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是一种哲学

　　很长时间，刁斗都被误读着，这种误读是由于他过度挥霍写作训练当中的先锋资源造成的。先锋资源的西方化性质，使刁斗与他成长基因中的另一个顽强自我——政治记忆之间，始终不能达成平衡。一旦将政治记忆纳入先锋语境，就会遭遇变形，成为局部的抽象段落。为了成就内心的自我，刁斗决定回到本土、回到人物，让积压的整体情绪进入一个配置适当的通道。
　　我猜测，刁斗在《我哥刁北年表》这部小说动笔前，打算写一部共和国史。他制定了一份个体的时间表，但这份个体的时间表却暗含着共和国的历史。从1953年到2003年，整整50年的时间跨度只是一种皮相、一种流量。刁斗为他所要表现的共和国史，找到了一个内在逻辑、一个准确词汇：政治。但刁斗的小说不是在谴责政治，控诉灾难，而是站在悲悯生命的视角，反省人性的虚荣与逆反、归顺与妥协、僭越与欲望，其用心在于，为被政治游戏损毁的个人生活，恢复一点内在的柔软的弹性。
　　主人公刁北是作家刁斗对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一个完整的贡献，这个贡献得益于今天开放的人文环境，它允许让曾经避讳的敏感人物正面出场。尽管刁斗对这一人物的激进历史，进行了截断性的技术处理，但作为思想者的符号，“刁北”依然超越时代的标示，获得了一种绵延的象征。
　　“刁北的时代”是一个隐喻，一个大时代的概念，它既包括了显在的前政治时代，也包括了隐蔽的后政治时代。这个大时代的核心机密，应当由长子刁北和他革命军人出身的父亲共同来分享。
　　“我哥刁北”和“我爸”是“刁北时代”里拥有不同表现形式的一对幽灵，他们看似敌对，实则却有着内在的亲和力，恰如一枚镍币的正反面。父亲的表现形式是顺应，儿子的表现形式是叛逆，但是当这段历史在人们的意识中淡出终结的时候，二者的命运很难说不是一种殊途同归。
　　作家对“我爸”和“我哥刁北”表达了不同的情感倾向。对于前者，作家充满了强烈的弑父情结。在这一人物的起点，作者就埋下了一个人格信任的爆炸点，“我爸”利用“我妈”的政治崇拜心理，实现了占有的目的。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和解构，运用到弑父的动作设计上，显现出极其对位的喜剧效果。几乎在历史的每个节点上，父亲都能做出与时事相匹配的“正确”选择，而不同时期的政治修辞变化，又凸显出父亲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对于后者，作家充满了敬重、体恤的感情。一种严肃的政治游戏，败坏了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情趣和氛围，使他只能和思想同路，而不能与亲情和解。他被动地成为一个被祭上了神坛的另类。精神的水晶和思想的钻石——再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述，能再现一块思想石头的悲哀和冰冷。如果刁北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来生活，以哺育他的“我姥”生活的理念，与“思想”告别，也许他的生活能找回一点人的本相，在生活的原点上，获得人生的另一面启示，触摸消费时代里人所共享的一份世俗温暖。
　　小说是为人们曾经被异化的生活写下的一份悼词，而作为一种可能，目前的小说结局是对真正的思想者刁北的特别抚慰。
　　无论如何，假的思想者和真的思想者同时被严肃的政治游戏荼毒掉了，并推向了妄想的极致，父子二人希图把个人的能量转化为历史的能量。父亲一生想破译出党内路线的十四次斗争史，而长子想谱写一部描画共产主义蓝图的《新桃源记》。作家让父亲走上了肉身死亡的不归路，让长子刁北在50岁时结束精神史的艰难，尝试另一面的开始。 　　　　
　　刁北50岁生日时对自我及人性的大段解读，成为支撑整部小说的内在理由。话糙理不糙——“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这一不雅的结论，隐含着众生平等的意象，一切精彩与不精彩在一个意象中，化为无形。小说结尾附录的“我哥刁北年表”，提供了一份相同的佐证，与共和国如火如荼的年份对应的是反差较大的另一种历史表情。太生动了，我们只有记述的本能。
　　面对死亡是一种哲学——而我们看到的是，多样化的死法，没有规定动作的落幕和下场，嬉笑怒骂的有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