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孙春平隐秘的皈依之途

　　也许文学真的有着自己的命运。刚刚挣脱开政治的羁绊，便又面临着市场的诱惑；刚刚欣喜于告别了单一的政治现实主义，又痛苦着陷入了五花八门的理论迷阵。伴随着文学出版物量的繁盛，对当下文学不满和指责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在众多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尤其尖锐，那就是认为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随着文学作品中真善美的消失，批评者认为，已很难引发人们心灵共鸣的文学，只能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文学的陷落。
　　也许这样的批评过于尖刻，也过于武断，一个时代文学的问题，肯定与这个时代的文学生存环境有关，但抛却一切客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时代的文学写作者自身确实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上述的病症，虽然他们对生活的矫饰和逃避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理由。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前缀很多，这里指的是传统现实主义，也即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因其历史的漫长以及曾一度变异为政治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三十年来，它站在众多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间，显得衣着陈旧，脸色灰败，不受待见。当“多元化”时代来临，作家有理由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理论资源，自己的创作方法，这无可指责。在我们这个时代，理论的选择如同创作方法的选择，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也许，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貌似陈旧苍老但强调文学对现实忠诚和责任的现实主义，因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恪守着现实问题准则及社会批判原则，它强调真实追求客观，它能够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它天然地具有着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在一个由权力和金钱主宰的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读者的呼唤，也是历史的需要。
　　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富有责任感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并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家，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要有对现实的穿透力和批判力，要有对人从肉体到灵魂的关注和悲悯，更要有精湛的艺术表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许多作家由于自身素养等问题，其创作还停留在也许将永远停留在有瑕疵的现实主义或者残缺的现实主义水准上，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克服自身局限，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不断有所追求，从残缺现实主义文学靠近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
　　一个努力的作家，我们通过他的作品会发现他向成熟和完美方向努力的轨迹。
　　也许孙春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孙春平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三十多年来，他已经有了几百万字的厚厚积累，五部长篇小说，五部中短篇小说集，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多部影视剧，也获得过各种奖项。
　　而关于孙春平的小说创作，曾经有过不同的评论文字。
　　十几年前，《上海文学》编辑张斤夫曾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对孙春平的小说进行过评价。他说：“我觉得可贵的是：他所关注的焦点，他对社会生活强烈的参与(或叫干预)意识。他的每一篇来稿，反映的都是大社会，‘大家庭’，从不掩饰社会矛盾，不搞小打小闹，不搞蜻蜓点水。他所关切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小家……在他的来稿中，几乎看不到卿卿我我、恩恩怨怨的儿女之情、夫妻之情，对社会上的善恶他有一种强烈的爱憎，有一种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许由于这些，他不怕失败，不怕退稿，不怕编辑真诚的批评与严格要求……我并不反对作家写‘我’或我的家庭。“我”是社会的成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要作者有真情实感，有扎实的生活，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我只是说，孙春平关注的焦点，是孙春平创作的特点。一般来说，作家所关注的焦点，从某些方面，反映出他的修养与气质，决定着他创作的倾向与风格。”
　　同样对孙春平的小说，刘恩波和金鑫则“惊叹于那里面饱藏的世态人情、现实历史、变故纠葛中所蒸腾透射出来的命运和情感的塑造力量，一种社会学的直面世俗的机敏与彻悟，一种将生活原貌不加矫饰和浮夸而能活灵活现表达描摹的诗意笔法。”肯定的同时，他们也指出孙春平小说“虽充满了智慧色彩但显然缺乏形而上的沉醉力量；拥有了‘轻松’而‘好看’的故事情节，不过又匮乏多层次多蕴含的禅机玄关；语言粗放流畅只是少了更加蕴藉一点的拙朴灵秀之气。”
　　评论家周立民在他二00一年的一篇名为《无法直面的现实》的文章中，将孙春平和张平、李佩甫、周梅森等人放在一起，认为孙春平的创作和这些作家一样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艺术表达方式的问题，比如个人性缺失，直面现实不够的问题，还有缺乏精神的超越和形而上的思考的问题等等。
　　三年后，评论家张学昕则认为孙春平的小说“已渐渐走出他以往习惯的在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下以某种‘公共意识’观察、观照生活的窠臼，开始有个性地呈现生活。他不再局限于各种局部的真实和现实，沉溺于故事本身的兴味或悬疑，而是透过生存的表层现实，以一种生活参与者的身份，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和智慧，对生活有一种发现。这就是，作者立足于传统叙事，又努力突破传统叙事的种种局限，在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揭示或展露出人性的种种积淀。”
　　抛开评论者个人的好恶，应该说这些评论文字都在某种程度上把对了孙春平小说的脉。
　　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孙春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创作大多以现实层面上斗智斗勇的故事性取胜，多少年来，他不断编织着这样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着各种足智多谋的人物。在他前期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关注现实，但还缺少穿透现实超越现实的力量；他重视人物，但还缺乏对“人”本身的注重。孙春平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无疑是广阔的，但向这种广阔的深处掘进得还不够。而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农民还是工人亦或是干部，他们的性格都有着共同之处，我们从不同生活背景下不同身份性别的人物身上可以感觉到的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老于世故，心思细密，心机深沉。因为有这些精明人的参与，他所编织的故事无疑就非常精巧好看，但这也难免给他的创作带来千人一面，文本模式化的弊端。
　　在艺术上，孙春平行文朴实，尤其善用东北土语，使文本洋溢着浓烈的地方气息和土腥味，他的小说结构缜密，故事性强，情节张弛之间充满智慧，应该说他的每篇小说里都有一场智力竞赛，机谋角逐。但有的时候，所长也即所短，孙春平语言上的“乡”化，“土”化，也使文本样貌显得缺乏美感，那种密实的叙述，则使小说缺失了灵秀，而人物共同的精神谱系，更让每篇小说里的人物似曾相识。
　　诗性的缺乏应该说是孙春平小说的最大遗憾。
　　孙春平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还是一种不够完美的现实主义，无论在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高度上，他都存在缺憾。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孙春平是一个努力的作家，这个工人出身的作家在作品的思想深度以及艺术水准上正在不断掘进，不断提高，虽然年近花甲，仍不放弃努力。
　　应该说，几十年来孙春平的小说创作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他小说创作的路，是一条现实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强化的路。他的小说从政治现实主义脱胎，逐步远离意识形态；从清官贪官的迷津中走出，人在他的写作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关注和尊重；在他的文字里，随着穿透力和批判力的增强，善和美的花朵也纷纷绽放。孙春平的创作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局限，向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靠近。
　　也许，我们通过对孙春平近年来小说创作的分析和探究会发现这种努力和变化的轨迹。
　　二00六年以来，孙春平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在这一阶段的小说里，孙春平的创作有了明显的改变。
　　我们先来看三个短篇小说。《彭雪莲的第二职业》 写的是一个纺织女工的艰难生存，丈夫入狱，她为了撑起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不得已给一个外县收帐老男人做了屈辱的“全职保姆”，老男人车祸去世后，她完全可以“彻底地眯着，不露面”，但良心还是驱使她向警方提供了肇事车的车牌号码以及那个男人的身份证、手机、帐单等一应物品。而《派我一辆吉普车》 中的谭恩沛则为救一个乡下女孩，挪用公款犯了错误，从省水利厅被贬到县水利局锻炼，在基层他全身心投入工作，然而他的建议却得不到该县县长的采纳，最后他为救洪水中的群众牺牲了。《换个地方去睡觉》 中的老贺更是活得孤独痛心，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却一直背负着贪官的恶名，没有人相信他理解他，包括他的女儿，最后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孤独痛苦的他只能找个地方去睡觉——到地下去寻找了解自己的亡妻，以自杀来还自己清白。这三篇小说写得都非常沉重，充满悲情，这些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悲剧，令我们深思。
　　这三篇小说主人公的身份虽然分别是纺织女工、省水利厅下派干部和曾经的国企沥青厂厂长，但他们都是这个社会郁郁不得志却怀有良知的人，他们的故事都是“好人的悲剧”。在这里，孙春平对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充满刺痛感的生活悖论。
　　孙春平的创作很看重故事，他曾经在《但愿小说好看且耐读》 这篇创作谈中写道：“那么小说里的故事呢，我把比作建筑的框架，没有独具匠心的设计，那个框架即使立了起来，也难有引人曲径通幽的效果。”他说，“我从小爱读小说，一直读到今天。首选的条件便是它必须有一个好看的故事，能让人捧得起放不下，至于受不受教育，那得读进去再说……这种个人的口味偏好影响到我后来的小说创作，没有一个成熟的故事，我是决不敢贸然动笔的。”他不仅看重故事，也善于经营故事，他小说的故事多有曲径通幽的效果，但故事的好看绝不是小说的唯一目的，关于这一点，他在这篇创作谈中是这样写的：“……小说要好看，是它起码的前提，小说耐嚼则是对它更高的要求。小说离不开故事，但小说又不同于故事。故事重在情节的奇特曲折，而小说则重在人物的塑造。人物立了起来，便有了小说的成功；只有故事而没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它只能是打入另册的作品。小说与故事的区别，说到底，就在人物的塑造。小说耐不耐嚼，说到底，也在人物的塑造成不成功。人物的塑造却不似故事的形成，灵感一动，瞬息即得，这要靠长期的观察与积累。”
　　也就是说，孙春平在自己的创作中除了追求故事的匠心独运，他更着力于塑造鲜活丰满的人物。
　　孙春平这一阶段的小说更注重故事的讲述技法，而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克服了以往对精明人的偏爱，这三篇小说中不再有那种老于世故的人物，他们善良真诚淳朴实在，尽管都处于人生的低谷里，但对善和美的追求并没有停止。作者在叙述中对这些活得并不如意的小人物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身上闪光的人性表达了真诚的敬意。小说的叙述，让我们觉得作者就是这些人的左邻右舍，他深切地体会着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与他们之间没有距离，他的目光是平视的，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小说的语气亲切，文字熨贴，有强烈的温暖感。
　　而去年以来的三个中篇《一路划拳》 、《一树酸梨惊风雨》 、《故乡的苦杏仁》 则打破了孙春平小说的密实叙述，由眉目紧凑变得五官疏朗，体现了他在结构小说上的努力。
　　《一路划拳》用划拳酒令结构全篇，两个铁路子弟一生的逃票生涯串联起他们的人生际遇，黄建国沿着笔直的铁路却一步步走向了深渊，走向了也许早就等在那里的悲剧结局。同样写命运的《故乡的苦杏仁》则用舒缓有致的笔触，将“奶奶”终其一生对娘家的思念与怨恨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于是奶奶刚强的一辈子在作者的笔下有了故乡苦涩的杏仁味儿，和《一路划拳》一样，这部两万多字的小中篇感觉起来更象一部长篇。《一树酸梨惊风雨》采用的是以人的名字结构小说的形式，省国税局决定在上河湾村建立一处大型培训中心，整个村子需要搬迁，而村民现有房屋会得到省国税局的搬迁赔偿，于是一石击起千层浪，荡出圈圈涟漪，小说围绕村民紧急建房骗搬迁补贴的闹剧，让各色人等的“国民性”都有了充分的展示。如果说前两篇小说主要是以时间为序组织起人的纵向人生，那么这篇小说则主要围绕建房事件构成平面辐射。
　　除了乡村、铁路、官场之外，孙春平近年的小说创作还拓展到教育、情感、案侦等各种领域，把笔探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情感逃逸》 、《守口如瓶》 、《水枪》 、《追凶709》 、《1971年的小道消息》 、《非典型正当防卫》 。
　　无疑，近年来孙春平的小说创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标志着他个人创作黄金期的到来，而这个黄金期却始自他二00六年到辽阳县挂职深入生活，本文所说的孙春平近年小说创作，也指的是二00六年他挂职以来的小说创作。
　　孙春平的小说自二00六年始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创作激情澎湃了，题材范围扩大了，批判力度加大了，穿透力度增强了，艺术视野广阔了，悲悯情怀增加了，艺术形式创新了，美学趣味改变了……
　　而真正标志着孙春平小说创作审美蝶变的是2008年的短篇小说《皇妃庵的香火》 。
　　每个作家的创作风格，都与该作家的气质类型，心理机制，美学趣味，修养、阅历等等相关，应该说是很难改变的，或许读者和评论者也不对孙春平创作路数的改变抱有多大的期望。瓶颈不是每个人都能突破的。然而，年近花甲的“老”作家孙春平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惊喜。
　　《皇妃庵的香火》中，我们仿佛看见孙春平的创作已破茧而出，羽化成蝶。
　　首先，《皇妃庵的香火》这个名字就有着足够的神秘与浪漫，这与以往对孙春平小说的阅读经验着实相悖，孙春平的小说一直是缺少这种神秘和浪漫色彩的。而小说开始用三个自然段，交代皇妃庵的地理位置，皇妃庵的被历史剥蚀的残败，皇妃庵的传说，然后才缓缓进入作者要讲的故事，这也和孙春平以往直接进入故事的写法迥异。小说的味道有时就出现在这种舒缓和闲笔之中，尤其是第二自然段：
　　“皇妃庵位于一个不大的山，山里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村落，现在还是一个村落，叫卧虎营子。村后的山坡上，确实有个庵堂，不大，只三间房，据说早先还有院墙，是暗红色的，但漫长岁月的剥蚀，加上当地百姓的拆扒，那院墙早没了踪影。眼下唯一还能让人想起这里的不同凡响之处，便是屋顶上残存的几片琉璃瓦，金黄金黄的，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那琉璃瓦灿烂出几束耀眼的光芒。”
　　这种对沧桑的描画，以及蕴涵在沧桑中那种惆怅的情绪，都是孙春平小说中从未有过的。
　　孙春平小说很少写景，很少抒情，“一切景语皆情语”，他的小说多少因了情的缺乏，导致了感动的缺乏。所以，可以说孙春平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智力写作。而在《皇妃庵的香火》中，我们却是被这样的文字引入故事的：
　　“春日里的一个傍晚，车站旁养路工区的工人蔡林忠收工回来，无意中看见皇妃庵里飘出淡淡的烟雾，心里先存下一份小小的疑惑，及至回工区吃下自己的那份窝窝头菠菜汤，出来冲洗碗筷时，不由又向皇妃庵方向望，将垂的暮色中，那桔红的烟霞似雾霭在皇妃庵上空缓缓荡漾。”
　　暮色中，皇妃庵上空桔红的烟霞预示着一个爱与美的故事就要发生了。
　　一个善良的养路工区临时工，在饥谨的年代救了一个寄身皇妃庵的伤病女人，后来因为这个怀有身孕的盲流女人要被当地村干部遣送，他为了救下两条性命娶了这个女人，结果女人连续生下了两个残疾女儿，最后这个叫蔡林忠的男人，在工区撤消前夕，为了两个残疾女儿，毅然选择在两节机车间挤死，用这次工亡换取了她们以后的一点生存空间。
　　蔡林忠只是一个普通男人，一个从未得到转正的临时工，甚至也是一个盲流，但他善良，仁义，无论对妻子和非亲生的女儿，对工友还是工作，都默默奉献勇于承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然而，这篇小说中，具有这样大善大爱的绝不仅限于蔡林忠一个人，那个被蔡林忠所救，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马菊香更是浑身散发着善与美的光辉。在马菊香寄身皇妃庵最困难的时候，她曾掏鼠洞得到一点黄豆，这点黄豆她不是自己留着果腹，而是煮好送给工区的人让他们吃点治水肿。她开荒种下蔬菜和粮食，有一半被人偷走了，她却拒绝用篱笆围起来，说“天是大伙的，地是大伙儿的，太阳和雨水也是大伙的，咱只是花了点力气，这我就感恩不尽了。”甚至认为，“那哪是丢？谁顺手掰去两棒苞米，摘去一个窝瓜，那是看得上咱们了。”
　　马菊香勤劳能干容易知足懂得感恩，从不占别人和集体一点便宜，大家都去煤车上抢煤，两个残疾孩子也去了，甚至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马菊香知道后却坚决让女儿送回去，说这是不仁不义的事，甚至用煤块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
　　小说里还有一个人物，他不仅始终充当着这夫妻二人大仁大义的见证者，而且充当着他们生活的帮助者，这个人就是工段长，他也是一个善与美的化身。
　　孙春平的小说从来没有讲述过如此令人感动的故事，更从没有塑造过这样大善大美的形象，读他从前的小说更象是观棋，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多是他们的阴谋，或者阳谋，白色智慧，或者黑色智慧，出乎意料的是，孙春平在这篇小说中放弃了他一贯的对对弈的偏爱。
　　《皇妃庵的香火》中没有一个精明人，没有一场智力的角逐，小说里的人物甚至在世俗眼光看来，有些傻，有些呆，或者用小说里的词语表达，有些“二”。
　　正是这种“二”，最后抵达了人性或者小说的最高境界——慈悲。
　　蔡林忠用生命换来了马菊香母女三人赖以生存的“皇妃庵超市”，从此：
　　白日里，马菊香仍去山野间劳作，有时亮慧也跟着同去，只留了明慧在家里守超市。那可真是比正式超市还超然一截的小市场，明慧抓着抹布在货架间擦试商品上或有的尘土，她看不见钱，因此也就不管钱，只在门口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摆了几只小纸盒，盒里分别放着拾元、一元、五角的零钱。有顾客来了，问，有酱油吗？答，在南边第二趟的柜上呢，自己拿吧。又问，谁收钱呀？答，放在桌边的箱子里吧。桌子边是一个大些的木箱，锁着，只在上面留了一个口，有点像选举会上的选票箱，也像寺庙里的功德箱。如果还有人问，我的是大票，不找零钱吗？明慧便答，自己在桌上拿吧。不管是谁走了，明慧都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轻轻地念一声，阿弥陀佛。
　　住在皇妃庵的三个女人像尼姑，马菊香是皇上丢弃的女人转世，话就这样传出去了，再反馈到母女三人的耳朵里。母亲对两个女儿说，随他们说吧，你们不用生气，也犯不上辩争，咱们凭着自己的力气吃饭，老天自会怜悯。
　　这种经营，已经不象是尘世中的经营了，这种叙述，也已经有了对神性的敬畏。一个丈夫死后突然信佛的母亲，完成了人之善良到佛之慈悲的转变，而她的一盲一哑两个残疾女儿，面对生之困苦，也坦然地接受了命运，抵达了神性。
　　马菊香没有改嫁，她的两个残疾女儿也没有出嫁，三个女人在岁月中渐渐老去，但她们的日子虽然清苦，却不孤寂，她们活成了俗世里的菩萨。
　　当那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清晨，她们收留了皇妃庵超市门前的第一个弃婴，她们的修炼之路就已慢慢接近正果了，“从那以后，十余年间，马菊香的家里陆续又收养了十二个弃婴，多数是夜间放在门前的，多数是女婴，也多数有着先天性的疾残，有盲着双目的，有两耳失聪的，有的患着白血病或心脏病，还有的瘫软如泥，不能坐立。马菊香带着两个女儿，一言不发，送来就统统收下，尽着自己的力量，默默地将息，默默地救治。病残的孩子有的送来一二年，就慢慢地萎谢了那朵幼小的生命之花，马菊香将他们掩埋在蔡林忠的坟旁，祈祷说，老蔡，我知道你喜欢孩子，又给你送过来一个，你好好保护她吧；有的亲生父母跑来了，抹了一阵眼泪，再三拜谢，又将孩子抱回去。有两个小女孩，一个拄着拐杖，一个有些痴呆，已经十多岁了，至今还生活在这三个女人的世界里。”
　　这是怎样一种善，怎样一种爱，怎样一种美？三个生活艰难的女人，她们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这种善与爱奉献给予那些可怜的小生命们。
　　慈悲度己亦度人。
　　马菊香母女三人在别人看来是可怜的，她们或寡居或残疾，但她们不贪不嗔，平静恬淡地生活着，并且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感染别人，以自己的爱心帮助着别人，她们人性中所焕发出的神性持续地照耀着自己周围的人，使周围的人心也渐渐澄明起来。于是，尽管“马菊香的零星四散的园田仍是不圈也不围，但蔡林忠死后，她的果实就再也没有丢失过，就是时有牛羊经过，也会被主人远远地驱赶开。”而“超市里比较沉重或体大的商品自有批发货栈定期开车送来”，“每月盘点，超市竟都是只赚不赔，没有丢失，也没发现有人拿货不付钱，有的只是赢利，且还时有超出。连村街那些时常为玩麻将捅台球打得头破血流的小混混儿都说，那样的人再去欺负，就得小心点老天爷瞪眼啦。”明慧经管那个小小的超市，“时常听到有人来，那脚步声有的熟悉，也有的陌生，来人并没买走什么贵重的东西，却将沉重的声音丢进箱里，明慧便学妈妈的样子，双手合什，轻念而谢，阿弥陀佛！”
　　马菊香母女虽然象是皇妃庵里的三个尼姑，但小说中的她们终究不是出家人，她们生活在尘世，她们身上的神性是她们人性中善与美的极致化，小说里马菊香请画家画的蔡林忠版的韦驮像，道出了由人到神的不二法门。
　　神就是人之大善，人之大善即为神。母女三人站在韦驮画前，马菊香就这样说了，她说，“你们爸爸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将，阿弥陀佛！”
　　三个历经苦难的女人，也许并不真正懂得佛教的教义，但她们怀着最深的感恩最朴实的信仰活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她们的本性，也是她们的宗教，更是她们行为本身，她们在度己度人的过程中，已抵达了正果。
　　到这里，孙春平的小说无论表达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蜕变。从晦暗的智力角逐到明媚的善的称颂，从文本的朴实笨重到叙述的轻盈灵动，语言上唯美的努力，氛围上宗教气息的弥漫，神秘色彩的氤氲，使文本虚实相宜韵味悠长。
　　孙春平小说中，终于有了对“虚”的营造。
　　也许在那些原本擅长此类创作的作家看来，这些都没有什么，但不要忘了，作家的创作是有它的定数，或者说宿命的，孙春平是另一类作家，几十年来他的小说是靠另一些东西取胜的，而他所擅长的那些，恐怕也是别的作家无法做到的，当然这些东西会限制一个作家的写作，有些限制是很难突破的，就比如一个笨嘴拙腮的巧匠他可以为心仪的女孩制作精致的饰品，但让他到女孩面前浪漫抒情恐怕就难为了他。
　　可喜的是，孙春平突破了限制，完成了转身。
　　当然，如果说以《皇妃庵的香火》为标志的一批小说标志了孙春平小说的蝶变，那么这种蝶变，是有一个由蛹化蝶的渐变过程的。发表于《北京文学》二00六年第七期，转载于《小说月报》二00六年第九期的中篇小说《情感逃逸》和原载于二00六年第十期《人民文学》，后转载于《中华文学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的中篇小说《预报今年是暖冬》，虽然隐约可见作者艺术转变的努力，但基本上还是“孙春平小说”，因为这里面的故事核还没有脱离设“套”这种路数，也就是说，这两部中篇还是智力小说。《情感逃逸》中，女博士唐姝卓为搪塞父母雇“的哥”司马博假扮男友，最后以自杀完成情感逃逸，这是小说的核心套。当然，这篇小说无论对人群的选取，对生活的关注点，亦或对个人隐秘心理的描写都较以前的作品有较大的突破和转变，小说中良知与欲望的纠结，善与恶的挣扎，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人性的敞开。
　　相比之下，《预报今年是暖冬》更有“孙春平小说”的影子。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分户改造的故事，而这个分户改造的故事是由住户争取利益的手段和供热公司方面平息事端的手段以及报复的手段支撑的，也就是说这仍是一场博弈。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女人，这个女人和故事中的其他人一样，无法用好人坏人界定，他们为了生存，为了争得自己的利益在这次分户改造的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天福供暖公司副总经理池家欣，池家欣的上司总经理高天福，前上司马恒山，以及“刁民”住户林凤臣张处长赵医生，他们无不是为个人利益使尽手段之人，而池家欣作为一个改制后在夹缝窘境中生存的女人，她似乎有诸多令人同情之处，但从她与前上司的关系，以及后来为了讨好高天福，将林凤臣张处长和那个女学生设计进去来看，此女亦非善类——当然这里边也有着生存的无奈。
　　可以说“孙春平又讲了两个好故事，这两个故事拓展了我们的经验疆域，而在讲好故事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提出了新的问题 。”，但从孙春平小说创作来看，这两部作品虽已显露出向生活和人性纵深处的努力，却仍是过渡之作。
　　而同一时间段的短篇小说《1968年的列车》 则与《皇妃庵的香火》更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体现着作者艺术上的努力。
　　《1968年的列车》追述的是一段青春往事。在“文革”的特殊背景下，铁路子弟的“哥哥”作为红卫兵列车长因查票导致逃票人坠车身亡，哥哥的女友裴金玲主动留守尸体却从此下落不明。事隔多年后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当年的死者是裴金玲逃亡的父亲，而这么多年是当年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张班长”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前途，照顾和保护了这个家庭出现问题精神也出现问题的女孩子。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良善的本性，哥哥虽为红卫兵，但他为自己查票导致逃票人死亡深深内疚，而他对女友的感情也是纯洁真挚的，最后对裴金玲儿子的“照顾”更做得有情有义。“张班长”的女友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虽然她最后离开了“张班长”，但她毕竟掩护照顾了那个父亲是“军统特务”的女孩子，当然小说中形象最突出的是“张班长”，这个善良的农民儿子，他为了自己的善良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与《皇妃庵的香火》中的蔡林忠一样，他的人性中的神性光彩照人。小说写得真切感人，韶华流逝的无情，善良人性的美好，狂乱岁月的可怖，让这篇小说既无比惨烈又十足温暖。
　　我们看到，孙春平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并不拒绝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某些元素，他的创作终于有了敞开的可能。应该说孙春平创作上的不断进步，与他的两次挂职生涯分不开。在二00六年的辽阳县挂职之前，孙春平曾于一九九五年到北宁市（现北镇市）挂职市委副书记，北宁的两年挂职生活使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一个井喷期。创作出了《魔障》、《地下爱情》、《天生我才》、《放飞的希望》等近三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及《蟹之谣》等四部长篇小说。而孙春平2006年的再次挂职，既因为创作突破的渴望，也缘于他深得了挂职之益。
　　一直以来孙春平不满足于自己贴着标签的“孙春平小说”，他不服输地向一个自己似乎无法达到的目标发起了挑战，而二00六年的辽阳县挂职为他的突破和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
　　关于作家挂职深入生活一直存在争议，一个时代总是要将上一个时代的主流观点推向相反的一极，现在流行的看法是作家挂职属于一种走形式的政治行为，当然存在走形式的挂职，作家到基层走马观花，这样的挂职意义确实不大，但象孙春平这样的挂职应该说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他介入到县里实际行政事务中，角色不仅是个作家，还是负责一摊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这就不是一般的体验，而是深入体验，真正转换角色了。
　　应该说明的是，作家要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借挂职的东风，深入生活，催开自己创作的花朵，解出丰硕的文字果实，但不一定非得负责起一摊具体工作，如孙春平这般挂职也许只适用于孙春平这类的作家。
　　这是孙春平需要的生活。
　　作家怎样不断突破自己，怎样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一个作家在长期写作生涯中会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也是限制，怎样突破自己？有些老作家终生无法突破自己，更多的是随着年纪增长创作生命萎缩。有的作家取得了些成就担任了某种职务，养尊处优或每天忙于官场琐事，视野越来越狭窄，生活越来越苍白，离精彩的生活越来越远，对群众的生活越来越不熟悉，没有了创作激情创作灵感。
　　生活是一个作家的创作之源，他的创作激情，他的创作灵感，他的创作材料都来源于这广阔而丰富的生活。作家的人生经验和体悟在生活中丰富，作家的视野也思考在生活中得到拓展和深入，文学表现生活，生活也在塑造成就一个作家。
　　没有生活，就无所谓文学，而没有创作主体的差异，就没有异彩纷呈的文学中的生活。作家在生活中扎根，在生活中呼吸，寻找与自己作品中人物精神上的通路，用自己的美学方式加工触动自己心灵的生活，最后才能创作出有深度的美的文本。
　　“深入生活”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词汇，有观点认为深入生活是一个伪命题，人既然活着，就没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中，作家每时每刻都在生活，根本用不着特意去深入什么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也是现实主义原则。当然，作家可以写自己，甚至可以把自己封闭在屋子里写自己封闭的生活，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屋子里的写作者首先他无法发现自己这种书写对屋外人群的意义，其次他翻来覆去写这种苍白的生活，最后只能把自己写苍白了。作家需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不是说作家只能记录自己每天的吃喝拉撒，记得有人说过，“猥琐无聊的生活必然产生猥琐无聊的作品，苍白的人生态度必然产生苍白的小说。”
　　生活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生活有狭窄和广阔之分，有表层和深层之分，有质量高低之分，有精彩和平庸之分，有苍白乏味和生机勃勃之分，有大众和自我之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高度决定他选取什么样的生活来表现。深入生活体现着一种主观努力，它是让作家沉浸到更广阔的生活里边去，去研究生活，去分析生活，去被生活所感动，被生活所打动，在生活中汲取营养，补充血液，让自己想象的翅膀更有力地煽动。
　　我们不是要求作家以同样一种方式去体验生活，或者去体验同一种生活。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积淀、生活道路和对生活的看法，具体来讲，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观察生活、摄取题材的范围，有自己对某种体裁、样式、风格、手法的特殊爱好和专长。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现实，硬赶鸭子上架，让他们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领域需要不断地拓展和不断地充实，因为生活领域和作家的视野有关，作家的艺术视野影响他的作品质量，而如果生活内容得不到及时充实，生活积淀的仓储会越来越少。
　　应该说，是广阔的生活打开了孙春平的眼界和胸襟，使他从单纯的编织故事，到故事中滋生出人文情怀；使他从单纯的对人的智力的关注，到对人的生存和灵魂的关注。他的笔不再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开始有了向生活纵深处的掘进，他的小说开始有了温暖和爱意，有了超越和反思，形而上的意味也渐渐萌生。
　　一九五0年春天出生的孙春平花甲之年不但笔耕不辍，而且还在不断寻求突破和飞跃，他如此的存在，他对社会的责任，对艺术的努力，他的值得敬重的写作者品格，无疑对当下陷入困境中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时代应该允许出世文学的存在，但入世文学更有它存在的意义。那些拒绝用文学装饰生活，以直面当下国人真实生存境遇的勇气，对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表达了忧虑、关切与批判的作家应该赢得我们的敬意。
　　我们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还存在很多问题，伪现实主义文学在败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声誉。堆积日常生活缺少精神烛照的文学不是现实主义，图解政治粉饰现实的歌颂文学也不是现实主义。因为受制于时代环境，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其实是很艰难的，许多作家的创作是在批判现实和不惹麻烦之间小心翼翼地打着擦边球，更有些作家完全剥离掉作品的精神诉求，对现实生活进行毫无意义的重复摹写。针对文坛弥漫着的虚假现实主义、庸俗现实主义，阎连科曾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愤激地表示“伪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主角”，他说，“我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被我们曲解了，人们通常说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伪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主角。谈到生活的真实，往往会滑入伪现实主义的轨道里去。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来自作家灵魂，而是来自生活表面的。现实主义应当来自作家内心的、来自灵魂深处的东西，不论是丑的还是美的。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的大变化，但仍有几亿人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他们为生存而挣扎，谁来关注这些人，这不是我们能从电视和报纸上能看到的，完全被所谓‘生活的真实’所掩盖了。”
　　孙春平不是文学英雄，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肯定也难以摆脱时代的限制，而且他的作品本身也瑕瑜互见，距离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完美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但孙春平最可贵的是怀着对文学的朝圣之心以及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努力摆脱局限，努力缩短距离。
　　而这种努力是看得见的。
　　可以说，孙春平几十年的写作生涯是一次漫长的向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皈依之旅，他在不断向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历史超越性皈依，向人本身皈依，向“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皈依，向大爱皈依，向神性皈依。
　　如果说“写作是一种命运”，那么孙春平也许注定要在这条荆棘丛生的文学路上奔向自己的远方。
　　愿他的文字带上灵魂的灼烫，愿那个远方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