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散文的新探索

　　对于历史文化散文，我一向持乐观和宽容的态度。在我看来：这种崛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的散文文体，虽然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暴露出一些被人们屡屡诟病的问题，如大量的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的复述取代了对历史主体的洞察和发现，过多的资料征引和背景胪陈抑制乃至压倒了作家的性灵与体验，比较相似的篇章结构和行文方式冲淡了作品应有的陌生感和个性化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该文体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很难避免甚至必然出现的曲折和偏差；都是作家在驾驭该文体时，由于观念模糊或功力欠佳所导致的行文的幼稚和表达的失误，只要我们坚持潜心的艺术探索和执著的审美实践，它们最终都能够迎刃而解,从而趋于文体的成熟与完善。如果说我的这种观点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还主要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虔诚的期待；那么，近年来，一批中青年作家围绕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与开拓，以及由这种探索和开拓所催生的一批新的历史文化散文作品，却分明使上述观点正在变为可以直观的事实——这一批历史文化散文新作，凭借鲜活的艺术叙事、强健的审美特质和大胆的实验精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同类作品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而且为历史文化散文一体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新的可能。
　　历史文化散文既然锁定历史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它就有理由让自己的视线立体覆盖包括朝代、事件、人物、典籍、器物、遗址等等内的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这种全方位的历史文化观照，固然有利于构成不乏形象性和趣味性的历史长廊，进而便于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但也很容易因为过于迷恋历史的过程和现象而弱化甚至忽视了对历史主体——历史中人的审视与把握。有心叩问历史真谛的中青年作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回望和探照前尘旧影时，主动将视线进行了由“那些事物”向“那些人物”的位移，从而将后者推向了作品的前台。而在展开具体的人物描写时，他们又有意回避或者说自觉更新着以往同类作品惯用的“知人论世”社会学视角，而让笔墨在保持简约的背景勾勒的基础上，更多地集中于人物的内心世界，致力于人物的精神揭秘，这使得他们笔下的历史文化散文，顿时浮现出生命史和心灵史的意味。不妨以张宏杰为例。这位属于70后的青年作家，迄今已推出了《千年悖论——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多部重说历史人物的散文集。而这些作品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从一定环境条件下的人性出发，对人物展开大胆、深入而又新颖、细致的心理分析，透过性格逻辑，剖析命运归宿。于是，沿着作家或剥茧抽丝、或见微知著的艺术叙事，人们领略了朱元璋、吴三桂、魏忠贤、王莽、朱棣、洪秀全、曾国藩等等匪夷所思而又入情入理的另一种真实。浙江作家柯平的散文集《阴阳脸》亦属于这种情况。这部作品以明清两代江南文化名人为观照对象，设立多种渠道，逼近深度人性，特别是逼近人物处于矛盾、困惑或隐曲、遮蔽之中的心灵场域，就此梳理其复杂动因，发掘其价值所在，既酣畅淋漓，又纤悉无遗，从而披露了特定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应当承认，这样的艺术追求，使历史文化散文在承载历史元素的同时，更体现和张扬了文学所应有的意味和风度。
　　同以上着力表现历史人物，特别是着力揭示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的创作取向相联系、相呼应，一些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的历史文化散文，在艺术重心的选择和审美形态的把握上，亦开始另辟蹊径，推陈出新。就此一纬度而言，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有的作家针对以往历史文化散文过于理性化和资料化的缺憾，开始有意识地强化感性渗透乃至生命体验。请读读女作家黄倩娜的《执子之手》吧。这篇作品写的是作家与东汉女诗人蔡文姬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但这一切却不再是既无所附丽、也不动声色的客观表述，而是将“我”执子之手，拥他入眠时的全部感觉和体验，自觉地移植到千载之外的蔡文姬和她的两个胡儿身上，做设身处地的想象和鞭辟入里的推测。这时，通篇作品便平添了人性和感情的元素，甚至有了触觉，有了体温，它一下子敞开了文姬归汉时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一种两难而无法两全的情感取舍，从而贻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刘艳琴的《来生便嫁苏东坡》也是一篇重性灵、重体验的好作品。如果单从基本内容看，它不过是在比较和遥想中完成了有关苏东坡的一次人格素描，但是，由于这一切始终恪守着作家——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特有的聪睿视线，特别是渗入了她“来生便嫁”这样一种坦率而真切的情感动力，所以，其字里行间便充盈着一种既源于创作主体，又来自人物精神的生命活力，一种既毛绒绒，又热辣辣的东西，它最终使躺在纸上的苏东坡，变得有形有神，有血有肉。显然，正是诸如此类的作品真正以性灵激活了历史，从而为历史与文学的嫁接，提供了新的支点和新的经验。
　　在强化艺术感知和生命体验的同时，中青年作家对历史文化散文渐趋僵硬的文体范式，亦尝试着进行了某种改造与革新。在这方面，湖北青年女作家王芸所做的潜心探索很值得重视。近年来，她连续发表了《与昭君无关的祭奠》《无可终结的仇》《义掠过刀锋》《当命运朝向一个注定多义的人》等一系列历史文化散文。这些作品一反时下历史文化散文常见的引经据典和夹叙夹议，而代之以另一种建构的思路与实践：先从作为对象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中，提炼出若干具象或抽象的关键词，然后驱动富有诗意和灵性的语言，加以凝练、简约但又洒脱、自由的叙述或点染，而将必要的背景交代和史料引证浓缩成精短紧凑的“画外音”，作为每一单元正文之外和之后的“附录”。这一番苦心经营反映到艺术效果上，则是除去保证了作品叙事的生动与流畅之外，还催生了作品“正文”与“附录”之间相生或互补的关系，进而形成了作品弥足珍贵的审美张力。祝勇的散文长卷《旧宫殿》，亦颇具文体创新意识。它以北京的故宫为圆心，辐射文思与笔墨，其中既有帝王心理的分析，又有历史细节的还原；既有回望昨天的沉思，又有面对遗迹的感悟，所有这些整合于一体，化为万象辐辏的艺术景观，把散文表述历史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此外，张宏杰以心理咨询的形式发掘朱元璋的深层性格（《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柯平借“沈复自述”的口吻坦露人物的情感历程（《沈复自述》），张远山用人体的五个部分比喻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走势（《告别五千年》），都不乏文体的实验性和开拓性，它们最终有助于历史文化散文在积极创新中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