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近年来，或者更早，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关文学批评存在危机的话语就没有停息过。先是“批评的缺席”，后是“批评的失语”，既像是发自内部的自我反思，也像是来自外部的攒眉千度，一句话，批评及其不满，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特殊语境和现象。
　　但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危机？迄今为止，我们的批评界，或所谓的“批评理论”界，却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大量的、警句般的、彼此重复的“危机话语”，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现象学描述的层面。诸如批评的炒作和自我炒作，批评的传媒化、商品化、媚俗化，学院派批评生产的格式化、标准化、非批评化，批评越来越走向边缘，批评的独立品格无处落实，批评的阐释能力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等等。这些话语，我总觉得，其本身就与所描述和揭示的现象之间缺乏应有的张力，或者说，这些话语本身也不无炒作、不无媚俗之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气质。因此，主流批评家们对这些话语的不屑一顾或激情反驳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是这些话语的制造者显然还没有历史化的能力，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触及任何深度和本质；二是从更大的现象看，难道我们的批评不是一直面对文学而在场、而言说吗？难道我们的批评不是空前的繁盛吗？批评家及其所发表和出版的文本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吗？至少，我们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人关注（“危机话语”的不断提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正是一种文化内部精神活力积极生长和踌躇待发的体现。
　　综观上述有关批评的两种不同话语，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呈现着一种悖论式的辩证景观，一方面是批评的萎缩与滥觞，一方面是批评的繁盛与发展；一方面是批评的无力与溃败，一方面是批评的坚忍与承担。强烈的危机感，可能正是文化需求的觉醒；而普遍的不满，当然也意味着一种呼唤。时代和文化发展，读者和文学本身，都在呼唤真正的批评。关键是首先要正视危机，只有正视危机，把握根源和本质，才能有真正的批评理论的建构和批评实践的自觉。
　　也许，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形象就如同文化传说中艰辛的攀山者或虔诚的行路人，每走一段就要停下来，它需要等待自己的灵魂。
　　近期或当下文学批评危机的本质，我认为主要是批评的主导资源和主导方法问题。所谓批评的缺席，缺席的并不是批评本身，而是批评的灵魂和根基。正因为这种缺席，如同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文学批评“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重大问题的能力”。文学批评对文学所拥有的话语权，并不等于它对社会和时代的话语权，而对社会和时代基本上没有话语权的文学批评，其对文学自身的话语权也是十分有限和值得怀疑的。这从而又构成了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精神退却：对于无力也无法言说的一切，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并不缺乏理论资源，但矛盾和悖论在于，尽管新时期以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理论话语，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批评到文化研究，从女权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符号学到叙事学，可谓“各种理论满天飞”，但这种“理论过剩”的结果却是让我们最终不无尴尬地面对“理论饥荒”。根本原因就是这些理论没有主导，没有统摄，众声喧哗，却无宏大旋律；时尚过后，思潮仅余回响。没有主导的理论立场，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没有深切的理论关怀，这几乎是当下批评家共有的本源性匮乏。在此情况下，要让批评体现出独立品格和批判功能，显然是太难了，不过类似某种“神话怀乡病”。从批评方法上看也是这样，八十年代以来，和各种时尚的理论思潮相对应，我们经历过五花八门的批评实验，如新启蒙批评、问题批评、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文化诗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但大多都流于译介加感悟，往往言不及义，使人看不到立足中国文学经验的精神底蕴和揭示现实的力量。最后也都是文本烟云过眼，仅留观念存照。
　　面对这种缺失主导精神和文化风骨，外部失语、内部失范的文学理论批评现状，从九十年代中期，就有一些批评家提出，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批评理论，即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学。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洞见性和前瞻性的理论吁求，即使不从意识形态和国情的角度去考虑，仅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实践性、历史叙事的宏大性、价值取向的包容性上看，也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唯有马克思主义批评，才最有资格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灵魂与根基。
　　首先，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总体性批评，而我们当下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以唯物史观为真正基础的总体性视野。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也是指全面把握现实的方法。总体性要求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总体加以考察，不仅要把握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要把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从批评的角度说，坚持总体性，就是坚持文学真实性的最高原则，就是坚持综合、辩证、创造性地考察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关联。这样的批评视野，在社会转型纷纭复杂的新形势下，无论是面对包括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在内的文化总体现象、还是面对包括现代性、后现代性在内的社会总体现象，都尤为不可或缺。卢卡奇说：“人应该渴望总体性”，在此意义上，所谓批评的危机，其实可以理解为总体性的危机，人们对批评的失望也许正是表达了对总体性的强烈渴望。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都有责任向人们提供总体性的思考。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批判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尔所作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批判性”是统一的，而作为“辩证的批判理论”，它的精神实质和批评在传统上所具有的独立品格无疑是相通的。德里达说，批评是和欧洲的大学一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应该是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批评精神也就是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的萎缩、批判功能的弱化，正是当前文学批评面临危机的突出表现。
　　其三，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宏观开放和价值趋向多元化，这是它能以充分的主导地位，作为当代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支撑的重要条件。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也是被批评史证明是最具建构力与整合力的批评方法。随着时代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学本身的多元化呈现，马克思主义批评面向现实的开放多维性，从理论到实践，都不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也预示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活力。恰因如此，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景观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和解构批评成了两大主潮，而后者又主要是以前者为思想资源和背景的。
　　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学，首先就应该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就是要有相当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当我们的大学讲堂和社科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作为重大课题，从事体制内循环式的“知识生产”的时候，不会有人想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其实是更为实际也更为紧迫的任务。因为，批评不是理论，不是文艺学、美学本身，即使是批评理论，也要以大量的批评实践为基础。而且，如果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虽然自说自话，门庭冷落，还毕竟不乏其人的话，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却几乎堪称鲜见。在当前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覆盖并引导文化消费的情况下，寻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可能要比寻找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剧作家还难。
　　何处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批评家们并非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批评视角，“历史-美学批评”也曾是大家共同看重的批评方法，但时风所至，人们大都不屑或不愿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为标记，当然更无力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出任何创新性的贡献。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一种历史心结的逆反，用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话说：大陆知识分子的问题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评价太低。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近似反讽的批评界图像，大家都不厌其烦地引证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伊格尔顿等国外大批评家的片言只语，以此作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证明，但却绝少提及这些大批评家共同的思想渊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从未间断过，近年来似更集中于批评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多诺到后现代思想家、批评家们，其理论建构和批评轨迹，都应该对我们深有启示。近读美国批评家杰姆逊的《文集》，其中的一些提法很出人意外。比如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说“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可以作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这些提法可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许多在我们看来好像同马克思已经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的现代哲学家，思想大师，他们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杰姆逊本人更是如此，他的批评心路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批判性，同时对新的哲学与批评方法进行独具个性的思想整合，从而卓然成家，以最富思想张力的批评风格影响了世界文坛与公众。毫无疑问，像杰姆逊这样的批评影响，是中国当代批评家所根本不能企及的，这除了文化中心与边缘的客观因素，在主观上也是由于，像他那样始终如一、着眼宏大的理论立场、理论关怀是我们不能企及的。
　　坚持总体性，注重整合性，是杰姆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学的基本要义。但我们同时还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我们所需要的批评，是扎根于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我们所需要的批评家，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94年，李泽厚先生和杰姆逊在美国杜克大学有一次对话，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当李泽厚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认为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詹姆逊立刻就提出质疑，说他不明白“这一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对世界有哪些价值。詹姆逊毕竟是西方经验和价值的阐述者，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会使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经验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逻辑的，是重大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