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题材儿童文学期待突破

　　　　　　　　　　　　　　　　　　　　　　　　一
　　薛 涛：在新时期以后的儿童文学领域，您是较早也较为集中进行战争题材创作的，从最早的《赤色小子》到最近出版的《红巾少年》，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也有20余部了，这些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战争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
　　张品成：看到你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有年轻作家开始注意到战争题材的重要性，并努力作出新的探索，让人欣慰。你以前也写过此类题材的中篇小说《庚子红巾》。作为年轻作家，选择这类题材，说明你很有勇气。战争题材，尤其是儿童文学战争题材是个敏感题材，题材的处理有时会很尴尬，按常规处理，难免落套没有突破，但要探索，尤其是人性及其它方面的探索，分寸的把握又很难。还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你可能没有很好的市场，没有可观的印数和销量，没有鲜花和掌声。
　　薛 涛：在我的家乡辽北，时常能看见当年战争的痕迹。小时候，我家屋后的地头就埋着一个抗联的战士，一丘荒草和一块石碑陪着他长眠在那里。小时候，我在外面乱跑，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停下来，安静下来。我一边慢慢走开一边就想像着当年这里曾经发生的战事。我也听到义勇军打鬼子的故事。有一年冬天十几个义勇军战士包围了车站，干掉了那里八个鬼子。历史与现实是相连的，不必把它们生硬地分开，分成历史的、当代的。它们被穿在同一条“时间之线”上，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物是人非”而已。不管写“历史”还是写“当代”，失掉了对生活的“忠诚”才是失掉了文学的本分。
　　张品成：创作源于生活经验的触动。我小时候生活在红军当年生存战斗过的地方，对那些故事了解很多，自小就有过一些想法，后来又有了些思考，所以专注于这类题材也就很自然。
　　薛 涛：我相信，那些红军留下的遗迹已经走进你的内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生活”。我自认为写的还是自己的“生活”，这“生活”离现在久远一些罢了，因为年久失色，不那么“鲜艳夺目”了。不过，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才能让过去的生活重新焕发光彩。
　　张品成：我想你是在说历史的“当代性”。这类题材虽然是历史的，但要使其有当代性，贯穿当代意识，表现手法和表现的内容都要有更新鲜更深刻的东西。这主要还在于创作者本身，你怎么样向读者提供更可读、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作品，而不是老调重弹。其实我们近几十年的儿童文学中，这类题材经典性的作品不算少，创作之初就要想到挑战这些经典，要有突破，这可能比写其它题材的作品付出的要多，冒险的成分也更大。其次呢，要有大量的阅读，因为这一代的作家都没经历战争，没有经历必须用阅历予以弥补，间接的深入细致地解读历史，让作品更可能地真实生动。
　　薛 涛：我确实做了一些案头工作。我读了《中国满族通论》《宽甸县志》等书，在宽甸县刘云峰大哥的帮助下，我还去了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方，寻访到了杨靖宇将军住过的山洞。我还意外地看到了杨靖宇将军在当地筹款时留下的欠条。寻访旧地，查阅资料，这是必要的准备工作。我的这部作品里有一些满族风俗的描写，也写到了满族孩子的传统游戏。描写这些，自然有我的童年经验在里面，而那些资料也为我的童年经验做了订正。

　　　　　　　　　　　　　　　　　　　　　　　　二
　　张品成：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繁荣。那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而且新中国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作家对战争生活很熟悉，对那段记忆很深刻，也有很多的真实感受。所以写出来的作品真实生动，艺术感染力很强，深受推崇。比如《红孩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小八路》等。那时代的孩子几乎没人不知道这几部作品。潘冬子和张嘎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曾经是那一代少年儿童所祟尚的楷模。但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那些作品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主题的褊狭，追求单一的英雄主义，也含有褊狭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政治倾向，尤其一些作品片面地宣扬仇恨意识等等，因此，有些作品显得假大空。使中国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一度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
　　薛 涛：那些作品为后来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经验，其局限性也成了共识。郑欢欢曾在《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一书中有一段对儿童电影的阐述，我觉得也适用我们的话题。她认为那种小英雄模式的形成“既有来自国家意识形态制约的外部原因，也有来自特定时代创作者观念层面的内部原因，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日本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中由美子女士说：“中国的战争儿童文学，我读过不少，却都是千篇一律地写少年英雄。《鸡毛信》《雨来没有死》《小兵张嘎》等著名的作品都是吧。”
　　张品成：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是我现在思考的重点，首先是主题的开掘，其主题更应该广泛。
　　薛 涛：作者要有一个高远宏大的历史观，超越阶级的、民族的局限，站在人类文明的前沿，以悲悯的情怀、人性的深度去书写战争、书写战争中的儿童状况。中由美子女士说她很想在作品中看到描写战争中孩子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战斗的场面，“《失去祖国的孩子》(陈模)以外还有些我喜欢的作品，比如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李汉平的《纸鸽子》，范锡林的《河豚宴》等等”。这些作品我读了，认为更贴近当时的“现实”，很真诚，很动人。
　　张品成：我觉得经过作家的努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多年形成的那些偏见则需要慢慢消除。主要还在于创作者本身，怎么样向读者提供更可读的、更深刻的、更有意义的作品，而不是老调重弹。你在《满山打鬼子》中写到了两国孩子艰难的友谊，战争中缝植友谊比和平时难上百倍，但一旦形成是牢不可破的情谊。当满山得知抗联当夜要炸毁车站的时候，直子却也要在这天夜里跟爸爸住在车站。满山陷入了两难境地：提醒直子避开这场战斗，就要泄露行动机密；保守机密，直子就可能受到伤害……这部分描写发掘得很深刻。
　　薛 涛：写这部分的时候，我跟满山一样痛苦：一边是对端午叔叔的承诺，一边是直子的安危。满山承担的东西超出了一个孩子的“责任”。
　　张品成：战争让敌我双方的孩子的友谊面临挑战。后来你巧妙地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满山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直子的时候，一个骑摩托的日本兵接走了直子，满山错失了机会。自然，满山也就不用冒着泄密的危险了……这样写很符合孩子的真实，对过去的“小英雄模式”是一个新的探索。
　　薛 涛：不光是人物形象塑造的难度，战争里的故事写起来都很有挑战，我们也应该试图去描写更丰富的内容。
　　张品成：“英雄情结”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深度和高度够不够。刘绪源曾经说，“多少年来，我们把战争渲染为最神圣、最美好的状态，而又从不提及‘走出战争状态’的重要和艰难，更不允许多说日常的和平生活的美好和珍贵(此种禁忌在‘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教训。”
　　薛 涛：刘绪源一语道破了不足。战争需要英雄，也孕育了英雄，而少年英雄总是让人既崇敬又心痛。不过，我总是觉得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太少了，尤其近些年。长篇作品就更少。这些年假如没有你的“赤色小子”系列作品，没有肖显志、车培晶的一些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的儿童文学要留下多么大的空白啊。
　　张品成：近30年来，这类题材的创作确实相对冷寂。造成这种局面我认为有多种原因，一是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认识上的误区，一说这类题材首先想到的是打仗，觉得有宣扬战争、暴露血腥之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古今中外，多少战争题材的作品恰恰是反战的作品。二是许多人把这类作品归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概念化的主旋律作品，这样的偏见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三是作家和读者都远离战争。从作家的角度看，没有战争生活产生不了高质量的作品；从读者角度看，战争离他们太远，他们更爱看表现自己生活的作品。四是全球化、市场化、网络时代传媒多元化的冲击也是客观的。

　　　　　　　　　　　　　　　　　　　　　　　　三
　　张品成：我从90年代初期开始涉足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算来，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程了。谈到我涉足战争儿童文学，不得不谈的是盖达尔对我的影响。《盖达尔选集》中尤以《少年鼓手的遭遇》《学校》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我印象最深。这些作品都具传奇色彩，又是少年儿童的真切感受，引人入胜，反复阅读亦不感厌倦。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篇《同盖达尔在一起的日子》，说：“在我看来，盖达尔最主要、最惊人的特点，是根本无法把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分开。盖达尔的生活似乎是他作品的继续，有时也许是他作品的开端。盖达尔的每一天几乎都充满了非常事件、意想不到的事、热闹而有趣的争论、繁重的工作和机智的笑话。
　　薛 涛：苏联战争文学达到的高度有目共睹，这个高度与俄罗斯民族在战争中的成长史相匹配。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尽管涉猎战争题材不多，可是也在这个领域积极探索，并有了一定的突破。
　　张品成：刚才你提到肖显志和车培晶的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没有眼下流行小说那么喧嚣，但却是宝贵的文学经验。
　　薛 涛：仅就美学意义上讲，这些作品也值得记住。肖显志的《火鹞》《白羽毛别动队》写得很悲壮；车培晶的《神秘的猎人》《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等作品格调沉郁、思想深刻，读后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和新时期以后的儿童电影一样，他们基本上完成了“从社会视角向人文视角，从传统的小英雄叙事到少年儿童的人性关怀叙事，从战争叙事到战争状态中儿童心理探索的转变”(郑欢欢《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
　　有意味的是，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时常拿动物寓人。《火鹞》的“主人公”是一只机敏的鹞鹰，它的身上洋溢着一种不屈服的民族精神。《神秘的猎人》写了两种狗，一种为抗日的勇士，另一种则充当的是日军的“帮凶”。在《老骡，老骡》中，那头灵性的、倔强的老骡干脆就是作品的主人公，在老骡身上，寄寓了作者对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歌吟。我马上又想起舒辉波的《剪刀•石头•布》，写的也是动物，手法和立意都有创新，一经发表就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关注。谁都不会说他们写的是动物小说。连我女儿都说他写的其实是中国人。这些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惯用动物“扮演”主人公，大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运用了这个手法，想必是想绕开从前的创作模式。从中便可看出作家们都在有意识地挣脱过去的局限性。阅读这些作品，能读到“战争中人性的因素”，“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张之路语)。
　　张品成：这时候的战争常常被当作一个背景、一种生存环境，成为一种更广泛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战场。说明我们的作家在战争生活的广阔性上有了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抛弃“小英雄模式”，而要寻找传统“小英雄模式”与人文关怀的结合。
　　薛 涛：矫枉不能过正，从前的经验要肯定下来。《小兵张嘎》的“小英雄成长模式”毕竟是战争儿童文学的经典“造型”，简单的否定也可能使创作走入新的误区。战争就是孕育英雄的场地，塑造英雄也是人类理想主义的精神需求。仅仅以简单的逆反心理去规避英雄意识，以挖掘人性、张扬人道的名义直至遮盖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岂知现在的“人性”也成了一个容量奇大的酱缸，什么都想混进来了)，无底限地淡化仇恨、弥合伤痕，同样是背离了历史的和文学的本分与良知，其文学价值照样会大打折扣。
　　张品成：突围，也要有个尺度。过了界限前面仍然是险境。
　　薛 涛：的确如此，探索也需要尊重艺术规律。但愿战争儿童文学这片“战地黄花”开不败，并且能够以不间断的战争描写，来祈愿现实生活中战争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