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革命”与穆涛的先锋性

发布时间：2021-09-06 来源于：作者：《当代作家评论》 | 吴周文点击数：次

一、贾平凹的“革命”与“穆涛体”的先锋践行

对穆涛散文的讨论、研究甚至“争议”都说明，其已经是一种给当下文坛带来深刻启导且被读者广泛认同的文学创造。对此，丁帆教授称之为“穆涛体”，他说：“以杂文进行思想表达，自现代以来一直是以鲁迅先生的‘匕首与投枪’式的战法而闻名于世，而沉潜于典籍背后的间接表达方式是当今少有的文体，用‘穆涛体’冠之亦不为过。”（1）我很同意丁帆对这一体式的概括与定义，因为穆涛作为鲁迅文学奖的得主，其散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且彰显了不同于其他写作者的诗性与智慧。“穆涛体”散文，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大散文”革命思潮催生的产物。我们只有探究“穆涛体”产生的思潮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其散文创作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

文学史会记住1992年，这一年贾平凹创办《美文》杂志，在发刊词中亮出了“大散文”的旗号。其实，早在1990年中国散文学会与常州市江南宾馆联办的“当代散文发展趋势”研讨会上，辛先锡就先于贾平凹，正式提出过“大散文”的口号，他说：“我很赞同有些朋友提倡‘大散文’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大散文’的‘大’，不能仅仅理解为篇幅大，而主要指同表现时代的重大题材相适应的视角大，格局大，气魄大。”（2）当时这种主张，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两年后，贾平凹重提“大散文”话题，却给文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说：“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3）贾平凹的鼓呼及创办《美文》杂志的实践，应该看作是新时期以降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这个事件标志着“大散文”思潮的正式命名，是一场孕育已久的散文变革的深入与再次发动。

贾平凹给“大散文”旗号赋予了散文“革命”的意义。穆涛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说：“《美文》提出‘大散文’，就是想在散文界革命，提出来的时候众说纷纭，意见不同，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基本上统一了，而且到处都在用这个理念。”（4）2018年即《美文》创刊25周年时，他在给同仁们的一封信中更加明确地说：“中国文坛，什么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散文似乎缺少革命，25年前尤为严重，而今也多多少少还存在这样的问题。《美文》是因对诸多的不满而产生的，25年里一直为之努力。”（5）应该说，在台湾学者余光中提出“剪掉散文的辫子”之后，新时期之后呼吁散文必须革新的学者与散文家很多，林非呼吁散文必须“开拓新天地”，（6）范培松提出“解放散文”说，（7）吴周文重提回归五四传统的“创新”说，（8）王兆胜、陈剑晖多次提出创作时代的散文，赵玫有“叛逆”崛起说，（9）周同宾有散文“尘世混闯”说，（10）王英琦发出开创散文“新纪元”（11）的号召，等等。他们呼吁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必须改变散文创作的现状，但大多数停留在“革新”的层面。而贾平凹却将改变散文现状的问题定性在“革命”上，他站在时代的高度，代表着众多学者与散文家的期望，钉钉铆铆、明明确确地提出必须对散文进行一场“革命”。“革命”代表对既往革命对象的否定，贾平凹以“大散文”旗号对当代散文进行“革命”，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先锋意识与先锋姿态。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说：“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说的是文学的创作及其发展，必须与时代同步，散文的创作也必须注重“时序”与“通变”。时代的更替与发展，需要更替与发展的文学，在历史上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文化母体的散文，尤其五四之后诞生的“美文”，更需要也更应该成为主航道，在文学生产中，更应该发挥“后美文”时代“主航道”的母体性机制而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贾平凹等一批作家选择了“大散文”，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选择了“大散文”及穆涛等一批锐意改革散文的作家们。“大散文”的倡导，类似韩愈当年提倡“古文运动”的况味，至少在大反形式主义这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贾平凹提倡“大散文”观念远非韩愈的历史时期，韩愈提倡古文旨在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而臧否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之形式主义，提倡“文以载道”。贾平凹提倡“大散文”，是由于新时期之后的特殊文化语境。在笔者看来，主要有着五个方面的因素，是必须进行“革命”的焦点。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延安文学之后“工具论”的践行，使散文成为简单化图解政治、配合政治运动的“齿轮与螺丝钉”，必须对大一统的颂歌思维进行调整，使散文真正回到文学的审美维度；第二个焦点问题，是回归散文的主体性，让五四散文的“小我”发声的传统回归，抒写作者自我的真情实感，克服“假大空”矫情的弊端；第三个焦点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诗化”散文的弊端，即颂歌思维下背离真情实感的形式主义与唯美主义，必须让散文的形式审美真正回归到散文艺术形式的本真；第四个焦点问题，是必须追求散文思想的大境界，尤其在那些写花花草草、卿卿我我的散文中，普遍存在着寻找小情小调的软着陆，这种过于肤浅俗白的思想，与表现改革开放、实现强国梦想的大时代相去甚远；第五个焦点问题，是新时期初期散文“言志”回归（即散文作家主体性回归）思潮中，“伤痕”回忆散文引发“忆旧”性散文的滥觞，至今“忆旧”性的散文中文化批判的作品大量存在，虽有不少清新可读的好作品，但这类散文在整体上缺失理趣的风骨和艺术的审美。这“五大焦点”，不能不使贾平凹、赵丽宏、周涛、赵玫、王英琦、穆涛等青年散文家急切地寻求大力度、大动作的散文变革。贾平凹关于“大散文”的倡导，虽然没有那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况味，但倡导“大散文”观念的《美文》，试图开一代健康革新的文风，使五四诞生的散文再度走向一个新历史时期的振兴与繁荣，确实是贾平凹等人的初心。对此种散文思潮，笔者私以为可以名曰之“大散文主义”，因为“大散文”的推出，以哈佛大学教授梅奥（Mayo，George Elton）的“行为学”理论看，是有纲领、有宗旨、有计划、有举措、有平台的“控制”与“性格”行为；同时此行为又代表着诸多学者与散文家诉求散文变革的共识，大体而言，“大散文”的“革命”理念，逐步演绎为大多数散文作家的群体自觉行为。

近30年来，“大散文主义”切实地在影响着当下的散文创作。而在“大散文主义”的实践中，作为《美文》副主编、执行主编的“先锋官”穆涛，以“穆涛体”散文的实验，给贾平凹的“革命”以个案践行的证明。一种思潮形成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出现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性的作品。穆涛则是代表中的代表，是《美文》杂志平台上直接实施“大散文主义”的、一位标志性的散文家。

准确地说，穆涛的散文是其作为一名文学刊物编辑忠于职守、工作其时的“副产品”。编辑是他的“正业”。出于编务工作的需要，也是敬业精神的驱使与担当，他自觉地求知问学、读书思考、研究问题，于是，散文创作成为不得不同时进行的“副业”。严格说来，读书写作是其“编辑”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他自己所说：“1998年我主持《美文》编刊工作，做好副主编，就是把主编的具体想法转化为编辑内容。平凹主编倡导的‘大散文说’，直接对应着汉代的文风。我先看些先秦的，后来就开始看些汉代以及与汉代相关的书，侧重史书，那里边隐着汉代的文风。后来以‘稿边笔记’为题，把读书的想法与看法一期期在《美文》登出来。‘稿边笔记’这种写作方式被省外的一些报刊看重，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北京《十月》杂志还开了专栏。《先前的风气》就是这三个专栏文章为底子编成的。”（12）显而易见，穆涛散文是他协助贾平凹办《美文》杂志编刊时“恪守”本职的产物与积淀，与《美文》是一个“文学生命共同体”。这是“穆涛体”散文的个人性与特殊性。“大散文”编刊的理念、有针对性的读书、自我创作的“在场”实验，这些形成了穆涛散文的创作机制，也是建构“穆涛体”的一个因果链。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涛解放、革新散文的基本思想，与贾平凹共持同在，他全部的散文创作可以看作是“先锋官”的先锋实验。

如果我们结合“大散文”“革命”的基本思想，解读并阐释“穆涛体”的文化批判的“在场主义”、精神气象及文本创造等方面的创作实验，之于当下的散文创作，无疑具有“革命”性的、启导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穆涛体”与文化批判的“在场”

贾平凹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而创作“时代的散文”，无疑是指散文思想方面的表现必须做到“宏大”。在散文“革命”的意义上，思想应该从既往政治功利主义的规约中解放出来，走向大文化意义上的“宏大”。

所谓“宏大”，并非完全指题材内容上的宏大叙事，笔者揣度贾平凹及《美文》提倡的“时代散文”，在某种意义上试图对“纯散文”理念进行反拨。事实上，“大散文”口号提出之后，刘锡庆等少数学者的质疑而提出“清理门户”的“净化散文”说，认为“让大散文闹下去”，散文必死无疑。（13）其实，这也是对“大散文”概念的曲解。“大散文主义”并非如他所批评的“复古主义”，更没有反对创作“纯文学”散文的意思。取“美文”（纯文学散文的别号就是“美文”）为刊名，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证明。“大散文”口号的初衷，是提倡散文内容的宽泛与思想表现的“大境界”，寻求的是突破、超越“工具论”局限之后的“宏大”。如果一味地图解式地将散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没有感悟地写花花草草、鸟兽虫鱼，或写软绵甜腻的小事小情调之“浮艳”之文，或写抄录古今中外典籍的内容而无文化批判、无现实感的“文抄体”等，则是背离了“宏大”思想的诉求，这些都偏离了表现大时代的大文化之正途。由周闻道为首发起并建构的“在场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贾平凹“大散文”之“大在场”（即“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的在场）的延续，是悖失“三大家”模式思维而取其“宏大”思想诉求的一个策略。而“穆涛体”则是一例个案，它给了我们关于“大散文”思想境界的一个很有启迪的诠释。

穆涛散文大多数比较精短，千字文居多，且多是“卷首语”“编后记”一类的“札记”类的文章。这是其文本应用功能的一个特征。然而，穆涛精短的文本表象中，却在总体上蕴含着“宏大”的思想。笔者曾经指称，担任过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的林非怀着散文的使命意识，而将自己当成散文的“公仆”。（14）而穆涛对散文的态度也颇似林非，有一种不计功利、无怨无悔地献身于散文事业的使命感和“公仆”精神。他拥有一般散文家所没有的优势，可以随着《美文》的出刊，用自己特殊的“稿边笔记”方式（类似的还有丁帆、王尧等），一篇篇写，一期期发，如此一次次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与对话；加之作为执行主编的个人影响力，便能够很方便快捷地践行自己的散文“使命”。而这种使命感和“公仆”精神，不仅将《美文》办得有声有色进而影响散文创作的导向，而且他以自己的散文作品说话，践行着他散文创作的“宏大”理念，成就着“穆涛体”的个性风骨。

以自己的散文作品说话，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穆涛坚守的文化批判的“在场主义”。

穆涛的“在场主义”，其旨意的一个方面是指向社会现实。穆涛散文中有较多篇什是读史札记。他的读史，不是厚古薄今，不是有人批判的“复古”，而是以古鉴今。他的文史叙事，涉及黄帝、周文王、周公（旦）、班固、司马迁、董仲舒、贾谊、晁错、刘邦、曾国藩、穆彰阿等众多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与细节，主旨是以古鉴今。同样是以古鉴今，如果说，丁帆的文史叙事是批判历史人物身上的人格悖论，叶兆言的叙事是重新阐释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相，王尧的叙事是修正自己记忆中的历史，那么，穆涛的叙事是立足于宏观视野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现实性问题。他不仅仅是在弘扬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在寻找历史镜像中当下可以借鉴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他有着创作的心理机制：社会现实问题所触发的感兴与焦虑与诸多的“不放心”，使他在键盘上引经据典，谈古论今。他写过《放心集》，书里说道：“书叫《放心集》，其实是不放心。……如今家长对孩子不放心，妻子对丈夫不放心，领导对部下不放心，邻里之间不放心……”（15）很多人忽视了作家为什么用“先行的风气”作为书名这一问题，其实，这正是穆涛的玄机所在。他借春秋战国以降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尤其自秦汉以来开风气之先的方略、典章、制度、政策等，包括古典哲学、教育、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理念，以此观照于当今社会，思考着“先行的风气”于今应该“后行”，应该继承、借鉴与弘扬，并理解其中“经国”之价值。他联系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干预现实，虽则轻描淡写地“点击”，但切中时弊，他是向整个社会正能量地进谏，反复强调着建立一个有“规范”、有“规矩”、有“标准”、有“礼仪”、有“秩序”的法治文明社会。可以说，穆涛将曹丕定义“文章经国”“以文治国”的意义，在当下再一次予以不一般的强调，并予以不一般的践行。他点点滴滴地说，言东指西地说，曲曲折折地说，以小见大地说，让读者深深切切地感觉他作为散文家心忧天下、情系社会的良知。他的写作虽然远离政治，但似乎比政治家还政治；虽然他不是哲学家，但他比哲学家还哲学。关于这一点，很多评论家与读者并没有充分强调与评论，笔者在这里特别地予以指出。

穆涛的“在场主义”旨意的另一个方面，是关涉文坛的现实。他在《会说话》一文中说：“我觉着，会说五句话，差不多就是一流文章，这五句话是，说人话，说实话，说家常话，说中肯的话，说有个性有水平的话。”（16）这五句话里关键的是“中肯的话”与“有个性有水平的话”。这是穆涛散文写作的理性与理想，是其写作的一个“底线”。推而广之，之于我们的散文作家，也可以此当作四海适用的写作格言。

出于对“大散文”的诉求，穆涛通过自己的散文创作与文坛对话，也是他与作家和读者们对话。这种对话自然是他的使命所然。他急切地要将自己的散文观与散文的理想诉诸文学与散文现状，而进行启蒙与启导。他不好为人师，但他期待着以自己的作品去影响文坛。他怀着一种使散文健康发展的良知与良心，自觉、执着而又痴情地发声，如他自己所乐道的“言者有言”。在《先前的风气》集中，《旧砖与新墙》《七个话题》《耳食之言》《文学，文风，以及中国文化气质》《贾平凹记》等几大“编”里的许多文章，大多是讨论文学现场及散文现场的作品。尤其讨论散文创作的很多文章，从贯彻“大散文”理念出发，针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之后散文创作的弊端，进行阐说、分析与批评，立足点是严厉的批判。穆涛的“在场主义”，就是他切中肯綮的批判“在场”。

穆涛的散文现场的文化批判，以历史经验为鉴，寻找哲理性的传统因子，重新赋予现今的思想包装。正如古耜所形容的，“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从上游开始梳理华夏文明，从元典起步讨论历史文化，让笔下尽可能保存那些原生的、质朴的东西”。（17）古耜所说的“原生的、质朴的东西”，就是穆涛从文史典籍中披沙淘金、彻悟而来的做文章的公理、精义、法则、理念、格言等，这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是哲学与美学的精魂，是学者散文经过文化批判的悟得，显示的是散文思想的最高境界与诗性的饱和之点。

穆涛一直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两次极大的文化“破坏”，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在他看来，这破坏了三千年中国文化生态的整体发展，造成了中国文化生态的“断档”，其负面影响是传统文化的基因秩序、古典哲学、公理礼仪与规矩标准的消解，以至于使国家和人民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力。他说：

20世纪初，有一句口号叫“打倒孔家店”，把孔子牌位给砸了，把旧礼教也砸了一些。但下手干这些事的，多数是懂其中规矩的人，因此出手还讲究点分寸。但还不算太狠。20世纪60、70年代，有两句口号：“破四旧”和“批林批孔”……那场“革命”是彻底的，把该砸的不该砸的，全部打倒在地，还踏上无数只脚。（18）

穆涛这一关于“生态浩劫而被断档”的强调，是非常深刻的，而他的这一认知，几乎可以看作是在散文中进行文化批评的一个思想根基，是“穆涛体”散文内在的出发点与驱动力，是其散文显示不同于他人散文思想魅力之所在。也许，他的“文化断档论”不无偏激，但正是这种所谓的“偏激”，才能够激发出穆涛式激情与激烈的批判。

应该看到，散文作为文化母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受到的生态“浩劫”，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白话美术文”时期的“浩劫”（主要是对“文以载道”公理的打倒与废弃），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懂规矩”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文化先驱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五四新散文的诞生充满着不可忽视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前者，是人为的文化虚无主义与极“左”政治思潮使然，是对诞生半个世纪的、作为新文学母体——散文的一种极大的扭曲与伤害。于是，他从“大散文”的美学定位和践行出发，呼唤着散文在五四涅槃之后的二次涅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进行着“在场”的穆涛式的阐释与散文理论建设。诸如，破政治写作的新“八股”即“文件与公文”的文风，应该是“早晨推开窗子，让新气息新感觉一下子扑面而来”（《文风》《再说文风》等）；破“工具论”，作家应该有“说真话”的自我的“底线”（《底线》《怎么样理解主见》等）；破“三大家”颂歌模式的假与空，必须“忌粉饰，忌矫情，忌虚伪”，要有“烟火气”与“人味”（《内涵》《忘我》等）；破模式的思维与平俗，必须“辣手著文章”，“手辣”“眼辣”与“心辣”（《言者有言》等）；讲创新，应该重新由李渔的“四期三戒”得到启导（《李渔的“四期三戒”》等）；说简洁，应该批评浮艳之风，从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的惜字传神的描述中，得到纯洁文字的归正（《简洁》等）……

一言以蔽之，在穆涛散文中，通过分散在各篇作品中零零星星的表述，虽在精短作品中进行深度阐释是受限制的，但已经建构了散文美学的一个图谱轮廓。这一方面的思考，无疑是当代散文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穆涛体”对散文美学问题的阐释，带着批判性匡正时弊的问题意识，以历史上的人物故事、典籍中的至理名言，作为阐释的途径与方式；用历史文化传统的梳理与解释，散点透视地来为建立散文美学指点迷津；加上他以批判的角度与散文“革命”的思维重新进行现在时的阐释，于是他的散文学思维及散文理论话语，便充满了文学启蒙的当代性，而具有了“言者有言”的“革命”意义。“意，犹帅也。”穆涛启示我们，散文的立意应建立在思想“破、立”的批判与“在场”，其境界便脚踏实地而又高瞻远瞩，其思想便是大境界；依凭历史文化，博古通今地洞察事物而明辨事理，这便拥有了负道抱器的智慧。

三、“穆涛体”的精神气象及文本创造

散文是作家自我思想、道德、情操、气质以及个人思维方式的告白，是彰显自我的一种生命形式。因此，散文家的散文，总比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要更直接、更突出地表现个人的人格精神气象。丁帆对此用“儒风道韵”和“仙风道骨”来概括，（19）是非常到位与准确的，而且如此概括颇有玄学的味道。

笔者认为，“穆涛体”所表现的个人精神气象是不可复制的，有着很另类的气质。我从丁帆的评论里拈出“儒”与“道”两个字，来概括其精神气象的特殊，并进行阐释。所谓“儒”，是穆涛在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浓浓的书卷气。“儒”，是士子，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读书人。从穆涛散文的表面看，其文本构成是用一个思想点，所串起来的引经据典的块料。它们昭示着这是学者写的文章，渊博的文史知识是其点点滴滴思想的强有力的支撑。在摆脱政治规约（自然难以完全的摆脱）之后，完全可以在文化学层面对历史进行文本书写。在当代散文家中，像穆涛这样“掉书袋”的作家并没有很多，也就是说，像穆涛这样结构文本的并不多见。从穆涛文本的内里看，引经据典的材料之内容，又都是“精义”，说明他是读书加思考的“通儒”，以此可以证明穆涛是一位学者，其散文属性自然也是学者的散文。博览与精读之后，经过思考才能消化，经过消化才能会通，故此才能称之为“通儒”。或许在引经据典方面难免会有少许讹错，但完全不是金文明所指出的余秋雨那种错误百出的状况。所谓“道”，是穆涛穿越历史与洞察现实之后的悟“道”与得“道”，并且在文本上表现出来“道”行，即以文史知识作为以史鉴今的依托，而超越文史空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布道”，仿佛是哲人的特立独行。正如鲍鹏山所描述的阅读感觉：“我感觉到了，《先行的风气》是承载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续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风气之文。境界高迈，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几乎圣贤气象，直逼最高境界。”（20）

得“道”，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与贯通，则将作家的彻悟引向深刻，抵达“最高境界”，即哲理境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之时空隧道中穿越与往来，其精神就是大的精神气象。归根结底，这就抵达了言说哲理的自由境界。穆涛在惯性思维中充满了反向的悖论思维，又在悖论思维中悟出许多符合事理逻辑的“道理”。诸如“一前面是零，但零不是没有，是无限数，是未知数，包含的更多”；“素面朝天不是一张脏脸，而是放弃了乔装打扮，唯大英雄能本色”等，这类禅悟的哲理自然而然地在文章里出现。从创作的审美机制看，这是审美心理境界达到了充分高度的一种自由。

审美心理境界一旦抵达充分、高度的自由，转化在“穆涛体”文本的创造上，则是文本创造的高度自由。而这种自由，便是贾平凹诉求的“革命”自由，进而使“穆涛体”的文本具有了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首先，是“穆涛体”文本形态的陌生化。穆涛的散文文本形态多元，呈现不定型状态，它的陌生让读者难以定义。真实的思想与情感成为自由抒写的驱动力，没有固定的成规旧律可以约束穆涛的笔端。他自己称他的文章是“札记”或“稿边笔记”，因心性的自由与率真，所以每篇的形态由规定的思想（感兴）、情绪（即时的心态）与灵感（审美的感觉）而随“物”赋形。一般来说，他的散文是随性写出来的，可以称为杂文，可以称为杂感，可以称为札记，也可以称为随笔。总体说，大体属于议论、说明的一路，而不属于叙事纪实、艺术抒情的“白话美术文”流脉的体制。穆涛的这种“不定型”文本的陌生化形态，对于五四散文的“白话美术文”的范型是一种突破，大体上是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议论小品的传承，但内涵上又弃绝他们的清淡闲适；同时，“穆涛体”又对“卒章显志”的杨朔模式、“类比取义”的秦牧模式、“今昔对照”的刘白羽模式进行消解和突破；更是对新时期大量“伤痕”纪念模式的破解。“大散文”的“革命”意识之一，就是悖反以至逆袭“艺术抒情”散文独尊文坛的偏向，而使散文创作走向多元发展的广阔道路。正因贯彻这种多元走向，穆涛的散文拒绝单纯艺术抒情的套路，而取杂感体书写的自由。究其实，这是“穆涛体”对传统散文的“失范”与“破体”，是属于他自己文体的“杂说”型。鲁迅先生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21）梁实秋也有类似的看法，说“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22）笔者认为，散文创作应该遵行大体虽有、定体则无的原则，散文作家应该像穆涛这样形态自由地写作，去创造带有个人特征的体式，这种自由赋予文体以“革命”的意识。但穆涛散文也不是毫无规矩，大体还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起承转合”的章法与行文走笔的规矩，而从这方面看，穆涛散文之于“通律”，基本上又是“守范”的。

其次，是“穆涛体”叙说方式的无序性。所谓叙说方式的无序性，是指穆涛散文打破了一般散文叙事的物理时空（按时间地点而移步换形）与心理时空（按思想意识的流动而结构作品），为表达思想或感悟而空悬笔端，似乎难以很明确辨析其叙述、论说与情绪抑扬顿挫的线索，缺乏明显的连贯性与线条感。表现在文本上，则是节奏的跳跃性太大，作者言说的时候东拉西扯，扯远、扯出了不太相关的“闲话”来，于是作品便留下太多的“空白”。穆涛自己说：“国画里的留白是一种空，音乐里的瞬间停顿是一种空，文学描写里的闲笔是一种空，这些空里都潜藏着奇妙的魅力。”（23）这种叙说的无序性，使文本结撰的“闲笔”特有传神的趣味。那些“闲笔”，或触及各种社会世相，或触及文化的悖论，或说人性至情，虽与一篇作品叙说的本事关系不大，但机锋却藏得很深，很有妙趣。

第三，是“穆涛体”艺术呈现的无技巧。巴金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24）或许为了纠正独尊艺术抒情的偏向，穆涛故意远离“艺术抒情”，便不太注重写作的技巧。我们读穆涛的散文，如果用精湛的构思、严整的结构、情景交融的诗学境界等标准去进行分析，那是一件徒劳的事情。这种文体特征试图接近巴金所主张的“无技巧”境界。笔者说过：“所谓‘无技巧’，不是说真的没有任何技巧，是指运用技巧已达到‘化境’，熟练异常，出神入化……使读者看不到作者运用技巧的任何痕迹。”（25）随性与自由是穆涛散文的艺术理想，包含着简单、朴素、自然、平易、简洁等，是忽略艺术方法与手法的繁复、现代主义形形色色的技巧、华丽的语言表达，以达到本色化的艺术创造。而这种质朴的美学思想在文本上的自由，完全是由作者“身体里的风气”决定的，是一般人很难学到的“点铁成金”的功夫，只有依凭丰实的学识与举重若轻的文字功力，依凭世事洞明、悟透古今的见识，穆涛才能成为穆涛。如一位评论家所描述他的“无技巧”呈现：“看到穆涛的手伸向历史的幕布后面，吹一口气，变化出这么多灵性的东西，怎么变还真说不清楚。”（26）贾平凹也曾经说过“无技巧”就是“大技巧”：“作文蹈到大方处，其写法就要讲究了。所谓的没有技巧就是大技巧，那是指进入了大境界的‘精变’作家而言的。”（27）反形式到了“无技巧”的境界，就是从“必然王国”“精变”到了“自由王国”。这是在贾平凹“大散文”的理念中，“反形式”所向往与所诉求的艺术呈现的高度。如果我们大反散文创作中长期积淀的形式主义，就散文的“革命”而言，恐怕就是贾平凹在文本上诉求“大散文”的最终的“革命”。

文学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位有作为的作家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文学思潮中去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从而进一步创造自己的文本风格与个性，尤其在文学思潮中找到自我定位并演绎自我的作家更为可贵。“穆涛体”文本形态的陌生化、叙说方式的无序性、艺术呈现的无技巧，包括其表述语言的幽默诙谐和智慧的冷讽，这些方面表现出文体创造的反形式主义倾向。穆涛的“反形式”是其散文“革命”的精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它自然是贯彻“大散文”主义“扫除浮艳之风”、摈弃各种模式的形式主义弊端，而取贾平凹从《月迹》的华彩到《商州》三录的古朴清新之经验，其意义是以助“大散文”在当下文坛上开一代之新风。

唯其如此，“穆涛体”散文在自我定位的实验中，作家执拗地将自我扮演成急先锋的角色；于是，穆涛自成悖论。在反思五四与反思极“左”政治思潮之后，靠读文史古籍而作“札记”（“杂记”）的穆涛，却以先锋姿态演绎着标志散文“革命”的“大散文主义”。鉴此，穆涛的意义，尤值得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与散文理论的专家学者，去进行学理性的思考与深究。

注释：

（1）丁帆：《儒风道韵点春秋》，《东吴学术》2014年第6期。

（2）辛先锡：《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趋势》，中国散文学会编：《散文趋向的深思：常州研讨会论文集》，第89页，香港，香港正之出版社，1992。

（3）贾平凹：《美文》发刊词，《美文》1992年创刊号。

（4）贾平凹：《说穆涛获奖》，穆涛：《先前的风气》，第31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5）贾平凹：《〈美文〉创刊25周年刊庆时致同仁们的信》，《美文》2018年第10期。

（6）见林非：《散文的昨日与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7）见范培松：《解放散文》，《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8）见吴周文：《提倡“美文”》，《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

（9）见赵玫：《我的散文观》，《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

（10）见周同宾：《散文要还俗》，《散文百家》1992年第10期。

（11）见王英琦：《散文三昧》，《散文选刊》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