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评宁肯小说《黑梦》
《铁皮鼓》最具创造性的一个地方，就是设定了一个到了三岁时开始拒绝继续成长的男主人公奥斯卡。早在娘胎里就已经发育成熟的奥斯卡，在他刚刚能够听得懂成人世界话语，初步具备社会观念的时候，便非常及时地停止生长，拒绝长大，身高一直都是九十四公分。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巧妙抗拒现实世界对自己的规训与教化，尽可能地保持“本我”的基本状貌。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一种设定，赋予了同时身为小说主人公的叙述者奥斯卡以“第三只眼睛”来观察世界的一种特别才能。既然身高如同一个幼儿一样，那么，他在观察、看待各种事物的时候，所采用的也就是一种45度角的“蹲着的青蛙”式的视角。也因此，他所能看到的那个世界，就会迥然有别于被遮盖在各种社会面具之下成人们所习见的世界。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尽管奥斯卡本人的人性世界构成可谓善恶掺杂，但在面对纳粹势力的时候，他却能够是非分明地坚持对抗性的思想立场。而这，也正是君特·格拉斯设定并塑造奥斯卡这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侏儒形象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正如同君特·格拉斯要借助于奥斯卡实现对纳粹的一种强劲批判和对抗一样，宁肯也是要借助于黑梦而最终实现对“文革”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度挖掘与反思。
一个是凭借自身的蛮力，凭借一口不管死活的“咬”功而曾经一度“雄霸一方”的底层顽主；另一个，则是一个看似特别柔弱的，只知道一味地读书的永远也长不大的侏儒。更何况，他们俩还是有着切实血缘关系的嫡亲兄弟。他们俩之间“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主要围绕一个名叫七姐的女性展开。七姐的专属权，归于底层顽主黑雀儿，七姐是由底层顽主黑雀儿“带着”的一个“圈子”。“带着”和“圈子”都是“文革”后期顽主圈里的所谓行话：“彼时有一个词儿叫‘带着’，比如谁谁谁让谁‘带着’呢——七姐让黑雀儿‘带着’呢。‘带’的意思丰富多样，首先是一种毫无疑问的两性关系，但也可能只是隶属关系，如同物品。”关键的问题在于，七姐之所以被黑雀儿“带着”，并非出自于她自己的心甘情愿，只不过是迫于他那“雄霸一方”的强硬蛮力而已。因为成为了黑雀儿的“圈子”，总是被黑雀儿“带着”，她竟然一下子变成了没有异性敢于靠近的“孤家寡人”。因为黑雀儿放出了话，所以便不再有其他男性敢于接近七姐：“七姐一下像生活在真空里，一个人踽踽独行。”面对如此一种被空前孤立的情形，个性一贯执拗倔强的七姐，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设法打破。她所采用的办法，就是与总是要待在房上读书的黑梦来往并结盟。但也只有彼此惺惺相惜的黑梦和七姐知道，他们俩如此一种过从甚密的结盟方式，其根本意图不过是要积极对抗来自于黑雀儿的“专制”与“强权”。在了解到相关内情，倍觉自己的权势受到空前挑战的情况下，底层顽主黑雀儿果然反戈一击，采取了更为变本加厉的压迫措施，那就是，再一次把黑梦吊起来。面对来自于黑雀儿的强势与淫威，无论是黑梦，还是七姐，不仅没有屈服，反而还做出了更加积极地反抗。黑梦的坚决不妥协之外，更有七姐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坚持每天把黑梦从梁上放下来。就这样，面对着黑梦和七姐结盟之后的柔韧反抗，黑雀儿最终也只能万般无奈地败下阵来，被迫默认了他们俩过从甚密的交往事实。因为黑雀儿只凭蛮力混世，而黑梦却酷爱读书，从一种象征的角度来说，他们俩之间的冲突，便是一种文明和野蛮的冲突。更何况，这里还牵涉到了自由与否的重要命题：强蛮的黑雀儿企图限制七姐的人身自由，但个性倔强的七姐却偏要以接近黑梦的方式来予以坚决的反抗。
但其实，带有明显叛逆性的七姐之所以要主动接近黑梦，除了凭此对抗黑雀儿所代表的专制强势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个思想和文化被禁锢的年代，她可以从酷爱读书的黑梦这里获取足够充分的精神滋养：“七姐动辄就让黑梦讲故事，讲黑梦看过的书，有时说着说着就会打断黑梦：讲故事吧。讲什么都行只要讲，有时听，也是并没听，像这样趴在房脊上时多半没听。……就像不久后我们在房顶上一个贴着封条的阁楼看到的《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竭力吸引国王山努亚一样，黑梦几乎就是山鲁佐德，七姐就是山努亚。”宁肯一定要让黑梦习惯于待在远远高于地面的房上这样的一种细节设定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味存在。如果与黑梦的酷爱读书这样一种行为联系起来，那么，其象征意味很显然是要借此而提供一个凌驾于普通庸众或者借用勒庞的话来说也就是那些“乌合之众”之上的难能可贵的精神高地。一个不容忽略的例证，就是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北京房上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平缓的但却类似复眼的世界：一眼看去房上不再有胡同、院门、道路、街区，但下面又有，只是上下不同。我看到了完整的世界，这很重要，甚至影响了我的思维结构。”只有把黑梦的房上理解为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高地，把这作为一个切实的出发点，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地理解宁肯在《黑梦》中关于那个神秘阁楼的特别设定。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