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叙事、崇高美与高大全形象

　　英雄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曾经是新中国文艺创作最重要的精神标识。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还是表现新生活的艺术作品，都在极力张扬一种力量的美，展示一种崇高和悲壮。
　　无疑，以《新儿女英雄传》为开端的文学创作领域里的英雄叙事，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担当着重大的教化使命。从《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红岩》、《铜墙铁壁》、《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英雄叙事，到《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原动力》、《三千里江山》、《创业史》、《艳阳天》等反映各方面现实生活的英雄叙事，无不高扬着英雄主义大旗，表现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尽管这些作品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在美学风格上，普遍追求一种大气阳刚的崇高美。用文学教育人民，鼓舞人民，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我国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在建国后的六个十年里，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发展演变之路，六十年中，英雄观的嬗变有迹可寻。前三个十年的文学基本延续了建国初期文学的英雄叙事模式，它们都具有红色文学的特点，这是“神”的文学阶段（概括地讲是这样，但任何时代文学的内部情形都很复杂。）；到1980年代，英雄则开始从神走向人，他们被还原了普通人的情感，对英雄的描写出现了人性的挣扎，英雄从扁平人物变成了圆整人物，这是“人”的文学的时代（当然，这只是体现了一种改变的努力，现在回望1980年代的文学，事实上那时的作品中英雄们仍然散发着神性的光辉。）；而1990年代（实际上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文学作品中的英雄被消解，变得世俗化起来，甚至出现了反英雄的倾向。到了新世纪，一方面是影视剧中讲述的英雄传奇，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暗算》、《潜伏》等等的热播，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的日益世俗化，精神的日益荒漠化，而占领市场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则充当了这个时代欲望的书写者，宣泄者，人性中丑和恶的东西得到了夸张性的描写和普遍的认可，人，在文学中不再被强调精神，不再具有信仰，更没有崇高的理想。作家笔下的“英雄”不但不再具有神性的光辉，也不再具有人的美好，他们多是具有“狼性”的各种生存角逐的胜出者，他们追逐权力、金钱和美色，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身上的“兽性”大于“人性”。这样，尽管这二十年文学出现过不少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因为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学总体上仍然具有“兽”的文学的特征，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那些具有美好情怀和信仰，坚持理想，舍己为人的“英雄”，像小丑一样处于被作者嘲笑的位置。
　　与英雄叙事并生的是崇高美，二十年来，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所谓的新英雄，什么商海英雄，娱乐英雄，官场英雄，这些“英雄”只能是生存竞争中的胜出者，他们不具备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舍生取义的情怀和牺牲精神，他们身上没有大爱，更不可能产生出让人心灵震撼和感动的美。曾经人们厌倦了缠绕他们三十年的革命美学，厌倦了那种崇高美，审美疲劳让他们渴望欢乐美，于是，1980年代初，他们在被革命歌曲淹没几十年后扑向过质地柔软的情歌，三十年后的今天，当他们对那些虚情或者真意的情歌再一次厌倦时，他们重新渴望起三十年前雄壮的旋律，渴望“军歌嘹亮”了。
　　弘扬英雄主义，追求崇高，就难免导致英雄的神化，而英雄的神化，一定会遮蔽他作为人的不足和局限，强化夸大化他身上具有光彩的品质。这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新时期至今，“高大全”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学术用语，他意味着这种文学创作脱离现实生活，人为地拔高、美化,简单化，意味着这是失败的创作。
　　如果我们剔除掉“高大全”形象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剔除掉它的特定政治寓意，我们仅仅从这个词语出发，从当下的精神现实出发，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出发，作为善与美，勇敢与正义化身的完美英雄，“高大全”形象它应该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完美英雄固然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假的，但文学在展示和批判现实生活以及人性缺憾的同时，难道不是可以弥补生活的缺憾，可以告诉人们一种更理想更完美的生活和人性吗？在“矮小偏”文学形象遍布文学作品的今天，在写作者极力张扬人性丑恶灵魂猥琐的今天，人的神性被遮蔽，人性中善的美的光辉被深度怀疑，却有那么多人们痴迷起英雄传奇，沉醉于英雄传奇在他们心中唤起的那种久违的崇高和感动，这说明在这个英雄远去时代里人们对英雄的渴望，说明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原欲。这或许不仅仅是审美疲劳的问题。
　　当代文学前一个三十年的英雄叙事，或许可指责它的单一，英雄都一个模子，缺乏人性化的英雄，所以在1980年代，走下神坛，具有普通人情感的有缺点的英雄，让人们觉得那么亲切，他们是让人够得着的英雄，只要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样的英雄。但当哪种英雄叙事成为模式时，都会使人厌倦，都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何况，这种叙事后来一路下滑，最后变成矮化和丑化英雄，当然这里边有整个社会思潮的影响，当人不再大写的时候，英雄就变成了滑稽。
　　神化的英雄与人性的英雄都是英雄，只不过前一种是一种更纯粹的完美英雄，是一种经过提纯的英雄。其实人在审美心理上，既需要离自己较近，有现实感真实感的人性英雄，也需要那种离自己很远，需要仰望和崇拜的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出于心理需要，人们会制造各种“英雄”，娱乐时代，他们制造娱乐“英雄”，周杰伦、李宇春，四大天王等等，同时他们把这种对英雄的渴求也寄托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虚幻的武侠英雄上，以及旧时代的帝王将相上。那些娱乐英雄，武侠英雄，帝王将相，在粉丝或欣赏者眼中大多完美无暇，而他们其实在商业包装或叙事策略下只是突出强调了某种能力或某种品格，比如周杰伦的才艺，李宇春的中性美，乔峰的侠义，康熙的励精图治，对这些人，人们并不去理性地分析他们是不是生活中真实的人，不去关注他们作为人，身上所应具有的普通人的缺憾和不足，他们只需要被这些人或人物打动和感染，需要崇拜，崇拜他们身上被放大的某些优异之处。在当下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想象的历史以及真实历史中的英雄在被成倍地放大，这些英雄无疑寄托着人们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
　　如果承认读者的审美心理需要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需要欣赏激动人心的崇高美，那么，“高大全”文学形象应该具有自己存在的社会学和美学意义。当然，只是允许它存在，对它宽容，而不是认为它是唯一。文学创作或者说美学风格上，我们反对单一，崇尚多元。为什么这多元中就不能允许“高大全”文学形象和崇高美学作为一元存在呢？
　　不可否认，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也有很多类型化典型和“扁平人物”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也同样具有自己的审美价值。
　　波斯彼洛夫对文学中的英雄精神是这样定义的:“当某一伟大的全民族事业以及为实现这一事业而积极克服当时发生的矛盾和障碍所必需的巨大努力而成为个别人的性格本质时,当他们在个人活动中表现出独立、自由、首创精神时,当一般的体现在个别的人的行为中而使行为具有伟大意义时,就出现了英雄精神。”
　　英雄主义,是历史范畴内的，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界定。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着对英雄的不同认定。但即使如此，这些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英雄们，也都具有着某种共性，那就是超越凡俗，表现出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品性。
　　既然承认人性中不仅仅具有丑和恶，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弘扬人性中的善和美，既然英雄是每个人内心的原欲，既然这个时代精神需要被一种崇高和伟大所引领，那么，即使在一个没有英雄的鄙俗年代里，又何妨提倡英雄主义呢？提倡那种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勇于承担的精神呢？
　　人被小写之后，抽去精神，就只剩下食和色两种欲求，文学作品难道只承担着描摹记录这个时代的责任吗？怎样使人从鸡零狗碎中变成大写的人，怎样使人再次拥有神性的光辉，这应该是一个有良知写作者的社会担当。人性中的善和美就是神性，人性中的丑和恶就是兽性，写人性中的什么和怎样去写人性，这是考验一个作家良知的问题。
　　总之，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更应该写英雄。文学不是照相机，人们需要文学作品，也不仅仅只是需要印证自己身边的生活，人既是现实的物质动物，人同时也是依赖想象生活的精神动物。他们需要文学作品的引领，需要超越现实生活，需要理想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人和青少年迷恋武侠小说，迷恋网络游戏。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青少年们更是将周杰伦，李宇春们想象成他们的完美英雄。用文学作品中真正的英雄，哪怕他是“高大全”的神化英雄，来介入现实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这既符合人们需要人生楷模的审美需求，也益于引领整个时代的道德情操精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