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极殇》与跨文体写作：高原之上 生命至上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西藏也受到地震的影响，位于中尼边境的吉隆、聂拉木、定日三县数千间房屋顷刻间被夷为平地，震波辐射到日喀则、阿里、山南、拉萨等地市。这是西藏近80年来发生的最大的地震灾害，抗震救灾的战斗，也随第一震波打响。大连边防部队作家臧思佳在地震灾区余震塌方不断的情况下进入西藏，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村庄，采访到坚守第一线实施救援的边防官兵、留守家园的受灾群众、社会各界支援力量近百人，也亲眼目睹了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伤害与恐惧，亲身经历了余震的威胁，创作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极殇》。
西藏地广人稀，地质环境恶劣，战士们不仅要克服高原气候、余震不断、震后极端天气频发等自然困难，而且随时面临断水、断电、断粮的实际困难，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安抚、动员、转移受灾人民群众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作品真实而详细地呈现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全面铺开的震后救援工作，以及边防官兵舍生忘死保护人民群众的日日夜夜。抗震救灾不仅是保护、转移受灾群众，同时还要面对各种突发问题、事件，尤其是边境地带，鱼龙混杂，稍有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引发国际问题，边防官兵在对待这些突发问题上的真诚、严谨、认真展现了中国边防官兵的高度职业素养和人文关怀。如针对地震中滞留的外国游客，在充分尊重他国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基础上不强行限制行动自由，为了保证外国友人的生活条件，边防官兵甚至让出了自己的食物和住所；又如在食品、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艰苦环境下，官兵们尽量收留、救治地震中逃命过境的尼泊尔难民，展现了超越国家、民族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报告文学并非只是事实的搬运工，而应该成为思想者的文体，即它不是以零度的态度去呈现事实，而是带有创作主体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可以体现为某种独特观察的视角、对描述对象的褒贬评判、以及具有哲思的情感抒发等。 《极殇》没有停留在对事件表象的记录和“英雄谱”式的叙事模式，而是由事件的现场走进精神的现场，由记录英雄的身影深入英雄的内心，进行深度的精神追问与关怀，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有血有肉的人物，记录了抗震英雄们在极端环境中下波澜起伏的精神轨迹。这里面既有普通的官方官兵：坚守吉隆“孤岛”边检站的二十一勇士、把自己的衣服鞋子一次次让给受灾群众的年轻女兵文燕、舍弃探亲的妻子毅然冲向救灾第一线的吉隆边检站政委尕麻旦增、经历了雅安地震汶川地震的大学生新兵张翰；也有遭遇天灾依然乐观坚强的人民群众：震后为官兵群众蒸馒头的陕西汉子老崔、拿出自己店里物资慰问灾民的商户刘大姐；还有善良的社会援助力量：自费奔赴灾区的蓝天救援队、唯一能在海拔4000米高原上实施抢救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从拉萨启程车队向灾区运送物质的爱心人士边总。正是这些人的舍生忘死演绎了一幕幕大爱无疆的生动画面，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书写了大写的中国人，让残破的山河与家园充溢着浓浓的感动与温暖。
近年来“灾难报告”非常活跃，在抗洪、抗非典、抗冰雪、抗震的重大事件中，作家们冲向灾难现场和救灾第一线，采访、搜集素材，并在较短时间内推出作品，使读者迅速了解重大事件，也催生了“抗击非典报告文学创作潮” “抗震救灾报告文学潮”等文坛热点。现场感、近距离、信息量是这类作品打动读者、具有感染力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也意味着，时间的紧迫压缩了对事件、材料进行提炼组织的空间。而灾难报告不得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普遍的常规叙事方式与情感基调之上提供更多的、超越新闻报道的思想力与艺术性。 《极殇》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
《极殇》采用了跨文体的写作方式，正文中辅以大量纪实摄影照片，一幅幅照片实景呈现了地震现场的惨烈、救援工作的艰巨、受灾群众的无助、边防官兵的辛劳，也记录下了震后官民救援中苦中作乐、丰富生活、努力重建家园的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照片和文字互相映衬，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增强了作品的震撼性、真实性。作品中每一章正文前都配有一首作者创作的诗歌，诗句将西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地貌奇观与震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融于一体，既烘托渲染了作品的艺术氛围，又起到提纲挈领全章的作用。这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无疑使得全书的文学性得以巩固和加强。
记录时代、思考时代、描摹时代，是报告文学作为最具时代感和现实性文体的鲜明特质。《极殇》记录的不仅是一场抗震救灾行动，也不仅是天灾面前的大爱至善，更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认识边防部队这个特殊群体，认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打开了一扇窗口。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