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能否说点家常话?
“现在的评论家大多不会写文章”。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有个人总在我的脑子里重复这句话。是谁呢?我以为是汪曾祺。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开始查找这句话的出处。我找得心烦意乱,才在《汪曾 文集》中找到了一句相似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我写的评论是一个作家写的评论,不是评论家写的评论,没有多少道理,可以说是印象派评论。现在写印象派评论的人少了。我觉得评论家首先要是一个鉴赏家,评论首先需要的是感情,其次才是道理,这样才能写得活泼生动,不至于写得干巴巴的。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现在的评论家多数不大注意把文章写好,读起来不大有味道。
看来是我错了。汪老的原话是“现在的评论家多数不大注意把文章写好”。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评论家多数有能力把文章写好,只是他们“不大注意”罢了。语气很温和,表达很委婉,听起来也比较容易接受,非常符合“文德敬恕”的古训。可是,他们真的是“不大注意”么?
上面的引文中还有一句我认为很重要的话,“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深有同感。那就用好散文的标准来掂量掂量当下的评论吧。我觉得最起码的要求有两条,一是不能装腔作势,二是不能忸怩作态。
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一个评论家,却读了很多评论,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这不奇怪,不是很多人都在说“评论可以指导创作”嘛。我读评论,就是为了接受“指导”,以求在创作上搞出点名堂,哪怕是搞出点小名堂。结果怎么样呢,我真正能“读透”的评论,大概不足阅读总量的一半。多少有点收益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二三。在我的印象中,忸怩作态的评论不算多,但装腔作势的实在太多了。至于像汪老所说的那种“干巴巴的”,“读起来不大有味道”的,就更多了,简直比夜空里的星星还要多。这就是说,大多数评论在我眼里都不是“很好的散文”。尤其是所谓“学院派评论”,一位所谓的“文化学者”,文章里布满了让人莫名其妙的词汇,什么“玻璃化效应”呀,什么“深度消费模式”呀,什么“反讽机制”呀,等等,一嘟噜一串的,像葡萄一样。还不是真葡萄,是塑料葡萄。读这样的文章,我心里的感觉很特别,就像看巫师在“跳大神”一样。有人把这种东西叫做“玄虚评论”,我觉得有些道理。可不就是既玄又虚嘛。等我把其中的玄和虚都抖搂干净,很快发现,他的文章里啥也没有,“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有没有不装腔作势的评论家呢?当然有。可惜数量不多。值得称道的,就更少了。李健吾,也就是刘西渭,还有宗白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健吾批评文集》,宗白华《美学散步》,一言一语,都能落到实处,从不故作高深。但在我心中,这二位都不及朱自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过朱自清一本评论集,《论雅俗共赏》,薄薄的小册子,总共才收了14篇文章,大多言简意深,非常精到。汪老对这些文章也很推崇,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精辟的常谈》来称赞它。文中说:“朱先生早年写抒情散文,笔致清秀,中年以后写谈人生、谈文学的散文,渐归简淡,朴实无华,显出阅历、学问都已成熟。用口语化的语言写学术文章,并世似无第二人。”汪老的评价够高了,但并不过分。对于朱自清,如果只有《背影》之类,而无《论雅俗共赏》,在我心里的分量就轻了。
能不能用浅显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我觉得是衡量一个人真才实学的重要标准。“深入浅出”,才是大儒的风范。说到文学,一个评论家,如果不能用浅显的语言,来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只能说明,他本人要么在装腔作势,要么就是糊里糊涂的。为了抢占“话语高地”,对所见之物,缺乏细致的了解,就昏头昏脑仓促发言,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作为口语“底层”的家常话,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言,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语言。评论接近于家常话,对评论走下“高端论坛”,走向“民间”,大有好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需要很深的文学修养,需要作者把文学中的情和理,把自己的真知灼见,都转化成“学术”之外的“日常用品”,才能娓娓道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容易被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把握。但没有点过人的本事,是干不好这个活儿的。
“评论可以指导创作”,这句话,不能粗暴地否定,更不能简单地肯定。宋人论诗,说是要“以俗为雅”。我提倡用家常话写评论,也是这个意思。胡适说宋诗的好处就在“作诗如说话”。诗都“那样”了,评论还“装”个什么劲呢?在我看来,有不少评论家都需要好好“打磨”一下自己的语言。汪老说:“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对评论家来说,也是如此。汪老还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说得好极了。我恳请评论家不要整天忙着去“指导”作家(让他们稍微等等,天塌不下来),要多用些工夫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照汪老的意思,“首先向群众学习”,“其次是读书”。要读现代和当代的优秀作品,更要读古人的书。在我眼里,宋人笔记,明清笔记,写得好的,都神色悠闲,如同“对客闲谈”,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些都可以作参考。汪老的语言,也大多得益于此。我觉得,评论家的当务之急,既要“以俗为雅”,也要“以故为新”。
“我不教训任何人,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这是蒙田的话,用在这里,也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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