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文学批评一瞥

　　对中国人来说，2008年是具有高度精神象征意味的年度，其对中国的意义恐怕会延伸到以后的很多年，这大概也是中央电视台把感动中国特别奖授予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原因。而2008年的中国文学批评也正是在这种宏大、庄严、神圣、悲壮的精神氛围中受到了特别的洗礼。文学批评摆脱了前几年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被反复批判声讨的难堪局面，开始以一种低调而稳健的方式完成着自我重塑与自我建构。批评既以积极的姿态思索着批评对于现实、时代和民族的承担与责任，又更以反省和自审的态度完成着对于自身的回顾与反思。某种意义上，文学批评正在寻找克服异化、回归自身、走向成熟的路径，批评的形象也正在得到正面而有效的建构。
　　2008年5月23日，中宣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邀请京内外60余名批评家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6周年研讨会，会上对近年来文艺批评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提出了文艺批评面对挑战、重塑自我的策略和措施，并发表了致全国批评家的《倡仪书》。这次会议反映了文艺主管部门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艺批评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也为文艺批评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建构提供了契机，指明了方向。就文学批评而言，2008年度是收获颇丰的一年，现实精神、理论品格、自我意识逐渐深化，无论是对于时代的关注、承担意识，还是对于批评自身的建构能力都得到了强化。这表现在：
　　其一，文学批评以强烈的现实情怀、高度的责任感参与了2008年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特殊的历史考验面前，批评没有局限于文学的象牙之塔，而是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断拓展视野，把批评的触角延伸到了时代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烙下了批评的身影。陶东风的《如何理解文化大发展的理念以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为例》（《当代文坛》2008年5期）从理论高度对引起全社会公愤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在一个非文学的领域尽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责任，发出了文学的声音。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文学批评界在第一时间开始了对地震诗潮的研究，既肯定了地震诗歌的成就，又从文学史和理论层面上探讨了诗歌与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方面，王干的《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论“5、12”地震诗潮》（《文艺报》2008年6月6日）堪为代表，作者以敏锐的视角、充沛的情感对汶川地震后的诗歌潮进行了理论提升与总结，其关于“中国形象建构”等论题的阐析极有启发意义。而谢有顺的《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方文坛》2008年5期）等一系列文章从诗歌艺术与诗歌伦理角度对于地震诗潮中“苦难”书写问题的审视也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批评家们清醒的艺术自觉。
　　其二，强烈的反思精神是文学批评自我重塑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方式。在2008年的文学批评中，这种反思性品格得到了全面性的建构。
　　一方面，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批评界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称本年度文学批评的一条主线，产生了一大批有份量的文学批评成果。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提到的是《齐鲁晚报》记者赵晓峰在2008年10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这个30年超过现代文学30年》的访谈稿。这篇访问稿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文学30年就文学性而言其成就要远远超过现代文学30年”的爆炸性观点，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尚未完成、在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经典的崇拜仍然不可动摇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与广泛争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事实上，随后在济南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争议性的观点就成了会议贯穿始终的话题。从现有的讨论来看，虽然各位批评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措词不一定一致，但对新时期文学成就总体上的判断却是高度一致的。张炯的《新三十年文学的超越性》（《文艺争鸣》2008年12期）一文把百年中国文学分成三个“三十年”，高屋建瓴地总结了“新三十年”文学的超越性成就。雷达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文艺研究》2008年12期）从“艺术探索精神”、“思想灵魂主线”的高度评价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价值。云德的《新时期文学：风起云涌三十年》（《文艺研究》2008年12期）从“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文艺审美的回归与文艺自主意识的觉醒”三个层面分析了新时期文学深层线索。白烨的《三大浪潮、三次冲击》（《文艺研究》2008年12期）则把新时期文学分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的‘新时期’；90代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三个阶段来进行讨论，剖析了新时期文学在“三大浪潮、三次冲击”中的复杂性。陈晓明《三十年来文学变革的十大后果》（《南方文坛》2008年6期）对于新时期文学变革“十大后果”条分缕析的总结，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巨大”。王兆胜《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5期）则从“文体”角度总结了散文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与成就，揭示了散文繁荣背后的原因。此外，张闳《从头脑到心灵近三十年文学回顾及未来展望》（《南方文坛》2008年6期）从“影响力”角度、汪政《流放者归来》（《南方文坛》2008年6期）从作家主体性变迁角度、王光东的《“主题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3期）从“主题学”视野、洪治刚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4期）从“代际差别”角度、宋世明《文学体制转型与当代先锋小说精神变异》（《扬子江评论》2008年4期）从“体制变革”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的省察与反思也都见解独到，有效打开了考察、反思新时期文学的宽阔路径。与此同时，也有批评家对新时期文学的局限与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分析。黄发有的《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缺失》（《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5期）、《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南方文坛》2008年6期）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原创性”和“理想主义缺失”问题，其关于“潮流性写作”“媒体制造”等话题的论述都十分具有思想力量。
　　另一方面，对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索也是2008年度文学批评最为峻切的课题。批评界对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自我解剖”，这种解剖坦诚、尖锐但不意气用事，让我们看到了批评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可能　性。童庆炳的《新时期文艺批评若干问题之省思》（《文艺争鸣》2008年1期）对于新时期文艺批评种种弊端的“直陈”让我们看到了老一代理论批评家的理论良知和忧患意识。孟繁华的《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文艺研究》2008年2期）和赵慧平的《失去权威的文学批评现时代的发展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6期）呼应了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学批评的分析，但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他们关于批评“权威”与“公信力”问题的发问令人深思。赵勇的《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2期）讨论的是“学院批评”的功过是非，而吴俊的《文学批评、公共空间与社会正义》（《文艺研究》2008年2期）、蒋原伦的《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文艺研究》2008年2期）以及张柠的《批评和介入的有效性》（《文艺研究》2008年2期）则超越文学层面从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和政治学层面完成了对批评的反思，从更立体的角度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形象”。这方面，本人的《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8期）主要关注的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文章认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在于：其一，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体系，极端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学判断再次“复活”，批评界无力让全社会在当代文学问题上形成普遍的共识；其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这是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被视为“无物”或“垃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文学评价环境的混乱导致了文学生态的恶化，畸形的社会心理、“暴力”化的文学话语方式的流行使得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无法展开。为此，文章呼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正视和回答三个问题：一、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应不应该“经典化”？二、“纯文学”神话破灭后，“文学性”还是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与基本尺度吗？三、批评功能被曲解，批评形象被颠覆，文学批评还有正面建构文学史的能力吗？
　　但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来说，对自身困境、问题和局限的反思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健康形象。为此，彭金山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如何建构》（《文艺争鸣》2008年12期）正面提出了建构文学批评形象的策略和方法　问题，崔卫平的《作为想象力的批评》（《文艺研究》2008年2期）富有创意地提出了“想象力批评”的概念，希望文学批评能告别平庸，拥有想象力与创造性。而阎晶明的《文学研究的分野与批评的理想景象》（《文艺研究》2008年12期）以及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4期）则更是学术和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当代文学批评建构中的“定位”问题。前者提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分野”问题，认为“文学研究的分野，首先要划分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界限来。批评不应当在学科建设上等同于后两个领域。”从振兴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极有眼光的见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魅力应该存在于其与当下文学现场的最敏锐及时的联系中，但是这种联系某种程度上又与文学史的要求以及所谓“学术性”相矛盾，这是一种体制性的矛盾，如果克服了这个矛盾，文学批评无疑会赢来轻装上阵的机会。后者则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强调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对于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形象、提升当代文学批评地位的重要性。
　　其三，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扎实而稳健的成绩，从而真正展示了批评形象被建构的“前景”。批评重在实践，反思虽然为批评形象的建构打下了理论基础，但批评的形象要真正建构起来，还需要把反思的成果落实到批评实践中去。就实践层面而言，我们觉得，2008年文学批评在两个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
　　一、对于当下文学热点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与深化。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渐成热点。2008年度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已经超越概念、题材等表象层次，并开始向纵深地带推进。张未民的《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2期）提出了新世纪文学中的“新现代性”命题、李运抟的《新世纪文学：经验呈现与观念退隐》（《文艺争鸣》2008年10期）讨论的是新世纪文学中“经验”与“观念”的呈现问题、张颐武的《“后严肃性”与新世纪文学》（《花城》2008年3期）中引入的是颇有争议的“后严肃性”的概念，这些文章虽然其视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丰富、充实新世纪文学的意义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使得“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在各种问题的不断衍生和增殖中具有了更大的理论活力与生命力。而龙扬志的《“断裂”：“新世纪文学”合法性批判》（《艺术广角》2008年3期）、周立民的《精神缺席的当代创作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读书札记》（《山花》2008年9期）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反面解读与批判也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学术性进一步加强的标志。而在新世纪文学这个总的热点话题之外，底层文学、农民工想象、“70后”“80后”文学、网络文学等“次级”热点话题也逐波展开，被深化到了更高的学术与理论层次。李志孝的《论底层文学主题的多样性》（《文艺争鸣》2008年12期）从主题学层面对底层文学进行多维考察、江腊生的《当下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文学评论》2008年3期）对农民工形象的想象和生产方式进行剖析，较有力地推进了文学界关于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讨论，其理性而思的论述方式也更具有说服力。贺绍俊的《“70后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8期）从“史”的角度研究“70后出生作家”的命运与价值、江冰的《80后文学与“80后”概念》（《文艺争鸣》2008年10期）从文学本体出发讨论“80后”概念的误读问题、乔焕江的《如何看待“80后”文学》（《文艺评论》2008年6期）从宏观角度探讨“80后”文学的整体评价问题，他们为这些年被“热炒”的“70后”“80后”文学话题注入了一剂冷思考，在学术建构上自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周志雄的《追溯网络小说的传统》（《文学评论》2008年5期）从“传统”的视点切入对沸沸扬扬的网络文学的研究，其对于正面建构网络小说与传统纸媒小说的关系，消除学界关于网络文学的误解都有启发价值。李永中的《神话重述与中国形象重构》（《小说评论》2008年6期）对于国际性“重述神话”现象以及背后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的思考也同样颇有深度。
　　二、作家、作品研究务实而有成效。当代作家、作品永远都是当代文学批评最直接的对象，如何保持在当代作家、作品面前的敏锐性，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当代作家作品面前不失语，一直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2008年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审年，借助于茅盾文学奖的评审，批评界对文本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使得一直维持着较高水平的长篇小说研究又有了可喜的突破。这种突破既表现在对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重要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的反思性“重评”上，更表现在对于2008年度前后刚推出的一些长篇小说佳作的研究水平和反应方式上。就前者而言，王蒙、高晓声、莫言、陆文夫、路遥等新时期作家的代表性小说在新的理论高度和学术高度得到了全新的阐释与研究，赵学勇的《“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小说评论》2008年6期）从“冷落与热情”、“新潮与传统”、“浮躁与沉潜”三对矛盾关系出发，揭示路遥现象的含义及其背后的隐忧，从而为我们反思整个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董之林的《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文学评论》2008年2期）一反评论界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李自成》简单化否定，努力回到作品现场和历史现场，深入挖掘出了小说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所做的可贵的艺术实践，从而使《李自成》这部被文学史简单化处理的小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阐释空间，极大地提升了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与认识水平。就后者而言，这两年文坛引人注目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说毕飞宇的《推拿》、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河》、林白的《致一九五七》、张炜的《刺猬歌》、阎连科的《风雅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贾平凹的《高兴》、麦家的《风声》、王蒙的《启蒙时代》、余华的《兄弟》等在本年度都出现了高水平的评论论文，从而有效而及时地完成了对于我们时代长篇小说艺术价值的发现与肯定。贺绍俊的《盲人形象的正常性及意义》（《文艺争鸣》2008年12期）第一时间对毕飞宇的长篇《推拿》进行了准确而细致的解读、南帆的《良知与无知读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河＞》（《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1期）对范小青的两部长篇小说进行了思想史和心灵史意义上的阐释、周立民的《故土、幻象与精神困惑谈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4期）以及丁帆的《人性与生态的悖论从＜狼图腾＞看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文艺研究》2008年8期）则从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及乡土小说伦理转型的角度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刺猬歌》《狼图腾》两部小说体现在“文学内外”的不同价值。此外，施战军《个性正史的长调　水火相容的杰作评邓一光＜我是我的神＞》（《南方文坛》2008年5期）和汪政晓华《父与子邓一光＜我是我的神＞断评》（《南方文坛》2008年5期）第一时间对《我是我的神》的高度肯定与深度分析、李星《人文批判的深度与语言艺术的境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南方文坛》2008年2期）和张丽军等的《“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3期）对于《高兴》之于贾平凹意义的追问都使文学界对当下批评界“失责”“失语”的担忧得到了很好的缓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2008的文学批评在回归批评的本能,致力于对文学正面价值的发现与阐释的同时,也并没有失去批评应有的批判性锋芒。邵燕君的《荒诞还是荒唐，渎圣还是亵渎？》（《文艺争鸣》2008年10期）对于阎连科的长篇新作《风雅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文风并无前些年“酷评”之类那种被人诟病的盛气凌人之感. 张志忠的《误读的快乐与改写的遮蔽论＜启蒙时代＞》（《文学评论》2008年1期）关于《启蒙时代》误读与遮蔽问题的揭示、张丽军的《“消费时代的儿子”对余华＜兄弟＞“上海复旦声音”的批评》（《文艺争鸣》2008年2期）对于《兄弟》研究中权力话语泛滥的质疑都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力量。
　　当然，在2008年度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另一极富有活力并特别值得重视的领域是对于当下新生代作家的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主要文学评论刊物都辟出了大量版面发表了众多新生代作家研究论文。田耳、葛水平、晓航、郭文斌、潘向黎、麦家、吴玄、高君、戴来、黄咏梅、徐则臣、艾伟、罗伟章、张悦然等新生代作家之能迅速在文坛走红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实在离不开当下评论界对于这些作家的特别“厚爱”，限于篇幅，这方面的文章这里就不再专门评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