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穆的《山川纪行》：一部诗意的、美学的科考手记
享誉国际的真菌学家
这部一卷三册的巨著影印了臧穆留下的野外考察日记中15册国内科考部分之内容。出版社组织编委会专家领衔的人员，过录了全部日记手稿，并进行了必要的校订和翻译（主要针对物种名称等），另有少量编者注记和导读性质的文字。当然，还有序言和附录。
十多天过去了，书评还没写。书一直在看（由前到后，由后到前，反反复复），脑子也不停地转，如何点评这样一部特殊的大书呢？常规书评大概不合适，至少不应当由我来写。这书非常特殊，就内容看，涉及植物分类学、菌物分类学、地理、科考笔记、日记、绘画、书法、科学文化、史料整理等，门类众多、复杂交织、时间跨度较大，这些为读者欣赏、评论提供了多种角度和机会。按理说，我应当从科学史、科学文化或植物博物学的角度写一写。但这是最重要的吗，我个人读此书最强烈的感受在这些方面吗？
臧穆1930年生于山东烟台的一个殷实之家，2011年逝世。新中国成立前夕考入美国教会办的东吴大学，就读生物系。毕业后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主攻苔藓，也因研究苔藓而与黎兴江相识、相恋、结婚。但后来臧穆在昆明植物研究所主要研究的不是苔藓而是大型真菌，即百姓通常说的蘑菇。回想一下，以前我见到过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西藏真菌》，只是没有与具体的作者联系起来。此书中，王文采、胡宗刚、曾孝濂、黎兴江的序言、编者的引言和导语、书末的四个附录，特别是胡宗刚的文章，提供了必要且丰富的信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更广阔的背景。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意思是，臧穆是中国西南真菌采集与研究的奠基人，是享誉国际的真菌学家，他一生做了大量科研工作和科研服务工作。比如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他本人采集真菌标本13800余号，苔藓标本24500余号，地衣标本1200余号。在他的直接努力下，《云南植物研究》和《横断山区真菌》《中国隐花（孢子）植物科属辞典》《中国真菌志·牛肝菌科Ⅰ—Ⅱ卷》《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等得以顺利出版。
深厚的植物分类学功底
臧穆一生的专业学术成就集中于真菌，附录三列出的其数百项发表记录也明确定位于真菌。但是，《山川纪行》这三册书展示的，不限于此。美术、风景、民族、文化等暂不谈，我特别注意了一个细节：作者对一般植物学非常熟悉、专业，比如从上册1975年5月27日开始的科考笔记中，到处可以看到作者“随意”写下的植物拉丁学名。不是一种两种，而是数百种；不是一科两科，而是涉及非常多的植物科。
在笔记本中写出植物的准确名称有多难？有时非常难，特别是对于研究程度较低，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地方。1975年对于西藏的植物，人们了解得还非常有限，所以国家才启动了第一次青藏综合科考。我在构想，那里臧穆作为考察队成员之一，他在野外认识多少植物，他是如何认出来的，他如何能够准确地分科、属甚至到种，而且直接写出拉丁学名，甚至有的还包含命名人的信息？如果只是极少数目标物种，也没什么奇怪的，事先锁定，做足功课即可。但是显然不是这样，不是少量而是大量，它们不可能都是事先锁定的对象。当时可能也随身携带了一些工具书，有所参考，但是即便如此，能写下内容如此丰富、专业的笔记，还是令人称奇的，表明作者对所考察地区野生植物有足够多的了解。一开始，我甚至怀疑，有些笔记是事后“填写”的，但综合分析细节，判定至少主体部分是当时完成的。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臧穆深厚的植物分类学功底。他后来没有专门做狭义植物学研究，基本没发表狭义植物学的论著。但是他的植物学基础在那里，构成他这位科学家的基本素养。这个基础与他的文艺、美术、人文功底一样，作为一个广博的背景出现，支撑着其最核心的专业研究，成就着他独特的人生。
就研究经费、头衔、官位、发表数量、获奖等级等而论，臧穆并不很突出，比如他不是院士，也几乎没担任过某某正职，但是他这个人令人佩服、羡慕，酷爱收藏、会唱京剧、优美的板桥体书法、简洁而精准的植物素描和水彩画，个个让人赞叹。不用说太多，仅看看每页上用钢笔写下的漂亮汉字和外文字母，就足以令如今的每个读书人吃惊：怎么会这么好看？我怎么写不出来呢？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有助于培养出臧穆这样的文化人？科学家还是文化人？这是个问题。他到底是科学家还是文人？如今，科学与人文好像只能居其一，两者都涉足，通常浅尝辄止。可是，科学与人文有机结合，真的是一种理想。它并没有远去，臧穆就是一个典型。
个体人生的诗意的记录
这三册书展示的是什么？人们怎么看以及臧穆本人如何看它？对此，不可能有唯一答案，但可以各自表达。我想了好久，结论是，臧穆在创作一种独特的艺术作品，首先是为他自己。它是私人性的，平时供自己观看或者极少数好友翻看，生前没有出版，也许他根本没想着出版。但它对臧穆本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通常在夜里，他在本子上完成书写和绘画，一本又一本地积攒着。它是个体人生的美学的、诗意的记录，也可以说是“忠实”的记录，但此忠实不等于有一说一，原封不动地摹画大自然、记载每一年琐事。其实对象是作者精心选择过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特别的，有意突出了一些也有意忽略了一些。时间久了，人的记忆会变得模糊或者误置，但当时记录下来就不一样了。将来某一天翻看当年的野外记录本，能够回想、再现许多场景。在这种意义上，它确实就是一种类似日记的东西，只不过更高级，更有艺术品位。它们真的非常精彩，可以被视作艺术作品。当然，三册的内容并非都为同一类型，我本人最喜欢的是上册。尤其喜欢他画的绵毛点地梅（65页）、多脉南星（69页）、桃儿七（78页）、绢毛蔷薇（90页）、风毛菊（108～109页）、二叶独蒜兰（259页）。我也梦想着能写出一手好字。
本土学术积累的重要性
此类作品何以能出版？它是一流科研成果吗？是重要且完整的人文学术吗？是了不起的美术创作吗？是伟大历史名人或科学巨擘的手稿吗？都不是！但是它确实值得出版。在今日中国它能面世，当然有一些具体因果推动，比如臧穆好友曾孝濂先生的推荐，比如责编周远政女士的具体运作，比如出版社申请出版选题。这些当然重要，它们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动力因、直推因。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此书今日能够面世，是因为有许多人认同它的价值、稀缺性，而它值得光大、展示给这浮躁的世界。中国的国力也在增强，企业有能力出版它，读者有能力欣赏它、消费它。这样的条件，来之不易。可以说人们等了好久。与之相关，《山川纪行》出版的意义是什么？它是“无用”之书，我这么说，不是在贬低它，而是在表扬它。有趣好玩的书，都是无用的！相对于当下的主流，未来才有用的东西在现在看自然是无用的。为无用干杯！这样无用的图书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恰好见证了中国社会之平稳发展、走向从容。
最后想要说的是本土学术积累的重要性。臧穆一生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大型真菌，他几乎白手起家，他本人介入的时间也不算很早。1973—1975年主要用于标本采集，1983年就出版了《西藏真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有了世界一流的真菌标本收藏。整体算下来，经历30多年的积累，依托云南及其周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国际范围的广泛学术交流，中国的真菌研究就做出了模样，培养出一批人才。30年长了还是短了？我觉得不算长。重要的是，要有好的规划，打好基础，坚持做下来，代代传承。学术研究要有自主性，要着眼于国家长远建设，按自己的思路走，不宜总跟着洋人的热点跑。
（作者：刘华杰，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