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

　　如果那些承担批评职责的人，普遍缺乏怀疑的勇气，普遍选择一种苟且、妥协的生活姿态，那么，人们就很难看到有活力、有个性、有思想的批评家，批评就会沦为夸饰的广告词、沉闷的说明书、低级的拍马术。

　　　　　　　　　　　　　　　　　　　　　　　　　一

　　中国文化里，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它一方面强调中庸，一方面却又表现出极端的“排中”性，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先把世界划分成两个相互冲突的部分，然后，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例如，“求真”与“为善”、“正直”与“忠厚”，本来不是互不兼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的阐释语境里，却常常被视为对立的关系。吕坤在《呻吟语》中说：“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纲常扶世道，忠厚人养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祸者，正直之人；养天下之祸者，忠厚之过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时中之圣。”所谓“时中之圣”是近乎超人的，所以，对于常人来讲，“兼而有之”的境界，几乎是无法企及的，如此一来，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要么为了“求真”而做一个“正直”而不“忠厚”的人，要么为了“为善”而做一个“忠厚”而不“正直”的人。
　　其实，对任何形式的批评来讲，“为善”与“求真”并不矛盾。虽然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说真话与求真理，但却是寓善于真的，——批评家通过说真话，来体现自己的善念，来实现求善的目的。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求真，不敢说真话，那么，也就别指望他能在文学的意义上“为善”，因为，虚假的判断里，只有“伪善”，没有别的。当然，与寻常意义上的“与人为善”不同，批评所“为”之“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善，而不是庸俗的人情关系意义上的善。
　　有道是：“顺了人情公道亏。”批评家倘若想说真话，就必须摆脱庸俗的利害考量和人情纠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说：“把友谊放在真理之前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如果把利害关系和个人情感放在第一位，就会导致公正感的丧失，就不利于批评家冷静地分析和客观地评价。所以，即便面对的是自己的“朋友”，批评家也应该把自己的“友谊”暂时悬置起来。

　　　　　　　　　　　　　　　　　　　　　　　　　二

　　然而，中国文化本质上却不是一种求真的“批评型文化”，而是一种“为善”的“人情型文化”。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的“原典”里，长久以来，便很难看到“真”字的影子。清代学者廖开说：“五经无真字”。李慎之先生做学问细入毫芒，一丝不苟，请人在电脑上把“五经”里里外外捋了一遍，果然没有找到一个“真”字。他在《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一文中说：“我历来认为中国学术从孔子的时代起就是求‘善’的学术，而西方学术从希腊时代起就是求‘真’的学术，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他认为：“求‘真’是不难找到客观标准的，求‘善’则往往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含糊暧昧，莫衷一是。”其人虽亡，音徽未沫；他所发现的问题，值得我们慎思而明辨之。比较起来，“求真”的文化通常指向事，“为善”的文化通常指向人；指向事则以事定然否，指向人则以人论是非；指向事则论迹不论心，指向人则舍事而诛意；“求真”的“批评型文化”具有鼓励思考、保障自由的积极倾向，而“为善”的“人情型文化”则具有束缚思想、限制自由的消极倾向。所以，在那些特殊形态的“为善”文化中，恬不为怪地说空话甚至说假话，就成了一种普遍而深固的习惯，而且由于着眼点在“人”而不在“事”，所以，最终形成了“因人而异”的言论评价机制，即根据人的“身份”来确定“话语”的真伪和价值。也就是说，话说得对不对，不是问题，是谁说的，才是问题，这样，便有了“人微言轻”、“一言九鼎”和“因人废言”这样的成语，便有了柯庆施的“相信到迷信的程度”与“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之类的疯话。
　　因为言论而获罪，也是“为善”的“人情型文化”中常见的事情。那些具有批评意识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大倒其霉，甚至身首异处，所以，《云笈七签》里才有这样的话：“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圣人当言而慎，发言而忧，常如临危履冰，以大居小，以富居贫。”嵇康清楚地知道表达不同意见的危险，所以，很想改掉口无遮拦的毛病，以便远祸而全身。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驰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然而，因为“不识人情”，他最终还是未能逃脱以言获罪的厄运，还是被司马氏杀了头。其实，即使到了现代，批评仍然不是一种能被宽容地理解和对待的事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龙应台的尖锐而理性的批评，就遭遇了严重的误解和充满敌意的报复，有人甚至把“撕了一角的冥纸”寄给她，真是“万千恨意尽在其中”。面对这样的仇恨，被称为“暴君”的龙应台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正像她在《冥纸越多越好》中所说的那样:“在台湾，写任何一种批评文字都很困难。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把做人与做事当做一回事；既然对人讲究忠厚恕道，对事又怎么可以严苛锐利？大多数人就不愿意因写批评而伤了做人的感情。这种态度的另一面就是，当受别人批评的时候，情绪也就特别激动，无法平心静气地思考。”是的，在一个既不习惯批评别人，也不习惯被别人批评的地方，言不诡随的批评家被“恶直丑正”的先生恶毒地诅咒，被那些“趋舍异路”的人当做愆德隳好的“暴君”，当做泽吻磨牙的“法西斯”，便实在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三

　　其实，无顾忌地说真话，不惟在中国很难，在别的国家，也同样不易。阿诺德说：“真话出现在行将死亡人的嘴里。”蒙田则说：“我说真话，不是看我愿说多少，而是看我敢说多少；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就敢越多说一点。”可见，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直言无隐的真话和坦率尖锐的批评，都很容易被误解，都很有可能给批评者带来麻烦。
　　然而，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可能遭遇多少误解和伤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都应该克服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恐惧，都应该坦率而勇敢地说真话。如果那些承担批评职责的人，普遍缺乏怀疑的勇气，普遍选择一种苟且、妥协的生活姿态，那么，人们就很难看到有活力、有个性、有思想的批评家，批评就会沦为夸饰的广告词、沉闷的说明书、低级的拍马术，就像我们在当下的一些文学批评中所看到的那样。
　　当然，说真话并不是要求批评家的所有判断都无懈可击。说真话强调的是批评家必须尊重事实，努力维持言说与经验、判断与真相的一致，而不是要他成为绝对真理的发现者和陈述者。正像自己批评的对象可能是残缺的一样，批评家的批评也无妨是不完满的，甚至不妨留下一些话头儿给人评说，给人争论，给人指摘。在蒂博岱看来，一部批评著作的价值和魅力，甚至就来自于它的不完满性，就来自于它的可谈论性：“我甚至认为一本批评著作的生命就在于它是否引起批评，是否参与了对话，是否把它的震动传达给了超越它的运动，也就是说，是否有欠完整，是否能引导读者纠正它的错误。”
　　所以，重要的是，批评家是否说了真话，针对问题和残缺，是否有勇气质疑和否定，是否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一堆缜密而漂亮的废话，即使无懈可击，又有什么用呢？遗憾的是，在当下的批评文本里，这种空洞而漂亮的废话，实在是太多了，结果，正像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所说的那样：“产生了许多术语满篇的、煞有介事的文字垃圾，不过，通常来讲，他们做得比较巧妙，在模棱两可的边界上游刃有余。”这类批评家也许个个都可以做“为善”的楷模，人人皆可以做“学院批评”的典范，但是，用批评的求真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批评里却少了一些最可宝贵的东西。

　　　　　　　　　　　　　　　　　　　　　　　　　四

　　由于常常不留情面地“言人之不善”，我的卑之无甚高论的批评，也颇为一些忠厚善良的朋友所痛心疾首，所大摇其头，不过，大概我的情形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我便有幸聆听到这样的忠告：“搞批评不要太较真，要与人为善。”那背后的潜台词，无非是希望我能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是抓住别人的缺陷和问题说个没完没了，老是伤害作家的自尊心，咋能不让人对你的动机和人格产生怀疑嘛！然而，我还是想依然故我地说几句较为真实的话，还是想一如既往地写几篇较有真意的文章。此无他，无非是，惟有这样，自己的良心才稍觉安宁，才能感受到一点儿做人的尊严。
　　虽然距离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还隔着不止五十里远，但有一点，我却还是知道的，那就是，吾国人民自古天性淳厚，从来乐于助人，普遍把“成人之美”当做一种绝对的处世原则，而吾国的文化，则本质上是一种“人情文化”，也就是说，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文学圈子里，一个批评家如果想混得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就要严格地遵循“与人为善”的原则，就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有用的、不能冒犯的，就要弄明白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或者冒犯了不能冒犯的人，才能通过“与人方便”之手段，达到“自己方便”之目的。如果面对的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著名作家”，就更是得低眉顺眼，望风希指，写文章论其人必是“平易近人”，作讲章论其文则必是“高峰”、“里程碑”，倘若能给他写个“评传”或与他搞个“对话录”什么的，便可人我两便，皆大欢喜！
　　如果说，“人情公道两无亏”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那么，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就应该舍“人情”而取“公道”，或者说，应该舍“为善”而取“求真”。在批评领域，中国社会不缺乏乐道人善的忠厚之人，但缺少敢于说真话的谔谔之士。而没有人敢说真话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鲁迅先生才在《无声的中国》中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为了“中国”和“中国人”，那些崇尚“与人为善”的批评家，似乎也应该像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一个人，如果凡事总想着结个“好人缘”，得个“好名声”，那么，他就很难说出“较真的话”。而不能堂堂正正说真话的人，不仅算不得戴发噙齿的好汉，而且实在就是一个不知自爱的乡愿，因为，正像《呻吟语》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沾沾煦煦，柔润可人，丈夫之大耻也。君子岂欲与人乖戾？但自有正情真味。故柔嘉不是软美，自爱者不可不辨。”
　　对文学批评来讲，求真既是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让人心安理得的光荣，所以，让我们还是多说一些有价值的真话，而少做一些“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