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二○○八年的文学批评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到来也显得气象万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年度文学批评的话题以及一些文学事件的产生。因此，今年的选本，也可以说是以文学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尽管关于“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划到哪一年充满了争议，但我们暂时可以搁置争议，用“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命名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文学，姑且把“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当作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包含了“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历程，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语境中展开的，文学有其自身的话题，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色，新时期文学显然无法从这一大语境中剥离出去。包括《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在内的不少刊物，今年都有不少的篇幅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专题。在我看来，这些举措既与我们的传统习惯吻合，比如重视时代的标志性年份，强调文学的责任与使命，突出文学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关注与发言等，因此，在关键时期文学并未完全放弃“宏大叙事”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文学更为关注置身其中的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我始终认为，文学界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是以文学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我认为，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考虑到这方面的论文众多，而其中许多问题的讨论也散布在其他文论中，我想突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作为一个事件的意义，而没有选取专门的论文。
　　我这样的分析，也可以从年度选本几个专题中的论文看出。比如说，在“文学思潮与现象”专题中，董健等《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黄发有《九十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王光东《“主题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等，都涉及到“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历程中的重要问题，而又不局限在这个时期。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日渐高涨，以及对“五四”质疑之声不断的情形下，肯定启蒙的意义并论述文学与启蒙的关系，有着特别的意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实际就已明显分化，而“底层写作”的提倡与反对，“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的纷争，都涉及到近三十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意味着，即使在有了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关于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有很大的学术空间，而新因素的出现，又让这些基本问题具有了当下的特征。
　　多年来，我一直既重视文本的细读，也倡导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连接，朴素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在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讨论文本，又通过文本的分析进一步阐释相关的文学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许多批评家和学者的想法，而近几年来的作家作品论便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种更大气与深刻的气象。作为年度批评选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专题，“当代作家批评”一直在反映这样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作家批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批评杂志的基本内容。选取这类论文时，在“就事论事”与“由此及彼”的两种之间，我更更看后者，看重那些宏观着眼微观落笔的论文，这类论文应当更见学术分量。本年度所选论文，和往年一样，比较多地强调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作家批评。张学昕论苏童，谈到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问题；南帆论范小青，说到了良知与无知；丁帆、施龙由《狼图腾》发现了人生与生态的悖论，揭示了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脱变现象；贺绍俊论《笨花》，关注的是“叙述”的革命性意义，而且兼及了关于《笨花》的评论；梁鸿在乡村叙事层面上，由《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张莉论毕飞宇，施战军论王手，也都能见微知著。作家作品论作为现代以来的一种批评形式，近三十年早突破原有的框架，无论是理论背景、学术含量还是视角与论述方法，都不可同日而语，不必说新世纪以来，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作家作品论业已进入新的境界。因此，作家作品论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
　　随着文学研究的学科化，门类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分明；但与此同时，打破藩篱的努力在学界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以文学研究内部而言，文学史、理论与批评的壁垒曾经不断地被确立，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又难以割舍，韦勒克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曾经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过很精辟透彻的阐释。我个人在文学史、理论与批评之间从不厚此薄彼，我强调理论的重要，也重视作家作品论的意义，但我不把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摈除在我的选本之外，关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论述实际上是综合了理论与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这也是年度选本多年来一直把“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作为一个重要专题之一的原因。陈思和《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其实还很年轻》，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均为本年度讨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对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以及在文学史中重新认识当代作家作品，都有相当的启示。这类论文的争夺以及水平的提高，将在学理层面上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
　　进几年来，关于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问题有过许多争论，我在去年的序言中似也有所涉及。我们仍然把“海外汉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题，是想表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对我们的参考价值依然存在。我们不必迷信海外的汉学研究，但也没有理由将这类研究拒之门外，多一种参照总是有益的。
　　我对所选论文的解释远比我阅读和选择取舍时轻松。我自己也读出了困惑，这种困惑既来自文学研究，也来自文学本身以及它所处的时代。可以说，作家、批评家与编辑家都不无这样的困惑。因此，我在序言的最后一部分，要说到的是年度选的第一个专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这一组文章是本年度作家与批评家对文学写作（创作）与批评最具个人见地的表达，不仅涉及面广，表达方式也特别，更重要的是它从不同的角度对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做了有力的穿透与超越。我想，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观察时代与文学的视角与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又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的一个主题。今年的奖项前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间有“茅盾文学奖”，后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作为《当代作家评论》创刊25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虽然是一个刊物的奖项，但它所评选的批评家以及评选的方式不只属于《当代作家评论》。在这三十年中，《当代作家评论》也只是文学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和侧面。如果能够由此折射出三十文学的光照，也就见微知著，由此及彼了。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