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华：镂刻个体记忆与时代印痕
本刊（《上海作家》）这期再推出2021年海上诗人创作专号，盛情推介又一批作者作品，风格迥异，情境繁富，用以彰往考来，镂刻个体记忆与时代印痕。
我一直认为，许多当下性的新型文化热点现象，虽然值得关切和重视，但也不能过于放大其效应，高估其成长性和持续力。这些年来，海派文化时断时续会产生各种现象，却往往成为一过性的文化热点，其例不胜枚举。就如同地震的主震与余震的关系，文化的生成发展也应该是一种不断激荡变化，激浊扬清，扶正去魅的过程。谈及文化的创造性、持久性，关键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只有凭藉其悠长的艺术生命力才能来印证海派文化的底蕴、包容度和当下的创新能力。
的确，海派文化现象研究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尤其要关注文化的当下性及其现实的延展。海派文艺一直以来缺乏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恒久魅力的精品力作的缘由，自然是在于一些作者作品的人文境界与生命情怀有待于拓展和提升，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实力相比较而言，区域性文化格局与气象亟待进一步张扬，在于创作者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应有的生气活力的丧失，叙事创新能力与再生能力的匮乏。
当下社会的现代转型已经给我们的文化或文学带来了格局的调整和突变：一面是商业文化的强烈生长，日渐渗透并改变着现实的文化生态，给人们造成了精神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仍占有一分天下，竭力维持着自身的主导性和影响力，而独立高蹈的文化姿态依然是传统文学藉以特立独行的标志性招牌形象，并对流行文化构成一定的抵抗和遏制。这三种文化势力互相映照，互相角力，自然也共存共荣。然而，它所构制的范式带来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此外，就业态研究而言，海派文化新生现象需要得到重视与关注，不但是因为其现实的延展在当下的迫切介入，更在于海派文化不可能简单划分为传统与当代，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分野，而应该是一种有弹性空间与再生活力的范畴。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容纳各各不同的文化经验与创作养分。
历史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事实上，现代文学中的所谓新海派文学，也是因为具有了新型读者构成的阅读群体和市场意识的发酵，才在现代商业文化的土壤上逐渐培育生长而成的。海派文学之所以具有现代性，就在于它的商业化。有学者早就指出，海派文学有“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而经验证明，在开放包容的文化场域中，即便是先锋性也可以获得商业性，可以转化为大众性。这三个层面的转化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而我们简单地将海派的特色归纳为现代、时尚、求新，显然也不足以求证出它的完整性。从海派文化到海派文学，虽然两者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以来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交杂的双重语境下徘徊游走的海派文学，所秉持的求新图变的传统、兼容杂糅的特征使得其蕴育的文学质素在不同年代以及不同的创作群体中也渐次发生了多向度的全方位的变化。
在这样的意义上，对这些多年以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诗人成长路程、写作特征、文学价值的描述和探察，也许会成为我们关注和讨论海派文学当下性、变量性因素的个案样本。当然，部分诗人的语言技艺缺少强烈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匮乏鲜活的当下生活的质感。而这其实也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精神生长中的矛盾性，既想在语言世界中妥置自己现实中紧张不安的灵魂，又深感自我话语在现实碰撞中的卑弱无力。他们在诗艺道路上还未显疲困，在诗学探求层面更有着不可预期的生长空间。
掩卷之余，我依然感到一种困惑和不安。我无法自信地将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全部归并到一个整体的确切的命名之下。我一直以为，以年代或者其他名目命名写作现象需要谨慎，尽管在传统文学日趋式微的当下，这也许多少能够提升其影响力和知晓度。再者，给写作者贴附代际或群落标签，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其鲜明可辨的创作特性，甚至产生写作风格面目相似而整体类化的风险。这一点已有前车之鉴。但我仍然热忱地希望，以创作专号探行问路，或许能够既为人们传达一种当下的新鲜独具的文学经验和体认方式，又象征性地标示着这些不同年代的诗人在文学耐力赛中的集体亮相。正如诗人里尔克所写道的：“我却知道了风暴，并象大海一样激荡。/我招展自身又坠入自身/并挣脱自身孑然孤立/于巨大的风暴中”（《我因认出暴风雨而激动如大海》，绿原译。）我愿意相信，诗情勃发的他们正是这样一支在旌旗舞动的文学年代，既能真切地认识自我，又竭力并善于表达自我的意气风发的诗坛生力军。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