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如何不等于零

　　书画收藏家郭庆祥在《中国收藏》今年的二月号有一篇文章，曰：《没有发现创造的笔墨等于零》。他谈的是国画里笔墨的发现、创造和大技巧。为此我联想到文学、艺术包括文艺评论的创作。其实这是许多人都认同的文艺创作的大规律：没有发现创造的小说等于零，散文、诗歌、戏剧、曲艺、文艺评论……莫不如此。
　　在读郭庆祥这篇文章的那些日子里，我有机会读到了一批文艺论文、论著，是参加两年一度的某个地区的评奖所选。按说，这些论文、论著应该是这个地区文艺研究在此一时期的较有水平的一个代表性。但阅读时我略略有所遗憾，许多对生活、对艺术的极有见地的识见，经常地被淹没在那种“规范”了的学理之中了，被淹没在这些论文、论著必需依赖的程式化的写作之中了。我想，如果换一种思维或者换一种表达，这些论文、论著或者可能成为富有思想内涵与深度的生动文章，也可能成为道理人人皆知的文字堆积。那么，写这样的文艺论文、论著有什么用处？即它的意义、价值体现在何处？赚稿费？据我所知，光凭文艺评论、研究在目前想靠稿费养活自己是很难很难的。出名？按我的观察，文艺评论、研究很少为读者光顾，不说那些程式化的学术文章，就是刊发在流行大众媒体上的文艺评论、研究都很难引起普遍的阅读兴趣。那么，写这种学术文章，特别是这种几无价值的东西，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批成量，很辛苦，也很伤头脑，目的何在？我不说也都明白。
　　有人认为，过去了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有两个标高，这可以理解为“杰出贡献”或者“风尚”什么什么的。一是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是法国的罗兰·巴尔特。两个人，都不可以用小说家或者评论家的身份进行简单的职业标注。托尔斯泰是小说家，但他的文学思想却是深邃广博和富有前瞻性，因而也是恒久的。罗兰·巴尔特，你可以说他是评论家、理论家，但他的学术思想、文学识见不是以学理化、程式化的表达，而是用散文、随笔的方式，非常好读。
　　杂技艺术家、组织家齐春生有一次和我说，他现在做节目，一是要好看，二是要（观众）想看，三是要耐看。许多人会把这种情形误读成纯粹的艺术表达、艺术形式问题，其实，这更是个艺术理性、理性识见上的问题。我读书不怎么多，但我发现，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颇有建树的大文艺评论家，他们的文学表达都很文学化，甚至用散文、随笔、杂谈的方式。比如俄国的别林斯基，法国的福柯等等，还有罗兰·巴尔特的《埃菲尔铁塔》。顺便说一句，这人曾写过一本书，叫《写作的零度》。上世纪90年代，这个观点在我们文学及理论界应该说盛极一时，但没见谁说过这源出于巴尔特。1887年当巴黎埃菲尔铁塔破土动工时，法国一大批雕塑家、画家、作家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比如我们熟悉的小仲马、莫泊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他们签名的《艺术家的抗议书》用这样的句子：无用的、可怖的、蒙受羞辱的、丑陋的、耻辱的、商业化的来试图扼杀尚在蓝图里的埃菲尔铁塔。但这可怜的铁塔还是在喧嚣的反对声中树了起来。埃菲尔铁塔建成后，褒贬气氛始终存在的1964年，巴尔特写下了像旅游手册一样的 《埃菲尔铁塔》。
　　读这书像是在读散文，会让我们体察、领悟了铁塔及巴黎的美学风范，会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对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对这个城市特有的精神文化气度的展示和抚育，以及对城市市民精神生活的引领、滋养。这书是学术性的。但这学术性如果依照我们现在所习惯的程式化的学术表达，那真的也不会产生旷世影响。特别是，在有那么那么多的大家和知名人士强烈反对并且这种反对的声音持久不消的情境下，巴尔特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思想，并把自己的思想以最方便普遍阅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不能说没有学理，也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我自己，一直喜欢读董桥、余秋雨、韩石山的评论，他们的文章，有创造性的思想，即有与众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也是把这些独到的理性识见用最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说点浅白的话，如果不使自己的创作等于零，一是要让自己和别人想得不一样，这别人包括过去的当下的人，还包括这想法必须符合天地之理人生之道；二是要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表述，有效即是让人能看懂，能有兴趣去阅读。如此，文艺创作，本质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