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基本评价与五个面影

　　　　　　　　　　　　　　　　　　　　　　　　 一

　　屈指算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况已年逾耳顺。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最为紧要的，恐怕不是别的，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所以，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焦虑”的问题。
　　也许是出于对“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许是出于对“黄金时代”的向往，有些学者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慷慨和乐观——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只是由于“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积习作祟，人们才显得“吝啬”而“苛刻”，未能积极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而西方“汉学家”对当代文学毫不客气的否定，则激怒了另外一些学者，激起了他们的逆反心理——他们不仅要反抗“西方”的话语压迫，而且要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评价自己的文学，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其实，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的“千禧年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因为，光有“善意”无济于事，仅凭坚定的“中国立场”也不能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丧失原则的“善意”还有可能养成“没有用的烂忠厚”，而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自闭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接受这样一些事实：首先，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我们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世界性”的参照语境的情况下，自言自语地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评价，因为，歌德和马克思曾经预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早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甚至拒绝“他者”的影响，更不能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大的国家主义立场。
　　所以，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诩和自大，另一方面，要具有放眼世界、虚心向善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妄想确立一套“特殊”的“价值准则”，因为，任何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需要一些“普遍”的“价值准则”，都需要依据世界性的经典尺度和人类性的理想标准。尽管“反本质主义”的时髦理论鼓励人们怀疑并拒绝这样的标准和尺度，但是，这些“价值准则”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须臾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和尺度，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作品的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价。当然，这些“价值准则”——博兰尼称之为“上层知识”——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所提供的经验构成的。
　　毋庸讳言，用较高的“价值准则”来衡量，“当代文学”虽然也有成绩，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和值得欣赏的作品，但是，趣味格调和伦理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作家和作品，也很是不少。然而，对当代文学的缺憾与问题，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深入。某些学者与批评家甚至放弃了分析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失去了发现问题的热情与揭示残缺的勇气。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对那些“成功作家”的作品，我们常常给予过高的评价和过多的奖赏。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尽管实在难以咀嚼和下咽，我们的批评家仍然会不吝赞词，好话说它一箩筐。有的学者甚至对情形复杂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也只是一味地赞美，不仅认为它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最好的时期，一个丰收的时期，一个艺术水准最高的时期，一个诞生了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期”，而且还高自标树地说，如此辉煌的“文学时代”，“并不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总之，面对应该冷静质疑和严格批评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却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扬家和荣誉徽章的颁发者。在这些批评家身上，勃兰兑斯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精神，就更是难得一觌。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勃兰兑斯毫不讳掩地批评缪塞，认为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充满“玩世不恭”：“这种装腔作势的玩世不恭，和其他装腔作势同样令人产生不快的印象”，不仅如此，“缪塞一开始就有一种装模作样的优越感，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极端怀疑，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极端冷漠。然而在这种怀疑和冷漠下面，我们不久就瞥见了一种不是男子汉气概的软弱，久而久之，这种软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在我们这里，尽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着比缪塞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几个人敢于像勃兰兑斯那样不留情面地质疑？敢于像他那样毫不宽假地批评？

　　　　　　　　　　　　　　　　　　　　　　　二

　　在当代文学的分析和评价上，还存在一种“分离主义”的倾向，那就是只谈文本，不及其余。事实上，研究文学应该具有“人文互证”的眼光和“知人论世”的视野，也就是说，在阐释文本的时候有必要涉及作者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涉及作者与现实的关系，涉及他对读者的态度。如此说来，较为完整的“价值准则”体系，应该将这样几个方面的尺度包含在内：超越性，即作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充分的教养，是否能摆脱权力和金钱等异化力量对自己的消极影响，摆脱“市侩主义”对自己心灵的败坏，用具有升华力量的方式来展开叙述和描写；批判性，即能否捍卫内心的自由与尊严，无所畏惧地向权力和人们说真话，而不是用虚假和娱乐化的方式来回避历史和粉饰现实；启蒙性，即作者是否具有成熟的文化自觉，是否具有站在“平均数”之上发现病相和残缺的能力，是否能够给人们提供照亮前行路途的光明；给予性，即能否摆脱自我中心倾向，以充满人道情怀的态度关注并叙述具有社会性和人类性的经验内容，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泽被读者的精神财富；审美性，即是否有雅正、健康的趣味，能否发现并创造出一个真而美的世界，能否使人们体验到可以味之无极的美感内容与挹之不尽的诗性意味。
　　用这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我们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而是它的缺陷和“无价值”；首先要关心的是有没有“勇气”说真话，而不是选择以什么“身份”或站在哪个“立场”来说话。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积极地”认识当代文学“价值”的热情——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关于当代文学的著作，都是“肯定性”甚至“赞扬性”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恰是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质疑性的声音。我们需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那样的批导、直中肯綮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他批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流于淫秽”“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性的情绪，想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平心静气地讲，《檀香刑》与《狼图腾》不正是“热衷于暴力和残忍”的作品吗？《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不正是“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的作品吗？《废都》和《秦腔》不正是想通过对琐碎细节的芜杂堆砌“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的作品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我们缺乏成熟的鉴赏力，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

　　　　　　　　　　　　　　　　　　　　　　　　　三

　　事实上，评价当代文学的难度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结构单一、性质纯粹的对象世界。所谓“当代文学”不仅意味着时间跨度的漫长，而且意味着内容构成的复杂。它的最新的阶段，作为“当前文学”，近距离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但是，它的占更大比例的部分，则已经隐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只有经过小心的擦拭和细心的辨认，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大体上说，一体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至少是由五个迥然有别的时期和面影构成的：
　　1949－1966年属于“十七年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无疑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规约，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整体上看，则是不够自觉的，缺乏对时代生活的独立观察和自由思考。但是，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作家，以及那些长期“深入生活”的作家，却能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实感，使之弥散着清新湿润的泥土气息，在塑造“中间人物”的时候，尤其能给人一种真切、生动的印象(例如柳青、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说)；有的作品在反思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上，显示出难得的清醒和勇敢，例如《在桥梁工地上》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的作品则在艺术性的追求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例如《百合花》的白描技巧，《红豆》的抒情技巧，都各臻佳境，不同凡响；另外，陈寅恪等人的旧体诗则沉郁高华，忧愤深广，以一种沉潜的方式，抒写了一位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老知识分子的浩茫心事。
　　1966－1976年属于“天下熬然若焦”的“文革”时期，文学直接被当作“斗争”的工具。当然，正像地火的燃烧一样，处于地下状态的“潜在写作”，充满了青春活力与创造的激情，“白洋淀诗群”的青年诗人，成了“新时期”最活跃和成就较大的写作者。而另外一些开始反思时代的文学青年和思想者，则用诗和小说的样式表达自己的怀疑和思考，写出了“新时期”正式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的《回答》等诗歌和《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和《波动》等小说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聂绀弩的旧体诗创作，诗人虽身陷囹圄，但却毫无颓丧之气，“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天寒日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刚直不阿，男儿本色，纯然一腔傲岸俊伟的大丈夫气概。
　　在这个时期，可以当做主流文学代表的，是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前者长达120万字，分三卷分别于1964年9月、1966年3月、1966年5月出版，虽然时在“文革”之前，但事实上可以被视为“文革”文学的滥觞，因为它经典型地体现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为了配合“反右”运动，它以简单化的叙事歪曲地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矛盾，开了以时效性方式图解政策的先河。但是，公正地讲，浩然的这部作品也表现了自己对底层人的真实而朴实的情感，在塑造“边缘人物”的时候，有时也能显示出较高的技巧和能力，尤其善于通过人物语言的描写来塑造人物的个性。
　　1976－1989年的“新时期”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苏气象。诗歌是获得解放的人们表达情绪的最好手段，也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文学样式，而并不朦胧的“朦胧诗”无疑是当代诗歌史上灿烂的篇章，因为它不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痛苦和渴望，而且还在对生活的反思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尖锐和深刻。北岛的《回答》尤其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感人的力量，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激动不已。他献给张志新的《宣告》，也同样是一首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
　　小说创作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作家，产生了许多令人欣喜和振奋的佳作，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棋王》《黑骏马》《北方的河》《老井》《受戒》《李顺大造屋》《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剪辑错了的故事》《鲁鲁》《三生石》《芙蓉镇》《黄河东流去》《人啊，人》《活动变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以及《随想录》《走向混沌》《干校六记》和《中国的眸子》等，这些作品或沉郁而厚重，或尖锐而真实，或精致而优美，给八十年代的读者留下了美好而温暖的记忆；这个时期的“先锋文学”，多有模仿，而较少独创，虽然致力于形式上的“实验”，但其成绩，并不很大。
　　1989－1999年十年的文学，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新时期”文学的延续，如“民族秘史”《白鹿原》《一百个人的十年》等作品其实就是“新时期”的文学之树结出的果实，但是，整体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却呈现出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同的样态——在这个复杂的“市场化”的文学时代，许多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启蒙精神，显示出从社会化叙事向“私人化写作”的转向，显示出从“介入性叙事”向“零度叙事”的下移，过多地表现了转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顽主”习气和“活着就好”的生存哲学。从写作的超越性和启蒙性等角度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性和影响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当然，这并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随笔、韦君宜的《思痛录》、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戴煌的《九死一生》、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邵燕祥与何满子等人的杂文以及张承志和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写作的光芒——他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尤其王小波的随笔更是表现出当代启蒙写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
　　1999－2009年属于“新世纪文学”，在这个时期，文学虽然进一步市场化，“80后”成为媒体和市场炒作的新的热点，而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则严重地表现出“消极写作”和“反文化”的性质，但是，“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却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艰难境遇，叙述了进入都市的“农民工”的痛苦经验。本来，充满散文气息的文学环境，是不适合伟大的诗歌产生和成长的，但是，老诗人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却横空出世，然独立，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闪耀着照亮大地的灿烂光芒。小说创作数量很大，佳作也多，《羊的门》《沧浪之水》《农民帝国》《圣天门口》《藏獒》《水乳大地》《小姨多鹤》等长篇小说以及《那儿》《国家机密》《姑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豆汁记》《罗坎村》等中篇小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纪实文学的写作是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亮点和收获，《昨夜西风凋碧树》《夹边沟纪事》《聂绀弩刑事档案》和《寻找黛莉》等一批作品，或揭历史之秘，或诉现实之痛，不仅显示着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活力和实绩，而且昭示着关于文学写作的基本律则——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疼痛，文学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力量，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艾略特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更难克服的。”为了客观地认知和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学，我们固然需要发现“价值”的研究，但更需要克制“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要慎用少用“最好”“最高”“辉煌”“经典”等标签，更应该致力于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因为，正是这种尖锐的质疑性的批评，才有助于我们克服文学领域的无视现实、流于幻想的“包法利主义”，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局限和残缺，从而最终摆脱幼稚的“不成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