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主义路尽处发生的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差不多是西方现代美学中出现的距今最近的批评理论，它的问题的提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才二十几年；后现代主义的发生比新历史主义早得多，所以新历史主义是西方美学当中历史最新的一种理论。说到新历史主义，前面加个“新”字，必须先了解在新历史主义之前还有一种“历史主义”，所以要了解新历史主义，必须先了解历史主义。而要了解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文只想着重谈谈新历史主义。

　　一、从历史主义谈起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过程里，人们研究文学艺术或者社会现象时，都是将其与现象后面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究和评论，也就是说都是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加以分析。所以凡是把一种现象，不论是政治现象或者是思想现象以至于文学艺术现象，把这些现象和历史联系起来做考究，可以说都是历史主义的一种表现。按荷兰的佛克马和易布思的概念界定，“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把艺术品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评价，倾向于把它意义限制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①历史主义的核心在于从历史条件来说明产生于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各样现象，也包括文学艺术现象。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历史很久远，从有文学艺术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在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在历数了维柯、卢梭、柏克、黑格尔、克罗齐等人之后，在分析历史主义的特点时，概要地指出：历史主义“大致都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容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注重批判的历史哲学将历史最终看作一种独立自主的思维模式。”②但把这种方法定为一种主义，甚至于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中找到一些作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又不多，因为历史主义是一种历时性的批评方法，表现在个人身上却又各有不同。比如法国19世纪的丹纳，他著有《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等书，就以艺术“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理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作为“艺术品等级高低”的决定条件，并以艺术形象所表现历史深度和时代的思想感情的深度为评量艺术的标准。③他的《艺术哲学》主要是研究以绘画为主的各类艺术的规律，他以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点作为解说各种艺术源流的依据。就是说不论你这个艺术中画家怎么进行创作，或者说进入到其他的领域当中，像戏剧表现为什么出现有那种情况，他都能找出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比如他研究法国路易十三王朝的贵族人物的好勇、不怕危险、好面子、讲高雅，他认为就是当时社会风气，他称此为“精神气候”。④他说，在路易十三王朝一代之中，死于决斗的有四千人之多；他说法国戏剧中上流社会人物多具这种历史风尚。⑤还有在法国悲剧中写的希腊题材，不论是高乃依还是拉辛写来都不失法国十七世纪的贵族的文雅风尚，迥异于古希腊的原版模样。⑥他认为这都是历史与现实条件的表现，他非常明确地以历史条件来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他研究古希腊的裸体艺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人性呈现之异，古典主义悲剧中的文雅风格，都是以历史之异为据来加以说明。在这些历史条件里边，他虽没有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来解释，但他标榜的一些东西还是属于历史条件的，并透露出历史与现实的某种交合性。所以要说到历史主义，丹纳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历史主义者。那么把这种存在与他之前之后的评论家联系起来，往前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或者黑格尔等等，他们研究文学艺术现象，在很多条件下也都在说着历史怎样进入艺术，艺术如何表现历史，也是从历史条件来解释这些文学艺术现象。所以历史主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存在现象，没有那个单个人说自己是历史主义者，不像新历史主义者那样明确标榜自己的理论名号。
　　用这种历史主义的人常有他的缺欠：在解释文学和它所依据的历史条件的时候，把这个艺术仅仅停留在它所依据的历史条件之上，容易表现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好以文学作品为历史本身的存在，既不突出其本身为文学，也否定了此时此地的研究者对以前的历史现象、文学作品的表现之间的不断生发的期待视野的存在。所以有人在框定历史主义的缺欠时说，历史主义在研究作品时把意义仅仅限定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意义就发生在它产生的时代，对现在和今天有什么意义或者批评者解释者怎么表现在对作品的解释中却没有顾及。以致认为不论是对于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有最终的定论。新历史主义恰恰要克服这些局限。无论是对历史条件的认定，还是对今人的新解释和认定上，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比较大的开拓。历史主义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认为那仅仅是一些文献资料，凡是历史的都是过去的。所以不存在作者表现的历史之外的历史，只存在书写的历史，不存在绝对的历史的本身。新历史主义把它松动了。在主体这方面，过去的历史主义把作品的意义就限定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上，好像与今天没有关系；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批评者、解释者应该进入到历史文本和文艺作品当中，把现代现在的自身带进历史解释当中去，写出属于这个人、这个时代人的历史。认为历史和文本的解释者就是创造者，这就不是历史主义的主张者、实践者那种主体状态，而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所以有多少个今天的人去说过去的历史，就有多少个过去的历史；有多少文本的读者就有多少个文本。这是新历史主义与过去的历史主义的根本不同所在。
　　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和现实，就要把历史还原为历史，把文学艺术置身于历史背景之下加以研究，即把各种文本纳入历史之中去解释，或者把历史纳入文本之中以解释文本，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当。问题是解读者对历史的理解的想象成分，对文本理解的主体条件限制，使其都不会是唯一的理解，自然也不会是终极的理解。解构主义抓住这个形而上学的表现，反其道而行之，大行其“误读”、“撒播”之道，使历史与文本所具有的客观本来意义，变成“作者死了”、只有形式存在的无主之作，或可以作任何解释都行的“创造”，这才物极必反地召唤出了反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使其既能继承历史主义追求的文本与历史结合，把历史还给了文学文本，又能在现代的现实意义上能动地解读和生发历史和文学文本，去除各种超现实、超历史的形式主义的偏颇。

　　二、新历史主义的发生
　　新历史主义作为批评学派的发生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或者说是在1982年。在新历史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西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研究中是形式主义潮流占据了主导地位，新历史主义的产生与此时境有直接关系。
　　在二十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有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后成为“布拉格学派”）为代表的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有以贝尔和弗莱为代表的英国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影响范围非常大，除了直接以“形式主义”的旗号出现外，还有一些如结构主义、新批评等也是以形式主义的思想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就是说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形式，艺术是进行形式的创造，这个形式的创造和历史和作者的经历都没有直接关系，研究文学艺术不应跳出作品的形式之外，不要跳出结构之外，研究文学艺术不该陷到内容里边。这种思潮非常突出，它漫延到整个欧美世界。以至像新批评、解构主义、现代主义都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流派，并成为占据美学、文艺理论领域的主要思想。这些形式主义的研究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中几乎一律地以形式为本体，普遍地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形式或形式的某一方面，而对于作品和历史的关系，和作者经历有什么关系，也就是作品和作品之外有什么关系，形式主义认为一律没有关系，因而在研究中则把历史主义所坚持的作品与作品之外历史联系，极力地予以消解和抛弃。所以在二十世纪“异说”竞盛的时代里，惊人说法层出不穷：“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剩下的差不多就是手持解构主义的理论家在“解构”了。几十年皆如此。此时文学艺术的解读、评价让人们非常困惑，许多理论一个比一个新，但如何才能将文艺作品解释得合乎历史实际？文学艺术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却不能给以科学的回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历史推出来新历史主义。因为这时人们发现艺术具有的意义与历史语境有直接关系，文学艺术本质和历史意识有斩不断的联系，被形式主义所否定的旧历史主义它们所用的方法、所追寻的原则还有某种意义，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抛弃，把文学艺术存在说成和历史毫无关系，因为这样好像解释不了文学艺术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和形式主义不相同的理论，如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和意大利的新历史学派，它们都是在新历史主义产生之前即多有论著表明新的历史主义观点，也就是对于文化的评价，文学艺术文本的评价与历史联系起来。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虽然还不叫新历史主义，但是已有了新历史主义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已经把历史意识、历史批判、文化诗学作为自己阐释文学艺术的理论观念，它们不同于旧历史主义，也有力地冲击了解构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艺批评，这些都为新历史主义的出场创造了条件。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建构多赖格林伯雷和怀特二人。
　　在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的教授格林伯雷（又译成格林布拉特）在他的《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与历史主体》这篇文章中正式提出来“新历史主义”的名称并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在此前后格林伯雷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写出了大量的论著，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莎士比亚的商讨》等，他提出“新历史主义”时研究的视野并不是当前的文学，他选取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作品，尤其是选中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六个人。他认为这些作家和作品与历史有密切联系，在他们的作品与历史的联系中能找到文学与历史的规律。他是用新的历史方法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作品和历史的联系，并且显示出他作为今天的研究者和二十世纪的理论评论者所具有的新的意识。把历史的规律和现实的文学艺术加以连接，得出来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历史的关系是如此，现时的文学艺术和历史的关系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文本中脱离不了历史意识，文本批评中也不应缺少历史意识的维度，这也在证明着对文学艺术理论的创造和生发，所依据的对象既可以以现时的文学艺术为对象，也可以以历史上的现象作对象，不论古今，文艺发展在规律上是相通的。凡是规律都是内在的制约条件，古代的规律到今天仍是规律，所以他通过研究英国文艺复兴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的见解。
　　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个人物是美国圣克鲁兹加州大学教授怀特。他在《文学批评及历史研究》中大大推进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其基本理论是：历史的存在是素材性存在，素材性存在本身不是历史，对素材的理解和联缀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的结构，这个历史文本指的就是历史本身，把历史看作一个文本。这是广义的文本。而人在解释中对素材的理解和联缀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的结构，也就是使历史素材变成了一种用语言叙述出来的一种结构。所以这时出现的历史是人们头脑中的“关系网”，形成的历史文本，也只是解释性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认为除了这种历史外，没有别的历史，所以所有历史都是对历史的素材赋予叙述性话语结构，这就成了历史书。所以怀特认为找不到已逝去的历史，因为凡是历史都是流过去的水，而人们读到的历史只能是经过历史思辨哲学编篡的历史哲学形态。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最不同处在于他认为语言叙述之间的真实是一种假定的真实，不可能有“对过去事件文学表现或文本化符合那些事件本身的真实”，因为“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述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⑨怀特把历史本身说成是“文本”，其根本意向在于它是只能在描述的语言结构中存在，不是事实性的历史存在，因此人们以自己的倾向去解释，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天经地义的。在怀特看来，人们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理解，以语言作表述的文本，所以这些文字文本都带有诗人的想象和虚构性。正因为这样，新历史主义将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是具有诗性特征的著作。这样就动摇了传统史学家认为的文本可以反映历史本来面貌，或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作品可以反映出历史真实的观点。在“怀特看来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没有历史的真实。人们在解释历史时实际上早已介入了历史，即把自己的主观倾向带进了历史。这决定了不存在作为客观对象的历史真实。”⑦怀特认为“历史真实”不是一种客观对象这是对的，但不承认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在表现历史时可以有与历史本身一致或相切近的性质，即历史的真实，那也正给了反对新历史主义的人们以“主观主义”回应的口实。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看历史家的历史文本、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固然都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其作者要在文本中表现自己的倾向，但这倾向与历史的实际存在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有时情能达到历史真实性。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历史文本，人们面对历史文本可以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解释，并具有诗性和象征的特征，这个思想与法国的现代哲学家、美学家福柯有直接关系。福柯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描述过去，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过去。”⑧这是说对每个人都一样客观的纯然的历史是没有的。格林伯雷和怀特受这个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即否定了绝对历史，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描述过去，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他不可能真正地去了解过去，就成了格林伯雷和怀特所讲的历史只有素材性的存在的理论前在，而历史的文本性使由人们表述的历史，必然是要把表现者加到历史表现中去，体现的特征就是诗性和象征。因此必然要出现对同一个历史对象的不同文本的解释。

　　三、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要点
　　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学理性归纳可以概括成四点：
　　1、新历史主义进入到文学艺术作品的批评和评价中，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和最初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看到新历史主义它说到历史本身的存在和对历史表现时，虽然认为人的表现和历史本身有很多差异，因为表现的人不同，必然就有很多种表现，但前提都是历史；新历史主义没有舍弃这一点，而形式主义却把这些前提都舍弃了。正因为新历史主义没有舍弃，所以它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与最初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有密切联系的，并且文学艺术作品对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的表现和以前以及当时的“话语模式”相联系。这个话语模式是新历史主义使用的一个频率很高的概念。这个“话语模式”不仅涉及到话怎么说，还牵涉到话语和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格林伯雷特别强调对任何文本的解释，都不能停留于语言文辞表面，必须到个人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到“权力话语”的结构中去，回答文本世界所面对的社会存在，以及文化的互文性。每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后边常常都隐藏着一个权力模式。就是说这个话语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有密切联系，甚至于社会里不仅有政治权力统治，也有话语权力统治。话语权力统治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这个时代的人说话都是使用着这种语言的模式和句式。
　　2、新历史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一体化的文化系列所排列成的一个序列。首先确定历史是由人所排列的序列，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书。它的存在，在历史书之前的存在是一个一体化的文化序列，写历史的人把一体化的文化系列变成一个由文字所表述的序列，当一体化的文化系列被排列成历史书的这样的序列以后，必然要和历史本身发生差异。进入到文学艺术领域，文学艺术的表现所表现的就是一体化的文化系统所排列的一个带有人为性的序列进入到文学的表现，成为历史这样的文本。这里有历史本身的序列，然后经过历史学家，历史的写作人使这个序列变成历史书这样一个文本。如果以历史书和历史本身相对照，会出现很多差异性情况。所以有这种差异就在于以文字去表现历史本身的一体化，必然会发生因表现者不同而产生的不同。
　　3、历史是一个可以重新获得事实的领域。它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思：“历史”的这种存在会有无数的事实随着人们对它的了解研究而随时都出现。可以从“历史”的存在中获得新的事实，它是一个事实不断出现的领域。这要付诸现象的解读的话，就是说历史已经过去，人们和它不同代；不是同代的人们对以前的“历史”中的很多“素材”没有把握，但“历史”的这些“素材”会不断地闪现在后来人的面前。很多过去人们没有接触到的“素材”不断的出现，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可以不断获得事实的领域。这一点就是承认了历史主义所说的历史本身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也不认为历史本身是虚无的东西。但承认这一点会留下一个问题，即人们现在认定的、写的历史会在将来有被纠正的可能，因为新获得的事实的存在会纠正以前人们所写的历史。因此历史的权威性是有限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历史。
　　4、历史知识是从一个偏狭的、既定的观点产生的。不能指望得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历史，所以必须承认各种主体生产的多种历史。这里的历史知识指的是人们写的历史文本，即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历史。因为这种表述正如格林伯雷和怀特所说的，它们带有诗性的特点，带有想象、幻想、理想以至于某种观点所认定的历史态度，所以它都是有一定的角度，而且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既定的观念。这样写出的历史必然是从一个侧面表现的历史，从一个观点产生的历史。在格林伯雷的理论中认为，由于这种文本特性的存在，对于文本的解释，不论是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不能超越历史而寻求原意，因而任何文本的解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与文本意义的重释。所以，历史是根据某种文本模式产生的，并且以文本方式表示出来的东西。新历史主义所说的历史都不是指客观的绝对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历史书又是根据某种文本模式产生的。这个观点寓存着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凡是文本的存在都是可以溯源到历史本身当中去，若没有历史的存在就不会有表述历史的语言的文本。所以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里的历史是现实历史文本的一个压缩，而文字文本又具有对现实的放大意义，因为它要对历史的某些部分着重加以表现，要把这个历史加以张扬。这说明文学文本、文字文本不可能脱离历史，也不能没有个人的介入。这就在形式主义大张其道时把文学文本与历史做了重新连接，而且在连接时又与旧历史主义不同。
　　新历史主义以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与旧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相区别，而它以文本与社会历史及文化系列相结合的方法，必然与以前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发生矛盾。怀特在为新历史主义辩护时说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把文学“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话语的实践的关系之中”，对在20世纪中许多已成为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正统观念”的触犯。怀特说：“这样一种阐述触犯了文学和历史研究中许多正统观念。首先，由于提出文学文本可以通过研究它们与它们历史语境的关系来说明，新历史主义者触犯了较旧但仍然有力的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原则。新历史主义者似乎正在回到研究文学文本的更早的语文学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犯下新批评派所说的‘发生谬误’。其次，通过提出可以区分文本和语境，他们触犯了较新的后结构主义对形式主义的看法。根据后结构主义理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因此新历史主义者区分文本的语境的努力，会使他们犯‘参指谬误’。第三，他们解释历史语境本质所采取的方式，触犯了一般的历史学家。对于新历史主义者，历史语境是‘文化系统’。社会制度和习惯，包括政治，被看作是这种系统的作用，而不是倒过来看。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基础似乎是可以称之为‘文化主义的谬误’，而这表明它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标记。第四，新历史主义者解释文学文本和文化系统之间关系的方式，同样触犯了历史学家和传统的文学学者。这种关系被认为具有‘文本互涉’的性质。它是两种‘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一方面是‘文学的’文本，另一方面是‘文化的’文本。由此出现了对新历史主义的指责，说它是双重意义的归纳论：它将社会归纳为一种文化作用的状况，然后进一步将文化归纳为一种文本的状况。所有这一切总和起来就是犯了所谓的‘文本主义的谬误’。”⑩
　　我们说新历史主义是在形式主义走入绝路之处发生的一种文艺批评方法，是因为它是在“解构主义乃至现代主义在语言论转向的旗帜下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进而热衷于从文本裂缝和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并藉此推导出激进的‘洞见’时，新历史主义突然进入‘历史——文化转型’，强调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并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批评清算上，他们将形式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再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将形式与历史的母题重新整合，从而将艺术价值（恒常性）与批评标准（现时性）、方法论上的共时态与历时态，文学行性与史学意义等新母题显豁出来，使当代批评家开始告别解构的独标异说的差异游戏，而向新的历史意识回归，实现了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型。”⑪
　　作为20世纪晚期出现的一种文学与历史的研究方法，它克服了旧历史主义的许多局限与片面性，自有其历史功绩；但它否认历史真实的存在，把历史存在在时间上的消逝，等同于历史本身的消失，认为历史一旦过去即无客观实体性，又过分张扬历史事件形成在个人头脑中的“关系网”⑫的作用，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亦不足取。

注释：
①[荷]佛克马、易布思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②朱立元主编：《当代文艺理论》，第16章“新历史主义”（王岳川执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392页。
③④⑤⑥[法]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页，第34页，第55页，第58页。
⑦章国锋、王逢振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⑧[美]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页。
⑨⑩[美]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第497页。
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⑫王先霈等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