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

　　编者按　一方面是文艺评论家频发坠入舆论边缘之叹，一方面则是指责文艺评论“缺席”“失语”之声不绝于耳，近年流行起来的这两种说法，看似抵牾，却坐实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期待文艺评论有更理想的存在与发展。为此，理论观念层面的梳理与倡导自然不可或缺，而从业者乃至社会各界的感悟经验，则有助于规避“坐而论道”的覆辙。期待更多的文艺理论评论家、作家和读者，在“感悟文艺评论”的平台上，畅所欲言。
　　
　　作家苏童在一次谈话中,曾谈到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问题。关于作家、批评家各自的工作和使命，苏童用了一个比喻: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却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神圣的列车。作为一位有二十余年写作经历的作家，苏童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着深厚的积养。我相信，任何一位敬畏文学，追求唯美品格、竭力摆脱功利性的写作姿态的作家，都一定会达到一种较高的文学境界，实现自己所坚执的文学理想。因此，我相信他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理解和感受，也就更加接近文学本身。看得出,苏童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作家和批评家都有自己的艺术空间，有自己的自由，写作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倒不必刻意去追求两者某种所谓统一的文学性。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也不必刻意谋求统一，可以携手共进，也可以互不干扰。但都要对文学这个美好的事业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凭借其才智、情感、体验的火焰以及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对人性与灵魂,历史与现实作出审美的判断。
　　这些年来，关于文学写作和文学审美、文学评论及其相互间的复杂性，有许多见仁见智的看法。从作家的写作到读者自发的阅读，再到“职业的阅读”或者说“职业的批评”，在文本和批评之间，作家与批评家或唱和呼应，或对立悖谬，或各执一辞、自圆其说，或彼此倾心、双向激活。可以说,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非常微妙的联系当中。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对于作家作品的判断其实就是对文学的判断。批评常处于一种“后发制人”的状态，但批评的反思力量的确不容忽视。这里，不仅是作家对于批评有着各不相同的心理反应和态度,而批评家对作家的期待也在不断地发生调整和变化。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保持激情、自信且小心翼翼、抱残守缺,与批评家的铁面无私、条分缕析、包容宽厚同样体现着一种敬业精神，体现为对文学的敬畏之意，赤子之心。没有这种敬畏之意，就不要在此中混迹；没有这种赤子之心，就不要奢谈文学。无论怎样，文学终究是属于一个有别于其他事业的精神范畴,是一种少功利、忌算计的选择。这里的关键是，作家、批评家两者都必须遵循一个可以彼此相互信赖的底线：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审美标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相对复杂、交错，更需要澄明的时代,对文学理想、精神内涵的坚守就显得异常珍贵。
　　现在，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作家在他将作品——也就是我们现在喜欢说的文本，交付给读者的时候，作家的使命似乎业已完成。余下就应该是批评家们包打天下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批评的责任和使命正悄悄压在了批评家的肩上。就像作家要对生活和世界有所承载，要在自己的作品里展示崇高、美好或丑恶,批评家则要面对生活和存在，面对作家作品，肩负起对这双重文本进行甄别的责任，并且是一定要站出来说话的。问题在于，批评家如何说话，即文学批评究竟该承载什么，批评家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学判断力，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每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批评家，也包括我所苦恼和困窘的。尝试文学批评写作十多年来,我的感觉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工作应当是一种率真、真诚、无私、富有激情、富有学理的阐释，它是一件严肃而崇高的工作。因此，我唯恐在自己的文字里，愧对作家真诚的写作，愧对文学批评神圣的使命。可以说,真诚地走近作家、走进作品,发现有才华、有境界的作家，发掘出有分量的、能高度概括生活的大作品，这是文学批评工作真正的责任。
　　可见，文学批评工作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文本出发。我不同意“作者已死”的说法，“文如其人”的审美策略，依然是一种有效的审视文学的重要方法。文学批评只有通过发掘文本和洞悉作家写作的旅程，才能找到并打通与作家的某种精神联系，才会触摸到文学血液的流淌，才会领略到柔软而不僵硬的文学风景。无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位现代主义写手，我相信，一个作家内心深邃的生命经验一定会留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那么，批评家对优秀作家、作品的发现就应该是最重要的工作。有所发现,就是有所判断、就是有所承载和担当。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渴望和期待有勇气、有锋芒、有灵气、有理论和真知灼见的理论文字，竭力去探索文学与人性普遍的精神奥秘。
　　我承认，批评家有可能是一个有“洁癖”的批评者。因为，许多批评家崇尚批评者与文本乃至作家之间的精神契合。批评家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面对风格各异的作家，是不可能对所有的“个案”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也就是说，批评家不可能与所有的作家实现某种精神的同构。我不相信也不能理解那种万能的批评家，他们怎么可能在所有的作家、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和与之相同相近的文化、文学基因，又怎么能肆意对所有的文本“下手”。那样的话，批评真就可能会不堪重负，无法保持阅读的个人性和批评的纯粹性。一方面，由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需要，我注定无法绕过被“载入”文学史的每一部作品，我必须保持阅读的耐心，经受住不断需要对作品进行“重读”的考验，去体会文学史的巨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的旷野上，我们充满个性的个人的阅读，则会变得自由宽广，这个时候，我就会变得非常自我和乐于挑剔。那些具有出众的想象力、表现力，能表现人性的高度的作品，是我喜爱的；而那种语言优雅，叙述从容,形式感强、以含蓄隽永的方式关乎心灵的佳作，更会令我爱不释卷。这时，我们就会暂时地忘记文学史的规约和束缚，进入我自己文学阅读和阐释的自由天地。而那种从文本出发，推己及人，且与作家不带任何私交色彩的阅读和批评，一定是有责任感的、老实厚道的批评。我感到，这样的阅读和批评，才有真正走进作品的可能，因为说到底，文学是走进心灵的事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我对苏童的“跟踪式”批评和研究已经有十余年。他作品的语言方式、价值取向、精神涵盖力都深得我的喜爱。我知道，在我关于他小说几十余万字的批评和研究文字中，我不仅在对苏童的阐释中获得了对文学的体悟，帮助我懂得了什么是小说，更以此为入口，让我触摸到文学神圣殿堂的门槛，并获得对自己灵魂的审视和精神上的自我确认。苏童研究不是我文学批评和思考的全部，但这种长期、执著的思考和沉浸，在批评中与他一道经历创作流程的一次次蜕变,使我获得了热爱文学、体会叙事的快乐，探查人类、人性的真相，以及检验文学批评份量的有力“证词”。我深深体味到，无论是写作还是批评，从“这一个”出发，才会感到踏实和丰厚。我们虽然无法幻想依赖文学批评会改变我们俗世的生活，但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文学的自信和尊严，并切近存在的意义。
　　多年来，我们期待我们的阅读、批评能竭力追求和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和选择，既对作家、作品诉诸富有深刻智性的情感，又努力不为文本的魔力所覆盖、所吞噬，并且既从文本出发，又超越文本，还需要获得文化的支撑、精神的丰厚。既要敏锐，又有包容，不仅对文学的阐释有原创性的智慧，而且，又要显示批评朴素、诚恳的坦率精神。一句话，批评家就是要能承载他自己所应承载的。
　　那么，与创作一样，批评就应该有批评的境界。无论从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看，还是从“准备经典”、文学史方面考虑，我觉得，批评的立场和姿态，都应该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在面对世界文学这个大的背景和语境谈论中国作家的写作时，作家、评论家程永新说，要善于等待中国伟大的小说。事实上，我们早已开始了这种漫长而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批评也在虔诚地等待。我们期待我们的批评被伟大的作品所照亮，同时，批评也能照亮作家携带着作品走来时的那条道路。这时，文学作品和批评文字才会在文学的神圣殿堂上一道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