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苦难更严酷的是精神遭遇

　　“底层写作”，是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关于这个现象的是是非非，也是近年来文学批评最核心的内容。在我看来，与“底层写作”相关的“新人民性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文学现象。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直接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就是底层的边缘群体。他们微小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缺失，不仅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付出代价，而且也最大限度地遮蔽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状况，“底层写作”才集中地表达了边缘群体的生存苦难。但是，过多地表达苦难、甚至是知识分子想像的苦难，不仅使这一现象的写作不断重复，而且对苦难的书写也逐渐成了目的。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品只注意了底层的生存苦难，而没有注意或发现，比苦难更严酷的是这一群体的精神遭遇。因此，我曾不止一次提到，底层的处境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事件。现在，我读到的马秋芬的中篇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就是我期待已久的作品。
　　2006年，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她对建筑工地上民工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和书写，使她多年后重出江湖就站在文学的潮头和高端。《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延续了她对底层普通人关注的文学立场。不同的是，她不再刻意书写这个群体难以为继的生存苦难，而是将视角投向了这个群体更难以捕捉的精神领域——他们的精神遭遇和境况。
　　小说中一直流淌的是城市永不消歇的喧嚣与躁动，冯主任、楚丹彤、翁小淳等，都沉浮于都市纷乱又可以安全自转的轨迹。他们办儿童艺术团、组织大型电视节目、奋不顾身地为朋友也为交换而救场等。都市深处的生活场景就这样掩藏于钢筋水泥的森林和霓虹灯的阴影处。作为一个外来的务工者，一个普通的家庭清洁工的朱大琴，对这样的都市生活和场景一无所知。她原本就是一个城市的“他者”，一个不得不闯入城市谋生活的人。但一场意外的救场活动，使朱大琴终于和这座城市建立了“内在联系”。楚丹彤在朋友翁小淳的请求下，答应写一首儿童朗诵诗《在爱的阳光下》。在与朱大琴的闲聊中楚丹彤找到了灵感，在“征求”朱大琴“意见”时，她在诵读中看到了朱大琴涌出的泪水。那首诗将农民工孩子受到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以极度夸张的修辞作了极端化的表达，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仿佛生活在天堂，他们过着城里人应有的一切，而那一切都是城里人给他们提供的。没有识别能力的朱大琴，在这种充满煽情的文字里怎能不感激涕零。演出果然空前成功，嘉宾和观众泪光闪闪，连楚丹彤自己都被感动了。翁小淳为了做一笔“更大的买卖”，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让楚丹彤找人“编观众来信”。朱大琴成为“观众来信”的“执笔者”。电视台在为自己“造势”的宣传中，因为朱大琴为电视台的“突出贡献”要奖励她一台电视机。于是就有了“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的故事。当然，朱大琴最后也没有拿到那个奖给她的电视机，因为“节目一期一结算，那期节目早就封账”了。朱大琴反复被利用，反复成为装点城市“人性化”的道具和装饰品，但她得到的除了被欺骗的泪水一无所获。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没有着意于进城务工者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和永无尽期的苦难叙事。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那里转眼即逝。在这个事件中，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群是最大的赢家：翁小淳的30万落实了，楚丹彤的节目在电视上畅行无阻，冯团长的“小星星艺术团”也在电视上“多给时段”。他们共享资源相互利用，用时髦的话叫“双赢”。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公共资源正在以不同渠道和形式被瓜分。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但这一切与朱大琴们没有任何关系。都市合谋榨取了他们最后的资源，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
　　在我看来，《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开辟了“底层写作”新的思路，它的深刻性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底层”从生存苦难的写作中被“解放”出来，但他们的精神苦难更令人触目惊心。于是朱大琴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事件。马秋芬就这样在2008年新春伊始为我们带来了令人感奋的文学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