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人文关怀与精神重建

　　报告文学是一种历史叙事、历史书写。相较于新闻报道而言，它具有滞后性，因为它需要时间距离来全面观察、深入评判和理性思考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已成过去的历史。2009年初南方冰灾一周年至5月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涌现了一大批冰雪报告和地震纪实，形成了“灾难报告”的大爆发。
　　时间距离给了报告文学作家充足的思考空间。他们在灾难过去后，以多元视角对巨灾开始了再观察、再思考和再书写，尤其注重在人心人性和精神思想层面的开掘与探究。陈启文是带着一种发现的眼光来打量和深入这场冰雪重灾的，在《南方冰雪报告》创作过程中，他试图抵达两个现场、两个实际。一是抵达灾难发生的每一个现场，了解灾难的完整过程；一是抵达人心现场，力图洞察灾难中人们的微妙内心。他还进而关注灾难综合症和灾难后遗症，关心灾难对人心理和精神的折磨与摧毁，提出了精神重建的严峻课题。朱玉《巨灾对阵中国》对2008年南方冰灾和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的苦难、窘境以及中国应对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描述，并由此延伸，探究巨灾对国家发展和百姓生存带来的严峻考验与威胁，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积极应对各种灾害的一些重要思路。李鸣生《震中在人心》以图片与文字结合的形式，考察地震对人心的冲击，强调灾后心理和精神重建的迫切性。
　　报告文学是行动文学。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奔走在大地之上，穿行于民众中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作家满怀着与灾区人民感同身受的深情，一次次地走进灾区和灾民中间，用同情、关切和爱护的目光，去搜寻、发现诸多被掩盖和隐藏的真实。向思宇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执著地关注灾区人民灾后家园重建、家庭重建和生活重建，相继推出了《太阳从废墟上升起——汶川地震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纪实》《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两篇重要作品，为读者深入了解灾后灾区实况提供了及时而有力、重要而新颖的材料。
　　社会问题报告是报告文学的重要样式。朱晓军秉持积极参予生活干预现实的精神，推出两部“救赎”——《一个医生的救赎》深入挖掘陈晓兰打假事迹，继续揭露医疗腐败，描写了一位良医的成长历程和心灵史，呼唤道德和良知，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造假者的救赎》通过一个造假贩假者的自述，告诫那些造假者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继续呼唤公民道德的重建，发人深省。80年代即以《丐帮漂流记》闻名的作家贾鲁生以“病去了”的笔名，发表《人“妖”之战——中国超级细菌自述》，以超级细菌为叙事者，尖锐批评了中国医疗界滥用抗生素等药品、过度治疗给国人身体健康带来的严重危害。随后又发表《给你败败火——火邪邪与老中医辨证录》，从医学角度批评了中国人不良的生活方式。两篇作品的写作手法新颖独特，使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一批有见识、有抱负的作家主动以文学作品参与拯救世道人心，重建人文精神和民族品格。党益民《守望天山》描写了陈俊贵一家人知恩图报，甘于清贫，为修筑天山公路殉身的168名战友守了24年的墓。这种灵魂的守望和精神的苦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郝敬堂《大巴山的女儿》塑造了一位有着“山的品格、水的性情、花的精神”的优秀纪检女干部王瑛。李青松《一种精神》描写了一位不惜抛撒千万家财、执著植树造林的“二杠子”农民乔建平。黄晓萍《真爱长歌》倾情讲述了罗映珍对于因公致残成为植物人的丈夫罗金勇声声不断的爱的呼唤。李鑫《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以寻找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的亲人为故事主线，深情缅怀这些掩埋在边陲青山上的英烈，弘扬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李鸣生《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塑造了大批的航天人形象，尤其注意挖掘那些被历史淡忘乃至遗忘的幕后英雄，彰显航天人刻苦钻研、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崇高精神。朱晓军《“水鬼”的天下》描写了一位无私的海难救援者郭文标，29年来他拯救了309条生命和无数的船只，温暖、感动并影响了一方土地。
　　找寻、挖掘和描写时代的新人新事是报告文学作家自觉的追求和努力。傅宁军较早关注竞聘担任村干部的大学生，从江苏省数千名“学生官”中挑选出20多个典型，出版了《大学生“村官”》一书，这是一首献给青春和理想信念的礼赞。泽津、李林《中国农民到俄罗斯种地去》描写了一群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垦荒种植、艰难创业的中国农民。郝敬堂《都市寻梦人》则以宁波市380多万进城务工农民为主角，书写他们的酸甜苦辣，刻画了一批“新宁波人”形象，让我们看到了进城农民崭新的气象和品质，看到他们如何融入城市的可喜局面。杨文学《苍山三农》描写了30年来20万山东苍山人纷纷“下江南”、将蔬菜产业做大做强的壮观景象，在写活人物的基础上，凸显了苍山农民勇于为梦想而不断付出艰辛努力的奋斗精神。李春雷《激战亚丁湾》描写中国远洋货轮“振华4号”顽强对抗索马里海盗并最终大获全胜的英勇事迹，扣人心弦。伊始、姚中才、陈贞国《南海！南海！》讲述了南海诸岛历史和我国渔政、海军等为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所作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题材新颖。
　　“时政报告”和政论体作品是报告文学的两种重要样式。王树增描写新中国成立经过的近70万字的《解放战争》凸显了历史进程中诸多普通人的命运，传承了《史记》的民族风格，被认为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代表。何建明推出长篇报告《我的天堂》，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展开笔墨，为作者家乡苏州市书写了一部改革开放30年史志。陈桂棣、春桃则潜入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小岗村，深入采访当事人与知情者，梳理《小岗村的故事》，挖掘出农村变革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揭示了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与不可逆转，也提出了与改革相伴随的一些现实问题。袁亚平《大国根本》是为宪法立传的一部大书。作者以粗细结合的线条描绘了一部“中国宪法简史”，勾勒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艰难崛起过程中宪法地位的逐步确立、巩固与提升。杨黎光《中山路》聚焦全国数百条与孙中山先生名字有关的道路，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抉择与曲折历程。张胜友《行走的中国》和《古田·1929》两部政论体报告文学，豪情满怀地为时代作歌，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这些政论作品与电视联姻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重读、重评、重估当代文学经典成为2009年一大突出现象。于10月创刊的《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开辟专栏，陆续重登《哥德巴赫猜想》等当代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同时配发原刊责编的回忆文章，为当代报告文学史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河南文联主办的《时代报告》杂志，重视对经典报告文学的重登和盘点，也是加入报告文学的一支新军。
　　此外，《中国作家·纪实》年末刊发赵瑜《寻找黛莉》，以几乎轶失的巴金先生1936年写给山西青年女子赵黛莉的七封信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寻找和发现这笔文化遗产及其当事人的曲折经过，揭示了巴金丰富的情感世界，填补了巴金及其创作研究的一页空白。杨守松《昆曲之路》则为已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作史，揭示了文化生存其实质便是民族生存和人类生存这个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