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李铁小说的思想内核

摘要：李铁属于“新生代”实力派作家。他不仅成功地表现了当下的现实生活，更使生活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这就是对悖论层面的介入。悖论在文本中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时代与个体因素的相悖，愿望与结果的相反，感觉和现实的相对。作家以其独具的本质——无解——揭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又赋予生活以意义。其根源在于作家博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思想和顽强的理性精神，小说也由此“具有了令人生畏和令人深思的品格”。
　　
　　李铁是以工业题材开始小说写作的。一提起这位“新生代”实力派作家，人们总喜欢将他与工业题材相联系，认为他是国内少有的关注工业题材的写作者之一。他的小说，展现出工业题材写作的独特魅力。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不要说他近年的部分小说已经越出了工业题材范围，就是那些真正属于工业题材的小说，其根本的价值和特质也不在题材上，而在于思想的深刻。
　　众所周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哲学问题，观察、分析、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哲学家的事，也是文学家的责任。文学家是诗人，也应是哲学家，他的职责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将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来，显现为一种思想的价值。因此，布吕奈尔、比叔瓦、卢梭三人才在其合著的比较文学著作中这样说：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并使之发扬光大。”[1](P120)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可能很多。以我之见，悖论应该是最具普遍性且极耐人寻味的。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当下，悖论几乎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不仅“像光吸引蛾子一样”（斯蒂芬?里德语）吸引着哲学家，也使文学家感到了莫大的兴趣。于是，一些颇具人文关怀精神的睿智而深刻的作家，便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对悖论的形象阐释。
　　这里所说的悖论，显然已经不限于逻辑学意义上的，而更倾向于英语中的Paradox。它既取了逻辑悖论的两难的基本性质，更指违背主观预期的一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绝对性、无解性是它的基本特征。从这一点说，我们也可以叫它广义悖论，生活悖论、人生悖论。
　　李铁有着惊人的写作耐心。在这时时呈现后现代的断裂和破碎的时代，他既不走后现代写作将自身符号化的路子，也不去搞那类拼接、虚拟的游戏，而是执著地守望着人生和它背后隐藏着的意义。他的小说几乎总是从生活的具体现象着手，以其独具的慧眼，将题材连缀起来，在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中，揭示出生活的底蕴，将读者引进悖论的怪圈。

　　　　　　　　　　　　　　　　　　一、时代与个体因素的相悖
　　
　　李铁有一部分小说写了改革年代企业的状况和工人的生活。他不满足于仅仅展示矛盾的繁复和改革的艰难，而是直指人的命运，确切说是特定历史时期与个人命运之间的乖舛，是时代与个体因素的相悖。这不仅要求作家高度熟悉生活，某种程度上更需要胆识。
　　《乔师傅的手艺》[2]是一篇为李铁赢来了赞誉的作品，本世纪初发表后，不仅为多家报刊转载、连载，还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小说写了一个倔强、好强，视技术如命的女检修工乔师傅。为了学得直大轴这门高难度的手艺，她付出了身体，付出了爱情，付出了她全部的努力。然而在那个普遍重视技术的年代里，她的师傅还活着，“直大轴这么重要的活人们只信任他，只能让他干”，轮不到乔师傅登台表演。后来时代发展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大轴弯了就送厂家检修，换新，乔师傅也没有机会展示手艺。直到她已经退休，对直大轴本应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的时候，机会却悄然降临了。可惜乔师傅已经没了当年的体力，她就在直大轴的现场倒下了。
　　研究者们多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从时代的变化以及改革存在的问题上寻找乔师傅的悲剧的成因，认为乔师傅的悲剧是一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悲剧。“现代工人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与机器相联系的技能，而现代化、自动化的成果就是逐步把工人的技能变成流水线上的简单动作……乔师傅与直大轴手艺之间的曲折关系的变化，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一历史进程。”[3]（P6）小说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时代与商业时代之间的巨大裂隙”[4]。这种观点不能说不对，然而总给人以从人的外部寻找悲剧原因之感，多少有些疏离文本。其实，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乔师傅毕竟获得了一次直大轴的机会。导致她最后也没能实现其一生的理想的直接原因是身体，在直大轴的现场，乔师傅支撑不住了。小说写道：

　　乔师傅望着大轴，目不斜视，似乎已经进入了临战的状态。从窗外投进来的阳光更加明媚了，它和厂房内的灯光一起把一切都照得亮亮的，连犄角旮旯都亮了，亮得扎人的眼睛。大轴躺在机壳里，像一个病人躺在无影灯下等待接受手术。主刀医生上场了，这个人就是乔师傅。此时我发现她的身体似乎在不停地抖动，这种抖一直延伸到地面，令我都有些要跟着她抖了，我不禁为她担心起来。
……
　　突然，乔师傅不动了，当我，现在主持直轴的分厂厂长，她昔日的徒弟，走近她想给她打下手时，我的师傅木然不动了。
　　身体没问题吧？我问道。声音轻得只有咱师徒俩能听到。
　　乔师傅满脸笑容地对着我，没有吭声。笑容怪怪的，并且凝固起来，像变成了一尊雕像。
　　师傅！我惊叫一声。

　　这是小说的结尾，也是乔师傅命运的结局。抛开微言大义不说，文本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乔师傅丧失了抓住这唯一一次机会的体力了，她和机遇擦肩而过。有体力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的时候又没了体力。这种情形，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了锅盔没有牙，有了牙又没有锅盔。这就是特定时代下乔师傅的命运，小说也由此进入了悖论的层面。
　　这种观点本身无所谓高低轻重，和历史学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比，机遇与体力的错位似乎更符合文本的真实，更切近人本身，因而也更具有人本意义。当然，作家自始至终是把它嵌在了时代的演变之中的，就是说，时代因素与乔师傅的悲剧之间有着不可解脱的干系。抛开远的不说，如果老板的态度更坚定一些，直大轴的决定不生变故，不让乔师傅费那番周折，乔师傅的情形是不是会好一些？如果“我”的胆子再大一些，敢于承担责任一些，乔师傅的情形是不是会好一些？如果支持她的人多一些，乔师傅的情形是不是会好一些？然而这些只能是“如果”，事实是，乔师傅为争得这次直大轴的机会在直大轴之前就已经耗尽了心力。这就是改革年代的社会现实，历史真实，发生在乔师傅身上的体力和机遇的错位所衍生的命运悲剧也就充满了时代色彩。
与《乔师傅的手艺》相关联的是《杜一民的复辟阴谋》[2]。这篇同属改革题材的小说，表现出时代的要求与个人需求之间的错位。在那个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的年代里，优秀检修工杜一民“觉得目前的分配制度不公平”，提出了奖金差额分配的建议，并因此被提拔为班组长；而当改革年代真正到来，厂里号召减人降耗，“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残酷”的时候，杜一民却搞起了大锅饭。这情形，很有点像叶公好龙。杜一民的下场也极类似乔师傅的结局：

　　……下水井里的水正一点一点向上涨，此时的水位是齐腰深，而光秃秃的井壁毫无攀援的可能。杜一民站在水里，他当然知道他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一种绝望的恐惧感像一条蛇一样从他的脚底往上盘，他张大嘴巴，高声喊道，救命——

　　也有人从社会历史层面解读这篇小说的主旨，认为它是国企改制阶段工人状况的一面镜子。“所谓复辟，就是工人在面临下岗，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班组长杜一民居然放弃了多年前主动做出的竞争方案，带头吃起为他一贯所反对的‘大锅饭’来。由于历史际遇不同，‘大锅饭’现象前后显示出了本质的差异。”[5]其实小说最深层的题旨不在于揭示企业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也不在于表达是非判断，乃至道德关怀。人性的自相矛盾以及时代要求与人性需求之间的相悖，也许更切近小说的深层题旨。人既有自我实现的一面，也有自我退缩的一面。当社会处于吃大锅饭的制度下时，外在的时代要求与内在的自我实现产生了对立；而当社会处于竞争状态时，外在的时代要求与内在的自我退缩又产生了对立。这就是时代的要求与人的需求之间生发的纠葛，杜一民的结局，暗示了人在这一纠葛中的悲剧性。
　　时代与个体因素的相悖是以历史的变迁为依托的。悖论是隐藏在深水里的冰山，水面上则涌动着生活的峰谷。作家的着眼点似乎也在于特定生存状态下工人的遭遇、命运，他在谈及他的工业题材写作时就曾这样说：“我在这家厂里做过检修工、运行工、车工、焊工……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工人，我对他们有着很深的了解和感情，对他们的命运和经历我常常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们的遭遇（我想了好久还是选用了这个词）是社会和历史造成的，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他们所呈现的每一个个体显得无助而又无力。”[6](P86)从这段话看，李铁好像只是致力于形而下的生活书写，然而，强大现实挤压下个体生命的“无助而又无力”使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悖论的层面。正因此，小说实现了对同类题材写作的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双重超越。
　　　　　　　　　　　　
　　　　　　　　　　　　　　　　　　二、愿望与结果的相反

　　如果说时代与个体因素的错位尚有明显的社会和历史色彩，现实感重，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话，那么，愿望与结果的相反则更贴近具体人生，也就更具普遍性。
　　《以水为花》[7]写一个女孩子的命运与挑水之间的关系。时间上溯四十年，“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一部分居民的家庭用水还得靠人挑，于是，二樱家挑水的任务就不期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头上。二樱起初对此事极为反感，也处心积虑地做过语言和行为的反抗。然而，就是这一度使她既痛苦又反感的挑水，给她带来了意外的欢乐，甚至初恋，她对挑水的态度也就“发生了质的转变”：

　　井台的氛围是她所喜欢的，也是她所需要的，每当有小伙子的目光落到她的身上，她就会感到全身都痒丝丝的……四周的一切令她有一种心旷神怡的幻象之感。

　　就在二樱由不愿挑水变成了愿意挑水甚至离不开挑水后，事情却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朋友为了报答她当年的捐助之恩，趁她不在的时候送了她家一套自来水管。于是，二樱的幸福也就随着挑水的结束而结束了。叙述者于结尾时说道：“我不讲了你也想像得出，回家来的二樱看见这水会是一种什么心情。”这种不问之问，宣告了二樱的幸福的消解。
　　平心而论，《以水为花》在李铁众多的中篇中算不得优秀，过多的生活化使小说变得有些平淡，其价值在于其中隐含着的悖论意义。一个人视某事为痛苦时某事给她带来了幸福；而当她视某事为幸福时某事却终结了。这就是二樱生活中的悖论，也是二樱形象所体现出的形而上意义。同样的悖论还体现在她的朋友身上。朋友本来是为了解除二樱挑水的负担才送她家自来水管子的，是为了二樱活得幸福；想不到二樱恰恰因此失去了幸福，正所谓好心做了坏事。二者都体现出愿望和结果的背反。
　　与此相应的是中篇《冰雪荔枝》[2]。《冰雪荔枝》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和她的家庭、爱情之间的故事。荔枝是一个清纯而勇敢的女孩子。为了家庭的完整，她协助母亲盯梢在外偷情的父亲，甚至不惜以匿名信的方式揭发父亲的经济问题，釜底抽薪，以断绝父亲和那些女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荔枝的愿望实现了，结果却是父亲的下岗，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就连当初赋予她盯梢使命的母亲，面对此情此景也大为光火：说，是不是你搞的鬼？母亲终于开口了。
　　荔枝没有吭声。
　　母亲猝然出手打了荔枝一个耳光，随着耳光的响声母亲的哭声也爆炸一样迸发出来。母亲边哭边嚷道，都是你害了这个家！
　　荔枝用手捂住火辣辣的脸，她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的说法也许不错。是的，没有荔枝最后那凶狠的一招，一个本来衣食无忧的家庭断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荔枝的初衷也是为了家啊！她想保全这个家，却导致了家的毁坏；她同情母亲，却招致母亲的怨恨；她想拯救父亲，却使父亲成了失业游民。不是荔枝的行为害了这个家，是愿望与结果之间的悖谬决定了人的命运。
我们没有发现李铁对这两篇小说的哲学层面的阐释。关于《冰雪荔枝》的生成，他的关键词是“维护”[8](P65)，倒是牛玉秋的观点，对文本的分析比较深刻。牛玉秋发现了权力在父亲偷情行为中的作用，“从一开始的食物到后来的物资，都是他用来交换性满足的筹码……荔枝采用釜底抽薪之计告发父亲，使他失去了权力，断绝了他偷情的资本，但荔枝同时也意外地发现，她自己家庭的生存根基也动摇了。小说的主旨由此直指生存需求。”[3](P5)这种说法有它深刻的一面，文本中，就连荔枝自己，最后不也去为“食”奔忙了吗？人，越不过“食”的限囿。然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呢？或者说，当他们衣食无忧的时候为什么也曾处于困境之中呢？再退一步想，即使他们重新恢复了衣食无忧的日子是不是就使自己解脱了呢？也不是，他们还会产生新的愿望而且还会陷入愿望与结果的悖逆之中，从而导致新的不平衡。这就是李铁笔下的人物的命运悲剧，是一种更具绝对性和形而上性质的东西。如果仅从“食、色”的角度去看《冰雪荔枝》，那充其量不过是《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作品的翻版，而后者才是真正触及“食色”的。
　　人不可能没有愿望，愿望在结果中实现才使人生获得世俗所认可的价值、意义。然而，上帝似乎决意要对人进行恶意的调侃，在人的愿望产生之初就埋下了一颗悖谬的种子。于是，人便沿着自己的愿望走向了与愿望相反的结局。这使人生显得荒谬、不可靠，人由此陷入不幸的境地。

　　　　　　　　　　　　　　　　　　三、感觉与现实的相对

　　在时代和个体因素、愿望和结果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悖论中，客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主体的能力，从某种角度说，主体只是处于被动的服从地位。这种情形，使得主体罩上了一层命运悲剧的色彩。而在由感觉和现实之间的相对所形成的悖论中，双方难分主次，某种程度上，感觉甚至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这种悖论充满了人性的怪诞。
《双人床条约》[9]和《落红》[10]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双人床条约》可以说是李铁近年小说中最优秀的一篇。尽管它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品那样被转载、连载，甚至改编成影视剧本，也没有像改革题材的作品那样受到理论和批评界的高度重视，但这些都不会削弱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小说写了一对普通的夫妇吴敬初和于雪莉。和绝大多数现代夫妻一样，他们也曾有过美好的恋爱时光。然而，当他们由恋爱步入婚姻之后，矛盾也随之产生了。十五年里，他们冲突不断，摩擦频生，即使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都感到了婚姻的不和谐、不幸，离婚也就成了可供选择的唯一出路。而当婚姻解体，只是迫于面临高考的女儿的前途，两人才决定作一段假夫妻后，情形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了。他们互敬互爱，互相理解、自我约束，于是不约而同地感到了幸福、和睦。小说写道：

　　在吴敬初看来，他和于雪莉的假夫妻生活要比以前的真夫妻生活和谐多了，他们不会为一件小事而没完没了地争吵，也不会无故地干涉对方所做的事情。因为不是真夫妻 了，彼此竟然礼让了，客气了，就连一些不愿意干的活也开始抢着干起来。经济上因分工明确，也少了许多纠纷。就连彼此的“越轨”，也都采取了理解、宽容的态度。有时候，吴敬初就不无道理的想，他们的爱情淡了，亲情却浓了，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一种很理想的婚姻状态呢？

　　抛开吴敬初对理想婚姻状态的思考不说，这种感觉本身就包含着一些颇为费解的问题：难道夫妻关系的和谐须建立在彼此陌路的基础之上？难道谦恭礼让的前提是婚姻解体？难道理解宽容必须以距离做保证？难道爱情与亲情就不能兼容？这些“道理”乍听起来是那么荒诞，纯属不经之谈，却是吴敬初和于雪莉历经磨难之后的切身体验。当我们把它们还原为一部分人的生活真实的时候，便会发现其中确实包含着难以解释的奥秘。
　　《双人床条约》在一些习惯于做平面化阅读的读者眼里是一部爱情小说。有人认为：“李铁的《双人床条约》颇似一个小品，一个为使孩子能顺利考上大学的‘双人床条约’把两个已经悄然离了婚的男女吴敬初和于雪莉重新捆在双人床上和故作安宁的家庭生活中。小说从婚姻外反观婚姻，来探询无聊、平庸的日常生活背后隐含的情感牵连，可谓独具匠心。”[11]正因此，男女主人公离婚后的种种行为在阐释者眼中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种种刻意为‘重归于好’的大团圆结局设置的情节，使得小说有些虚假造作，理念虽好，情节却没有落实到生活逻辑和细节中去。”[11]这是对文本的典型的误读。《双人床条约》不是搞笑的小品、生活中的喜剧、合乎逻辑的正常，沿着这条路子解读只能是南辕北辙，最后陷入阐释的困境。相反，它表现的是人性中悲哀的一面，是非正常，反逻辑，由此进入人生的荒诞。人在真实中是痛苦的，在虚假中才是欢乐的；在亲密中是难以忍受的，在距离和疏远中才是和谐的。这就是小说通过一桩婚姻的聚散离合以及当事人相反的自我意识，向世人展示的感觉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与《双人床条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的是《落红》。
　　《落红》是一篇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小说。情窦初开的女孩子落红从好友敏杰那里得到了一条根深蒂固的经验，就是爱情一定要靠自己找到才幸福。而落红的爱情则是母亲给的，尽管“从哪一方面讲，少伟都算得上是个不错的丈夫”。悲剧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面对一桩几乎完美的婚姻，落红不觉得幸福，心里时不时地闪过一个虚幻的影子，为此不惜编排少伟的罪状；而当她终于躺在了那个影子的身下时，才想起了少伟的体贴、温柔，可惜无辜的少伟已经成了落红弟弟的刀下之鬼。人处在幸福之中却不觉得幸福，甚至亲手葬送幸福；而在幸福失去之后，才感觉它是幸福。小说就这样形象地表现了感觉与现实的相对。
　　感觉与现实的相悖更侧重于展示人性的荒谬，不可理喻。“人是一种不稳定的、复杂的、双重或三重的生灵，他受着幽灵的支配，受着欲望的刺激，受着愿望的咬啮，情景是奇特的，令人惋惜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奇特的生灵，每个人都和所有其他的人相似。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同时是他不认识的许多人。”[12](P141)当吴敬初夫妇和落红们在现实面前各自拥有与现实相对的感觉时，他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不清楚。那个沿着自己认定的幸福之路迷迷糊糊地走下去的落红，多么像是一个丧失了理性的蒙昧之人！他们掉进了悬崖才想起回头去看，已经晚了；或者说，他们命中注定逃不脱感觉与现实相背的厄运。就连破镜重圆的吴敬初夫妇，谁又能保证他们不重蹈覆辙呢？或许，他们注定要在感觉与现实的对立中周而复始吧。

　　悖论自公元前古希腊人提出，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早已超出了逻辑学范畴，而进入了更广阔的人生领域。无数哲人、智者为了解救人类于悖论的水火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无一不失望而返，于是，悖论便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难题——一个无解之谜。
　　李铁小说似乎无意于为悖论魔爪下的人物探求出路，只是表现了悖论的生活形态。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悖论既是他源于生活的思想内核，也是他表现生活的艺术准则。他借悖论赋予文本以深刻的思想和有意味的形式，文本也由此获得了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悖论的深层价值在于直指荒诞——生活的本质，这一点和西方的荒诞派戏剧一脉相承。“荒诞意识产生于混乱的时代，更产生于怀疑的时代、焦虑的时代。现实的无序与无解，令人沮丧、甚至绝望；而思想的追踪，更将人生意义与终极目标的失落‘理念化’，演变为近乎绝对、普遍、抽象的‘荒诞’。”[13](P8)李铁并非让荒诞在他的笔下肆无忌惮，他在述说人生的悲哀时又述说了人生的欢乐，在描述生活的丑陋时也描述了生活的美丽，在表现生存的无望时又赋予生存以希望，在揭示存在的虚无时也赋予存在以价值、意义。这些或许都来源于一个作家的博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思想和坚强的理性精神，作品也因此“具有了令人生畏和令人深思的品格”[13](P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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