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青年作者的小型观察报告：他们的絮语

这个被作者命名为“树枝上的疯婆子”的女人，是小说中叙事人的奶奶。她身体“消瘦又细长”，却担负着让儿媳妇诞下男丁壮大整个家族的使命，这是她筹谋多年的革命，也是她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小说的叙事人，也就是这个“疯婆子”的孙女，作为这场革命生产出的副产品、边角料，从小处在父母缺席的生长环境，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对她的关照如此有限，以最低限度的生命维持为主，毕竟奶奶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了“如何让儿媳诞下男丁”这一重大课题上。正如世上所有向天买卦的事一样，不如意总占十之八九，叙事人的母亲最终也没能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而是跟随那个被“换胎药”毒害的婴儿一起葬在了下雪天。父亲和奶奶自此陷入深刻的绝望，最后变得疯疯癫癫，一个终日沉睡葬身倒塌的房屋，一个成天躺在树上掉落井底而亡。

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角度讲，“重男轻女”的确算不上什么耸人听闻之事，但对于每一个摊上这种家庭的女性来说都无异于灭顶之灾。这篇出自00 后青年作家南音之手的小说，在不到一万五千字的短篇幅内，呈现了一个家族四代女性的遭遇，像一部残酷的微型史诗。相比小说中三个直接受害的女性，叙事人更多站在旁观的角度，对跟她血脉相连的三代人进行观察和审视。但这种审视并非冷眼旁观，而是带着深深纠葛其间的切肤之痛，这种感受的传达源自于作者在文中大量的诗性描写，比如多次出现的“鱼”的意象——当“我”在窗户外偷看躺在火炕上待产的母亲时，“总能看到一条鱼在红窗户里飞”；“我”独自被锁在土房子里，感觉自己“慢慢变成一条鱼的形状。两条胳膊耷拉在被子外面，我的手臂上下挥舞，像极了一条长着翅膀的鱼”；奶奶的“第二十个妹妹出生在一个被雪淹没的晚上，在火光的映照下这个婴儿无比清晰与红亮，奶奶仿佛看到一条闪动着红色翅膀的大鱼落在沾满灰的高粱地里，大鱼走一步，觅一步食”；小说的结尾部分，奶奶从树上掉落，像“一条长着红色翅膀的鱼飞入了井里”——鱼在水里的游动灵动而优美，作者却让它脱离水，长出翅膀，在不同的时空飞行。鱼原本的优美和灵动被不知所措的“飞”代替，带着挣扎的痕迹，是不祥的征兆，是事物脱离它应有环境时催生的不安与恐慌，同时也是叙事人对自身所处时空的思考中产生出的源源不断的絮语：这场耗费几代人的精力，发源于子宫中的战争，本应是对生命传承的追求，却让已经存在的鲜活生命陷入无意义的循环和消耗，这让年仅十来岁的叙事人体会到一种陌生的虚无和荒诞——“我已经不太能看清前面是什么了，雾气很大，恍惚间，我好想把自己丢在雾里，等到太阳升起，就和风一起吹散到世界各地。我好像听见有人在我身边游走，这条小路上丢失过多少人，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

为了告别的答案

裘胜斌的小说《竹林深处》以十分短小精悍的篇幅，讲述了一桩被有意逃避多年的悬案：小说叙事人回乡修缮被损坏的老屋，意外发现父亲当年横死的线索。父亲究竟为谁所害？小说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作者也没有在这桩悬案上着墨过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它是整篇小说的叙事枢纽，是小说所有事件发生的起点。小说始于叙事人絮絮叨叨地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从起床前躺在床上玩手机到浑水摸鱼但前途有限的工作，都是极为普通的当代青年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对于叙事人来说，在这平凡的一天，发生不平凡的事情是收到了老家房子坍塌的消息，勾起了他对多年以前父亲之死的疑问，这本是他逃避多年的答案，却在一个极其偶然的瞬间击中了他——“那个坍塌的豁口就像黑洞一样，不断地把我往里吸。我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情绪的引力，必须要做点什么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放任不管，豁口很快就会继续坍塌，接着是全面的崩溃，一切都将化为无形，包括我的疑问。”于是，他踏上了归家的行程。

小说接下来就在当下事件和回忆之间穿梭进行，老房子坍塌的洞口泄露出多年之前的秘密，答案就这样朝着叙事人迎面而来。小说的叙事人接手了这个隐匿多年的答案，沉默不语地告别了老家的亲人，坐上了回京的高铁。小说至此完结。

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结构有个著名的论断：“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这是因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这样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 裘胜斌的这篇小说正好暗合了昆德拉的这一论断，它的根本性词语就是“答案”和“告别”，“答案”是搭建小说的龙骨，“告别”则是构成小说的血肉。这样拆分之后，小说的主题便呼之欲出：虽然离家多年，但叙事人的某一部分仍然藏匿在家乡的竹林深处，成为体内时不时被牵出的隐痛，尽管“我”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地回避，但家庭的秘辛仍是塑造“我之为我”的重要原因——从作者的絮叨中，能窥见叙事人的大致情状：在女友面前有小心翼翼的成分，工作没有野心，不大受老板待见，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略显颓丧的状态。在作者的暗示中，这些状态跟叙事人从前的遭遇息息相关。因此，要告别导致如今这种颓丧的过去，就需要去直面困扰多年的答案。这篇看似悬疑的小说，写的其实是一则微小的个人历史，它没有对时代高屋建瓴的总结或其他重大题材的涉及，但包含着对个体的剖析与回顾，充满了对个体的细致描摹和人文关怀。

消失的面具

杨印子的小说《被窃者记》读起来像一幕现代先锋舞台短剧，短小、荒诞，猝不及防。在这篇只有三千多字体量的超短篇小说中，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就交代了一个纯然虚构的时空背景：“Ryan 的面具丢了，那个每个人都有的，和所有人一样的笑脸面具。”接下来的情节，都在这个前提的设定下发展。尽管从开篇的第一句话中能推测，小说主人公丢掉每个人都有的笑脸面具一定会有麻烦，但因此被人敌视和追杀也有些出人意料。根据普通的阅读经验，读者在此时大概率会放弃猜测接下来的情节而全然跟随作者的节奏，被作者牵引着探寻故事的最终走向。作者当然也并未让好奇心被高高吊起的读者失望，她让小说主人公在经历了枪击之后又做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Ryan 没有追究对他射出子弹的人，他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就走出了电梯，带着受枪伤的腿去完成他的工作。因为没有人人都有的笑脸面具，他被老板辞退。在回家的路上，他被路人围攻，每个人都拿着刀，对他围追堵截，他终于被绊倒在地——这时，“Ryan 从床上惊醒，直直地盯着面前的墙，喘着粗气。”原来是场梦！还没等读者发出“虚惊一场”的感叹，作者又让故事进入下一个转折——Ryan 神经质般起身寻找梦中遗失的面具，却收到女友Stephanie 的短信：“不用找了，是我拿走的。”那么，梦中可怕的场景会真的出现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作者告诉我们，“Ryan 看着屏幕，定在了原地。他瞳孔放大，抬起头，呆呆地，呆呆地看向前方。”

这篇一波三折的小说以相当短小的体量容纳了层次丰富的故事情节，作者的想象力和编织故事的能力于此都可见一斑，虽然小说的情节走向是荒诞的，似乎也是背离现实的，但作者通过它对现实的批判却显而易见。在一个被种种事物异化的时代，个体的情绪毫无价值也没有被关注的必要，小说中的时空背景虽为虚构，但跟如今的现实存在众多交集之处：早高峰时段路上步履匆匆的行人、办公大楼中繁忙的工作状态、人人脸上同质化的表情……这些都昭示着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其实处处隐藏着荒诞和怪异。作者对此并无任何直接的评述，她将批判揉碎了融化在多次紧急刹车和急速转弯的故事情节中，整篇小说的叙述干脆利落，以“面具”这一事物，串连出一个噩梦般的场景，让人读完，细细思量下有汗毛倒竖的凉意。

向经典的回溯（或致敬）

刘成硕的短篇小说《当兵》读起来颇有穿越之感：首先是这篇小说的选材，它讲述了一位烈士遗孀为了完成女儿想当兵的愿望，四处托人办理的事情。听起来就是让80 后、90 后，更不要说00 后感到非常陌生的事件，当兵受到全民追捧，已然成为遥远的过去，那是革命年代心灵纯洁、向往崇高的历史印记，早就被市场经济下的鸡毛蒜皮打败。其次，这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几乎没有现代小说对技术强调的痕迹，而是严格遵循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方式来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叙事细腻不急躁，人物对话以方言为主，符合人物身份，绝不出现超出时代特征让读者产生违和感的话语方式。最后，整篇小说的基调乐观向上，虽然中间穿插了一些颇令人沮丧的波折，但最终结局圆满。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也符合革命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分配：女主角马世花质朴、坚韧、勤劳，符合传统价值体系中“好女人”的标准，是小说中着墨最多也是近乎完美的正面人物形象；女儿秀秀纯洁执着，理想坚定，但存在一些娇生惯养的小脾气，算是有些小缺点的偏正面形象；手握管事权的政委王雄，最会嘴上抹蜜，收受礼物却不帮人办事，是一只“挨过千炮的老狐狸”，同时也是作者在小说中重点批判的对象，他是革命年代接近尾声，商品经济时代开始冒头时浮现出的社会问题的标志，按照传统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定义，此人就是反面人物的典型。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存在于叙事背景中的人物，比如女主角马世花的丈夫、已经牺牲的革命烈士陈映虎，他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完善主人公的背景，交代主人公的历史，让人物形象更加完整。

从选材到写作方式，再到人物塑造，这篇小说十分准确地完成了一次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模拟写作，在小说写作技术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写作方式了。90 后作家刘成硕，是否在通过这种写作训练，去寻找他未来写作的方向，我们不得而知，但时不时回头看看在某个历史阶段，曾经出现过的经典写作，无疑对小说创作的未来，增添了一种可能性选项。

结 语

本期“新力量”栏目选择的四位作家，最年长的出生于1989 年，最年轻的则是“00 后”，他们都是相当年轻的写作者，也正是因为年轻，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算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但他们的发声无法让人忽视。他们以特有的小音量，絮语般地诉说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进入社会和职场的初体验，以及以实际的写作试验，探究未来的发声方式。从这几篇作品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已经具备了获取各位读者正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