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辽宁文学三十年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辽沈地区沉甸甸的历史轨迹决定了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学发展注定了要走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厚实、凝重、粗犷，缺少小桥流水、风花雪月，也不屑于对技巧、对形式、语言的过分追求，一直是我们辽宁作家的特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马加的《寒夜火种》等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小说就有不少用现实主义笔法反映当时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现实生活的成功作品；解放以后，辽宁的作家们更是纷纷以二十世纪发生在辽沈大地、东北大地上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在祖国的东方》《北国风云录》《血映关山》，韶华的《燃烧的土地》，杨大群的《关东演义》，陈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等作品，都是对发生在黑土地上的硝烟炮火的生动写照。
辽沈大地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发祥地。更遥远一些的历史年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之处，历史上那些剽悍的游牧民族建立起或长或短的地方政权，多姿多彩的历史激发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当代辽宁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们在历史勾沉中走笔沧桑，勾勒出一幅幅更为久远辽阔的历史图卷，这一类作品为数不少，如颜廷瑞的长篇小说《庄妃》《血泪清宁宫》《大战宁远城》《悲欢紫禁城》，王占君的《契丹萧太后》《耶律阿保机》，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瀛泳的《僧格林沁王爷》《西风瘦马》等作品都是当代辽宁作家潜心历史的精心之作。
　　除了丰厚的历史财富，辽宁还是中国有名的重工业基地，建国以后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热朝和新时期国企改造以及私有经济的崛起等社会热点也不例外地在我省的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枫林》），江帆的《女厂长》，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韶华的《浪涛滚滚》，胡小胡的《蓝城》《太阳雪》，木青的《五爱街》《重工街柔情》以及我省青年作家李铁反映工厂生活的系列中短篇小说，都是辽宁近六十年工业史的生动写照。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萧军、罗烽、舒群、白朗、端木蕻良、马加等东北作家群就活跃在辽宁文坛上，东北沦陷以后，他们有的流亡关内，有的投奔延安，但流淌在他们笔下的仍旧是家乡的风土人情，是铁蹄下东北民众的呐喊与反抗。抗战胜利，尤其是中国成立以后，一批从延安回到东北、回到辽宁的老作家，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重新带回故乡，他们在和平年代追忆往昔战斗的岁月，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硝烟战火的文学作品，应该说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辽宁作家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辽宁文学的真正繁荣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一批解放前就开始创作的老作家雄风不减，以他们的亲历、亲闻和对沧桑历史的独特感受，创作出一批更有分量的作品。当然，新时期以来的辽宁文坛总的来说是以中青年为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河的《大车店一夜》、迟松年的《普通老百姓》、邓刚的《迷人的海》等作品脱颖而出，屡屡在全国性的评奖中折桂，他们的作品带着黑土地的质朴、吹拂着渤海湾的劲风，在８０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强劲的东北风。
　　进入新世纪以来，辽宁文学更是丰富多彩，呈现老中青三代齐上阵的景观，尤其青年一代作家的崛起，更是为文坛注入了新鲜和活力。毋庸置疑，作为富有活力的一代，他们才是新世纪辽宁文学的主力军，至今仍佳作频频的，正是这一代作家。当他们以各自擅长的文学形式致力于当代生活的描摩和展现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辽宁文坛仍旧有一批坚定的追求者，未来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肯定有他们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辽宁的现当代文学史是行走在现实主义轨迹上的文学史。辽宁的文学创作就像镜子一样，基本上反映了这块黑土地上的血雨腥风、悲欢离合，从这个角度讲，辽宁文学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故乡的山水。
　　肯定成绩并不是说辽宁文学已经完美，没有缺憾。客观地讲，辽宁文学的缺点和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全面接受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将世界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探索重新经历了一遍，因此这三十年的中国文坛也是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反思辽宁这些年的文学创作，我们更多地是止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创作思路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读过弗洛伊德、萨特和海德格尔，我们也尝试过写出不点标点符号的句子和段落，但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创作的大潮到了我们这里，就像地震的余波一样，再也起不了革命性的具有震撼力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辽宁作家创作观念、创作手法的相对保守、单调，辽宁作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不能最及时深刻的把握，已经成为辽宁文学前行的最大障碍。
说到创作观念和手法，不能不提到马原这个作家。在新时期的中国小说创作中，辽宁籍作家马原的创作对我们辽宁作家应该说是启示意义的。当马原以他的《希马拉雅古歌》《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亮相文坛时，他那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小说观念对中国文坛产生的冲击波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尽管马原已撂笔多年，但他那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至今常读常新，马原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也是不可动摇的。
　　生长于辽宁、求学于辽宁的马原如果不是走出辽宁，走到世界上最高的那片青藏高原，他的小说不会达到后来的高度，这一点是肯定的。从这种意义上讲，立足辽宁、真正走出辽宁可能是我们辽宁作家取得更大成功的不二法门。
　　2006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文代会、第七届全国作代会上，胡锦涛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在谈到继承与创新这个问题时，他说“继承与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古今中外，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尊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结果。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既渗透着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又蕴含着时代孕育的理想和精神，既延续着传统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我们生活的时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追求、对文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焕发创造激情，激发原创能力，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推陈出新，在人类文艺发展史上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学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再回到辽宁文学创作的这个话题，我有这样一点体会：没有现实主义支撑的创作肯定是缺乏力量的；而仅仅有现实主义的创作肯定也是不会取得更高成就的。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望辽宁文学的现实主义历史，我认为辽宁作家有理由自豪却没有理由骄傲。建设文化大省，文学应该走在前头，而我们距离北京、上海、江苏、陕西这样人才济济的文学重镇显然还有距离，即使是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框架内，我们还有很多重大的题材没有挖掘，还有已经开始挖掘的题材深度远远不够、表现力远远不够的问题。比如，对东北历史乃至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闯关东，伪满洲国，日俄战争，抗美援朝，五十年代初期东北大工业建设，当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艰难与惊心动魄，等等，这些大题材、大事件是我们东北人独有的，东北的作家、辽宁的作家不去写，不去开掘，说不过去，对不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