入社会，除了两条线的并行交错之外，小说还是一种散点透视的写法，如果不仔细阅读，会陷入各种人物复杂关系的纠缠之中，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作家细致而有力的调度能力，在杂而不乱的叙事中，她没有将她要去深入展现的这两位女主人公的心理发展与精神成长放在一边，而是紧抓不放，在阅读中，我有一种感觉，她是在为她这一代写心史。在两位女同学的成长中，那最初的“嫉妒”已荡然无存，她们各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与困难只能是靠她们自己。
小说在对女性成长经历的密集揭示中，仍然谨记对主人公深层心理的探索，小说中关于梦境的书写多次出现，“她不知道这些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和谁谈论，她只知道自己正磕磕绊绊地在这条漆黑的甬道走着，无法找到出口”。而在成长中的那些感受也是极度遵循心理的真实的，比如，“时间不像其他人那样，经几乎令人察觉不到的速度流逝，而是站在一条艰险湍急的河流中，河流下数不清的岩礁和水草，随时都可能割伤她，绊倒她，但她却没有什么办法去回避。” 张玲玲小说对谷雪的成长描写让我想到了王安忆的小说——《忧伤的年代》和小说主人公“我”。
王安忆《忧伤的年代》发表于1998年《花城》第3期，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记忆是因为我在那篇评论长文《12个：1998年的孩子》中曾详细地论述过它。那个“我”作为主人公的女孩，和那个作为作家的观察，在许多时候，是“……千头万绪的，什么都说不清。……它就像河底湍急的暗流，制造出危险的翻船事故。我们看不见它的流向，做不到顺流而下，相反，我们常常顶着上，或者横着来，结果就是失败。生命的欲求此时特别蓬勃，理性却未觉醒，于是，便在黑暗中摸索生长的方向。情形是杂芜的。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伤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痕。等我们长大之后，才看见它”。“等我们长大之后，才看见它”，王安忆在《忧伤的年代》中的这段话，在距那部小说诞生20年后，在张玲玲的《嫉妒》中找到了回应。坚强无比、率性直行、骄傲与烦恼共在的青春，我当时在文中讲，“然而在每一个故事里，这个女孩都能看出对应于自己生命的情感记号，这个秘密的记号，只她一人能够知晓可以破译。”
1998年王安忆的这部小说，我可以断言，1986年出生的张玲玲未必读过，张玲玲那时才12岁，但相距20年的光阴，却未能阻隔她们作为两代作家的思索。为什么？我想还是因为同为女性作家的关注点——在对于自我作为女性的成长的这一方面——有着相同和默契，她们着实用心，用心地探究，原因不在别的，而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你写下的女性主人公，“她”就代表着你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篇评论浙江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将要作结的时候，我仍想引用王安忆在《忧伤的年代》中的一段文字：
就在这一刻，舞台上的追光亮起了，我好像看见了那孩子，初出家门，在这里茫茫然地滑行。这里是她在喧哗世界中找到的蔽身之处，这里的暗和光都是用来保护她的。……稚嫩的身体一点点地失去保护，所有的接触都是粗暴的。要通过多少日子，她才能触摸到粗暴深处的那一点暖意。这暖意也并不是来自什么爱之类的情感，而是从你我他生活的艰辛里，并出来的人情之常。
这可能正是写作的意义。
当然，这也是作家在日常中寻找永恒的秘密。在木板上，那朵莲花悄悄地开放，并发出了圣洁的、微弱的光。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