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工业与文学

　　翻检新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繁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提法，一向是联系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如果说这一话语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特定年代，曾带有明显的观念与方法的缺失，并因此而影响和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实绩，那么时至今日，伴随着时代列车的轰鸣向前和文学语境的推陈出新，它的内涵与外延已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嬗变，并由此显示出全新的历史与审美意义——大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一轮市场经济大潮兴起开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世界经济坐标中真正的工业时代，并凭借异常强大的内外合力，迅速具有了后工业时代的某些品质与特征。这时，传统的企业更新换代，新型的公司应运而生，广阔的农村启动了大踏步的城镇化进程，偌大的中国整体经历着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淘洗的狂欢或阵痛，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以往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民，都成了工业环境的在场者和个中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的工业题材，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原有的界域和命意，而呈现出“泛工业文学”的性质。具体来说就是，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镜像，它已由相对单一封闭的工厂车间生活，扩展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时代朝着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急剧转型的大场景与全过程。 
　　繁荣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然而，作家要想在这片有意义的生活土壤里捧出内容丰厚、表现精美的传世之作却殊非易事。从新中国以来的文学实践看，因表现工业题材和工人生活而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精品名著尚不多见，即使在今天，相对于文学发展的宏观态势，工业题材创作的薄弱与迟滞，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一切何以如此？时下的评论家更多喜欢从社会环境和作家观念上找原因，如：现实生活中产业工人地位的弱化、作家对工业领域的热情不足等等。这些或许不无道理，但却无形中忽视了工业景观与传统的文学表达之间天然存在的一些隔膜和龃龉，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原因也许更接近问题的深层和本质。譬如，人是大自然之子，作为“人学”的文学与大自然素有不解之缘，文学的诗性和浪漫常常需要大自然的烘托与引发，而大多数的工业社区却是与大自然隔绝的，依附于都市的厂房林和流水线，不仅放逐了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而且也疏离了作家、诗人与大自然的联系，以致抑制了他们的灵感与才情。再如，一般来说，文学亲近鲜活的感性和柔润的人性，只是这感性和人性一旦进入强悍的工业环境，就别无选择地披蒙上了浓重的科技理性，以及由此幻化出的五花八门的物质外壳或专业屏障，这自然会形成不小的阻力，让不熟悉现代工业的作家和诗人望而却步。还有，文学是用形象反映和表现生活的，为此，它需要作为对象的生活首先提供新颖而繁纷的形象资源，可是现代大工业所崇尚和所追求的，却偏偏是整体的简单与抽象。时至今日，几乎无所不能的科学技术，正在把许许多多的工业现场变成一台台电脑、一个个按钮，一条条曲线，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但同时却不经意地弱化甚至消解了其原有的形象性、生动性和直观性，于是，今天的工业场景就像人们曾经议论的现代化战争一样，因科技之神的发力而越来越远离了文学表现所需要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以致使与之面对的作家和诗人，时常觉得“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记得不久前在一次讨论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会议上，擅写煤矿生活的作家刘庆邦曾谈到自己独特的体验：越是到现代化程度高的大煤矿，我越是找不到文学的感觉。此中的玄机是否能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到诠释？
　　对于今日的作家和文学而言，准确把握和生动表现工业生活与工业时代，自然是有障碍和有难度的，但最终却又是可行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世界范围内状写工业化现象与进程的优秀作品，已经积累了若干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同时，呼应着工业时代本身的变化与推移，特别是随着它进入跨国资本和全球化的新阶段，思想界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和提升，这就为作家获得工业领域乃至工业时代文学创作的主动权与自觉性，提供了有效援助和有力支撑。正因为如此，一切真正立足于生活前沿，有意为历史留一点现场氛围和映像的作家，还是应当勇敢积极地进入工业领域，通过符合艺术规律的文学实践，努力做工业时代的精神守望者和审美创造者。
　　首先，作家要把“以人为本”当作文学表现工业时代的基本立场与核心价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大致遵循着工人阶级伟大、劳动生产光荣的内在逻辑和单一主题的。不能说这样的逻辑和主题有什么不对，但如果把它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今天同一题材的创作中，却无疑会有简单化和浅表化之嫌。这里，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近半个多世纪世界大势的急剧变幻，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大势的积极参与和快速接轨，当下国人正在亲历且已化为全球景观一部分的中国现代工业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多元的经济结构，多边的利益诉求，多维的观念形态，多样的市场症候，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腾飞与生态滑坡、物质丰富与精神虚空、利益膨胀与道德缺席、科技发展与人性偏执、效率彰显与公平弱化……凡此种种，此消彼长而又相克相生，矛盾对立而又相反相成，最终整合为风生水起、云诡波谲的历史场景。面对如此情境，作家应以怎样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尺度描写工业时代和工业文明，便显得至关重要，而在这方面，全然无视事物发展和环境新变，一味拘泥于传统的写工厂、写工人的观念和经验，无疑是刻舟求剑或圆凿方枘，难有起色和出路；反之，毫无保留地认同西方世界的文化工业现实及其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内核，将这一切视为完全合理的新的意识形态，并加以形象化的图解与讴歌，同样也是创作的误区和歧途；其科学和正确的选择，恐怕还是首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明的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这一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立足点和归宿点，然后由此出发，放出以人为本的眼光和尺度，去透视当代工业文明和工业生活，去表现人在工业时代和工业文明中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去发掘其中的悲剧与喜剧，去肯定人的崇高与尊严，同时否定人的扭曲与异化，从而成功驾驭“人”化的工业时代和文学即“人学”的工业题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当年以“大厂”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当下仍在持续的表现工人命运的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实属文学探照当代工业生活的重要收获，其中的经验和规律很值得珍视和总结。
　　同时，作家要善于发现和敏于捕捉工业时代的诗性与美感。如前所述，物质充斥的工业文明是抑制乃至消解传统美感与诗性的，然而，这种抑制和消解并不能穷尽工业文明和美感与诗性之间的全部关系，此处，比较准确和周延的表述应当是：工业文明在抑制和消解一些美感与诗性的同时，却又孕育和催生了另一些美感与诗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美感与诗性因为通常隐匿在钢铁与水泥、电脑与机械、挑战与竞争、速度与力量这类缺乏隐喻性和意境感的事物之中，所以并不容易被现代人发现、感知和认同。具体到中国作家而言，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和丰厚的农业文明积淀，早已让他们从潜意识层面习惯了欣赏江山美景与田园牧歌、小桥流水与晓风残月，而对于现代大工业承载的美与诗，则常常是陌生的、隔膜的，甚至是排拒的。正因为如此，今天驻足工业领域的作家，能否在熟悉工业生活的前提下，改变固有观念和心理定势，切实提高自己发现和把握工业之美的能力，便成了关系到创作得失成败的重要环节。而作家要获得这一环节的主动权，除了大胆探索和不断实验之外，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维，这就是学习、汲取和借鉴。君不见，二十世纪初，作为芝加哥三人团成员的诗人桑德堡，以反传统的姿态面对正在崛起的美国工业文明，一首《早安，美国》硬是透过又拆又建的摩天大楼，讴歌了人的智慧和劳动的伟力，从而显示了诗歌在工地安身的可能性。又不见，畅饮过欧风美雨的台湾作家余光中，特别善于从工业文明的潮流中撷取诗意和爆发灵感。他抒写旅途体验的诗文《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火车怀古》《轮转天下》《高速的联想》《秦琼卖马》《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都是美感与速度的联姻，激情与钢铁的交响，其中包含的先锋意义乃至经典价值正随着环境变化而日趋显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繁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