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向传统要什么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小说、诗歌和戏剧，是沿着西方的路子走下来的，有明显的横向移植的痕迹；而现代散文虽然也不乏异域文学的影响，但它更多连接着中国文学传统，基本属于纵向继承的“国粹”。不过，我们承认现代散文整体上的传统性，并不等于否认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之间明显的形态区别和精神差异，更不意味着现代散文根本不需要继承和借鉴古代散文。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文学语言所经历的由文言向白话的匆促过渡和刚性更替，虽然为现代散文注入了宝贵的新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它与古代散文乃至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如果说这种血缘的弱化和淡化，曾经让现代散文显示过摆脱重负后的轻松与解除禁锢后的自由，那么，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迁延，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民族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浪潮挤压下的重建，这种轻松与自由日益暴露出“无根”的虚浮和“贫血”的孱弱。
　　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散文要求得健康持续的发展与繁荣，同样存在一个与传统文化衔接，向古典文学学习的问题。现代散文只有彻底打通与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的血脉，将根须深深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它才有可能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那么，“现代散文向传统要什么”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第一，现代散文家应当像古代散文家那样，追求胸襟开阔，意旨高远，让笔下作品烛照社会，提挈人心。纵观古代散文传统，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无疑是“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毋庸讳言，这里的“道”，即代表着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散文家如果胶柱鼓瑟，不加分辨地予以承载，满足于“代圣贤立言”，那么不但无法写出真正的散文，而且很可能导致艺术生命的衰竭。然而，同样必须看到的是，此“道”中如“仁政”、“民本”、“忠信”等观念也有积极、合理的一面。一些散文家正是从这里出发，真诚地表达着自己在献身社会理想过程中所收获的情思与感悟，其笔下的精神言说由“载”他人之“道”很自然地转化为“言”自己之“志”。而这“志”如果能牵动着高尚的人格操守或永恒的生命境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传统，从而使作品走向生动鲜活与恢弘劲健。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伶官传序》等，所呈现的关注苍生、匡扶社稷的高远立意与深刻主题，不仅有效地提升着作品的艺术境界，而且最终成就了古代散文讲入世、重教化、尚气节的审美特征。遗憾的是，“五四”以降的现代作家未能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在狂飙席卷、革故鼎新的语境中，整合欧洲随笔的个性主义与晚明小品的“独抒性灵”，打造出旨在启蒙的现代散文，而作为其整体的艺术嬗变，恰恰是在强化了个人声音的同时，弱化了经天纬地的历史倾诉与社会担当，进而使不少作品成了鲁迅所诟病的“小摆设”。此后，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散文和“十七”年的红色散文，曾以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回应与热情讴歌，实施过未必自觉的调整与反拨，但由于观念过于功利、艺术相对粗糙，结果不但没有收到理想的成效，反而使新时期散文沿着矫枉过正的路子，出现了小感觉、小情调的大面积回潮。进入21世纪，散文领域世俗化、碎片化和空洞化现象持续蔓延，这固然与后现代思潮的传播和流行相关，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上述回潮的加剧？面对现代散文的如此走向，我们当然不能无视它寄身于时代变迁的某种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更应当洞察这合理性与必然性所隐含的精神矮化与人格落差，以及这一切对民族振兴的无形损蚀与严重制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呼唤现代散文家在有所扬弃的前提下，回归古代散文的高屋建瓴与宏声大气，在全新的层面上弘扬情系苍生、道济天下的散文传统，从而为现代人提供优质的心灵滋养与强大的精神支援。
　　第二，现代散文家应当像古代散文家那样，坚持熟读经典，取法乎上，让笔下作品厚积薄发，文脉昭然。中国古代文人既注重“立言”，又崇尚“立德”。而无论“立言”抑或“立德”，在古人看来，都需要心存高远，取法乎上，即通过对经典的阅读和研习，攀援精神与文化的制高点，最终达到“一览众山小”的目的。在这方面，执意将儒家经典绝对化、悬置化，即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自然未免迂腐和僵化；但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承传与发展的大背景，围绕文化源头和元典下功夫，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家，取精用弘，形成属于自己的精神风度与文化根脉，却无疑堪称事半功倍且踵事增华的重要一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谓：为文“本之”以《诗》《书》《礼》《春秋》《易》，而又“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著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云云，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详实的注脚。回溯古代散文发展史，优秀的作家与作品，无不是民族文化汩汩源流浇灌出的绚丽之花。即使历史步入现代，经典的光照与文脉的承传依旧别具魅力，润泽久远。近年来，有文章或称赞鲁迅、郁达夫等文坛前辈的腹伺丰厚，气象高蹈，或激赏余光中、王鼎钧等海外方家的学殖超卓，笔墨酣畅，而“腹伺”也好，“学殖”也罢，说到底，还是绵延不绝的华夏文心与文脉在起作用。相比之下，今日一些散文家便暴露出了自身的软肋——因为身不由己的文化隔绝，也因为欲罢不能的精神浮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文化经典和思想源头，也远离了文学线索和文体脉络，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时文的浮光掠影。散文家以如此态度从事写作，固然也有可能凭借才气和经验赢得几声喝彩，甚至走红一时，但由于从根本上少了足以打底子的东西，少了一种执著向上的精气神，因而最终不能不陷入疲软和平庸。现代散文应重新确立经典坐标与文脉意识，努力于继承和借鉴中壮大自己，已是迫在眉睫，不容迟疑。
　　第三，现代散文家应当像古代散文家那样，注重师法造化，丰富阅历，让笔下作品贴近生命，拥抱生活。在古代诗文名家笔下，著书为文须讲体察、重阅历，这既是共识，又属常谈。杨万里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陆游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元好问所谓“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都是这方面的箴言佳句。而对照文学的历史，从屈原、司马迁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陆游，无不是一边“积学以储宝”，一边“研阅以穷照”；一边“饱以五车读”，一边“劳以万里行”。他们都是因为阅历广，所以悟得透；因为见得真，所以写得好。诚如王夫之所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不过，这样一个已经被创作实践证明了的“铁门限”，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散文领域还是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一些散文家或因为过分看重自己的灵感与才情，或由于片面理解文体的独语与内倾，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质疑着阅历对于创作的支撑或为文之于生活的依赖。而最近20年不断提速的现代社会进程，更是空前增添了作家深入生活和注重阅历的难度。时至今日，铺天盖地、无远弗届的电声设施和网络媒体，像一张巨网，不仅无情地拉开了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一切亲历亲为的距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俘获了散文家的身体与感官，使他们在似真非真、似我非我的状态中，不自觉地疏离了生活的本真探求与生命的高峰体验，以致造成了创作的土壤流失和源泉枯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散文家的突围与自救，同样应当汲取传统的力量——像古代散文家那样，坚定　　不移地师法造化，注重体验，贴近生活，丰富阅历，这无疑是现代散文生机永驻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