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我们的相互面对

　　近年来我省诗歌创作个体日渐活跃，成绩可圈可点。当然，若把我省诗歌创作置于全国诗歌创作的背景下打量，绝无优势可言，尽管我省的女性诗歌创作近些年来已趋于平稳渐进的态势，且在局部或全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我们的目光在其诗歌本身语义情境的前瞻性、多向性、时间性上稍作停留，题材选择、意象营造、情感辐射、文化含量等诸多方面问题的出现，会多少弱化我们的乐观情绪，虽然它们不会削减我们的自信心。值得提出的是，柳、张忠军步入中年以后的诗歌已经日臻完美，而且脚步扎实，每年的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考究，在诗歌与我们时代的某些风气与内心渐行渐远的不利因素下，仍然“诗意地栖居”在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林雪、苏浅、李轻松、川美、李见心等女诗人的创作也颇见长进，而且力作不断，完成了或正在完成着诗歌呈现方式的从表象到内心的转化。大路朝天、刘川、赵明舒、哑地、高咏志等一批年龄相近的青年诗人，几度实验转型，个人作品的气度风格业已形成。微雨寒烟、玉上烟等新人的崛起，更加壮大了我省的诗歌创作队伍。文学鉴赏特别是诗歌鉴赏，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仁智山水，尺寸短长，各有各的感受和领悟，创作者与阅读者的差异总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下面列举几位诗人的作品，来谈一下我们之于诗歌的努力，或诗歌之于我们的要求，彼此面对，促膝而谈，才有利于今后的更大进步。

　　　　　　　　　　　　　　　　　　　柳：经验之上的审美

　　如果没有记错，《落日之锚》应该是柳的第四本诗集，从第一本以《阴谋与墙》为名的诗集到本届参评的《落日之锚》中收录的长诗《墙。与墙无关》，墙，贯穿在诗人的创作历程。如果说前期的墙具象可感，呈有形的态势，也不乏哲学的涵盖力量，而后期的墙则更有广博的指向性，形而上的覆盖率更为明显。总会有一些世俗的、人为的、原生的东西，横亘在生命的成长、绽放、灿烂的过程之中，柳的诗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会让我们即刻消除这些此消彼长的心灵障碍。诗人只是揭示或展示自己个人体验之上的一种审美，进而提炼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经验，因此生命与时间构成了柳诗歌艺术审美的两大特征。《梦里的河》、《手表停了》、《松林里的落日》、《五月丁香》、《想到草原》是时间，《下在夜里的雨》、《一场月光》、《新的一天》、《漂流》、《在唐朝写诗》也是时间，时间见证着生命的坚强与脆弱，时间表述着生命的多元与单一，时间再现着生命的尊严与持重。在诗人的时间流程表上，有着不尽的生命迹象与意象的呈现，并且有着多重理念的组合与哲学复指。而在《大钟》、《古瓶》、《枯蝶》、《讲个故事》、《铜兽》、《墙。与墙无关》诗中，个体物象早已被诗人提高为一种生命乃至多种生命存在的复合体，摇曳出生命的多向维度和举步维艰。柳的经验或许是化博大为细小，化浩瀚为涓流，化刀枪剑戟为风花雪月，化热血衷肠为冷眼旁观；看似平静，实则波澜起伏，看似纯粹，实则歧义多解，经过内心的化合，生活的一隅或生活的某个片段正以晶莹的深挚的哲学精神向我们一一逼近。读《落日如锚》，你会突然想到医生，想到曾经想当医生的鲁迅，医生的解剖刀和鲁迅文字一样犀利的诗句完成着对人生、对人性、对人的不同层面的文化解读。诗人，应该是超越生命的人，这是时间的观念；墙，终归遮挡不住诗的光芒和一代代人的心灵需求。

　　　　　　　　　　　　　　　　　张忠军：已经叫出小草的名字

　　“桃花使劲地红着，红着自己的红；梨花使劲地白着，白着自己的白。”忠军古典地诗着，诗着自己的诗。我们说忠军的诗具有古典意义，并非单指其诗所创造的美学情境。诗经音律，楚辞文采，乐府歌韵，唐诗风度，宋词格调，甚至包括元人小令的节奏，包括中国现代新诗的新月派、象征派的雕琢，都有可能成为忠军诗歌创作的营养。因为是“侧身”，诗人回避了正视社会、直面人生的重大题材表现重心，而用内敛、节俭、平实、不事张扬的语言，截取现实一角，呈现生活的质地与生命的活力。与时下过于流行的内省与自恋的诗歌语言相比，忠军的诗常常以悲悯怜爱之情，对微小、弱态的人与事进行观照，独具一格的表述，彰显出自己的真爱、大爱之心；诗人有着天然的敏感，每每的忧患与担当，全都能化作字里行间的疼痛与感动，从而飘扬起以人文关怀为创作基调的人本主义旗帜，这与一些诗歌沉湎于个人主义的冷漠与孤僻形成了鲜明对照。忠军的诗大多不长，七八行，十几行，但其张力与含量往往博大深远，时常是举重若轻，从容不迫，声色不露地将自己的体验感受和盘托出。“一群蚂蚁集体搬了搬眼睛里的蓝天/一条蚯蚓独自在背上运送地平线”；“去太阳下点灯的人越来越多/一条光明的捷径/被模仿的脚印踩宽”等，自然界的常态，在诗人的创造下，便具有了意象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忠军的诗，粗犷止于细腻，但不失含蓄；戏谑藏于温厚，但不失机智；恣肆隐于安然，但不失力度；凌厉忍于工整，但不失创新。纵观《侧身》书中的四辑诗，自然状态下的景物描写占的比重很大，这或许是现实的沙子难以揉进诗人的心灵窗口，而诗人的视觉通常又以放大的方式出现，所以诗人表达人性中的真诚善良美好，只有在未经染指的自然界的山光水色之中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掘，进而实施自己的美学追求。需要我们“侧目”的是，《侧身》诗行中忽而出现的少女少妇意象，则完全从细节方面表现出诗人向往的古典与姣好。

　　　　　　　　　　　　　　　大路朝天：口语的智慧与心灵的自由

　　大路朝天说（以下简称大路）：“我致力于用口语挖掘生活中的诗意，口语永远是一个时代最鲜活的语言。一滴水里有世界，我经常感动于最平常的事物。”生活中的诗意源于故乡的土地：“我要能写出/你的苦难/就是今生对你/最大的报答”。（《写在回家过年的列车上》）“玉米/玉米/炸碎的太阳/感恩的泪水/乳汁一样的流淌”。（《玉米》）“面对后梁的坟墓/弥漫在阳光中的先祖/谁也辨不出你的美丽或者卑微”。（《清明返乡》）生活中的诗意源于斑驳的历史：“唯一的花朵/是风吹走浮尘或记忆/袒露出凝固的蹄印/东南西北地盛开”。（《悲歌》）“只有黑色的石头/只有三颗武士的牙齿/遗落在孤烟的诗句旁”。（《楼兰以远》）“当最后一个/在纪念日献花的老人死去/塑像就决定闭上眼睛”。（《烈士塑像》）生活中的诗意源于司空见惯的事物：“我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女”。（《夏季》）“这里是离老家/最近的地方”。（《火车站》）“乌鸦多么像一滴滴的墨汁/洒向雪野”。（《乌鸦飞过雪野》）大路用现实的、温情的、流畅的口语呈现着自己能够感受的一切，“写到舒服为止”，恰恰表现出心灵的自由程度，表现出未经雕饰的原生粗粝之美。大路的口语诗有着自己相对的独立特征，一是平民性，盲女、小贩、民工、骑自行车的女人，都在自己的视野与表现之内，作者不是居高临下地施以同情，而是表现者与被表现者的心灵沟通与共鸣。二是历史感，大路的口语表达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单一所指，而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尽量给意象施以多重表达的深刻内涵；民族、历史、文化等广博主题往往被作者简约为一个词、一个句子，留给读者回味与思索的空间却在不断扩大。三是由平民性和历史感所带来的文化亲和力，口语诗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拉近或者排除接受者的距离，这种亲和力是诗人内心与外界感应最为直观的表现，或者说是诗人自我呈现世界的一种方式。大路的诗歌多年来形成并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值得提倡。

　　　　　　　　　　　　　　　　刘川：人性抚摩现实世界的疼痛

　　《悲悯世界的人》（组诗）发表于2007年3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先后被《2007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2007中国诗歌精选》等年度选本收录，是一组针砭现实、关注人性、个人风格显著的优秀作品。诗人用尖利的语言、大胆的想象、奇诡的意象组合，揭示了当今社会难以回避的若干问题，将现实的关怀与生命良知的觉醒表达得触目惊心。《六月雪》口语呈现，意象朴实，但诗人托出的事件却力透纸背，震撼灵魂。北方的六月竟能漫天飞雪，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温度？难道这就是我们人心的温度？当然，良心和热血毕竟有被唤醒的时候，在《关于一个雨天走失的小孩》中，诗人不再停留在单纯表现社会现象愤怒与悲伤之中，而是恰到好处地袒露了诗人个体醒悟的过程，通篇闪烁出人性的光泽。刘川的这一组诗，是写现实的佳作，既是世态之相，也是心态之相，从不同的层面写出了独有的感悟，呈现了生存与生命的质感，真切、逼眼、动人心魄，直抵本源，在生活、情感、思想的深度方面，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值得称道的还有，《悲悯世界的人》由10首短诗组成，可以说有相当篇幅是孩童视角的意象构成，这不能不更令我们感到痛苦百般、惊恐万状，花朵般年龄最有希望的一代，他们看到的世界原来如此，在稚嫩与童真中更反衬出我们成人世界的麻木不仁，其深刻程度已经痛入骨髓，倒真的和鲁迅先生《药》中的“带血的馒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了。这是刘川的匠心创造。

　　　　　　　　　　　　　　　　娜仁琪琪格：生命中的喜悦和忧伤

　　娜仁琪琪格（以下简称娜仁）的诗作，近年来之所以能接二连三地引起广泛关注和影响，是她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在细腻与柔软中呈现出的一种大气和从容。娜仁的内心是温润的，同时又是阔达的，这让她着眼于细微而又不拘泥于寻常事物，或者是她的血管里流淌着父辈的豪迈民族血液使然，能让自己的感觉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带来飞翔的姿态和愉悦的享受。诗人善于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生活中获取材料，善于发现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人和事，通过诗歌为读者的心灵洞开一些被遮蔽的情感，并散发出关爱于怜悯的人性之光。娜仁是一位远离故土、行走在异乡的歌者，内心的留恋与怅惘之情俯拾即是。可以说，她的回首之处即是家乡，她的每一次凝目都是挚爱，都是感怀，她生命中的喜悦和忧伤，正以频频回首的诗行洋溢在家乡的土地上。《洪荒，从最小的指甲开始》这组诗能够入选《2008年中国最佳诗歌》，其实也代表着作者2008年度的创作水准。远古、大鸟、草原、河流，现实生存与梦境飞扬，民族的自豪感与家乡的哀愁，视野开阔，意境高远，笔触苍凉。娜仁一反以往女性诗歌创作惯用的情绪体验方式，大角度，大境界，在喜悦中表露忧伤，在忧伤中扩展喜悦，以繁衍性极强的语言完成了生命过程的一段段告白。我们讲究诗歌的气质，也重视诗歌气质对诗人气质的反向作用。娜仁的诗，其气质他人无法取代。

　　　　　　　　　　　　　　　　　宋晓杰：爱情主旋的重复演唱

　　宋晓杰的诗集很别致，首先在于书名。《宋：诗一百首》，马上会让人想起196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并在以后多次再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宋诗一百首》。在宋诗之间加了个冒号，语境既出，自有妙处。其次在于题材，把一百首诗全部定位于爱情，属于冒险行为，单不说内心情感递进的难度，光是从语言学角度辨析，就已经给自己设置了不少障碍。作者面临着考验，也面临着突破。再者在于每一首诗的“无标题性”，使模糊和多义的阐释更有空间；虽然只是爱情表现，但是读者可以举一反三，通过爱情透析社会世相人心。作者以超然、淡定的心绪和通透、沉静的口吻，用顺时针的流水走向，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诚挚、深邃的爱的世界。作品纯粹、凝练、从容，字里行间散发出对生活、对信念、对追求的虔诚和敬畏，对时间、对尘世、对生命的细微反思，对品质、对精神、对人格的现实观照。诗人的文字举重若轻，干净连贯，一气呵成，形成了具有个人独特人文气质的诗歌风格。其实，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经时代始，爱情悲剧绝唱不绝于耳，诗歌的表现也是高潮迭起，从文艺复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到中国当代闻捷的“吐鲁番情歌”，爱情的歌者们前仆后继。作为生命的高潮景观，爱与被爱虽然受制于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等各方条件，但它们更接近于人的生理本能，多少年来文学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挖掘表现，仍然还在表现的路上。能把现实中国青年一代的爱情观念、生活态度、心理感受同哲思、理想、追求融会得如此妥帖完整，而且全力通过循序渐进的诗歌短章完成，《宋：诗一百首》有自己的探索和贡献；爱情，需要重复演唱，重复也是力量。

　　　　　　　　　　　　　　　　风萧萧：感受生命的漫长与丰富

　　从作者简介中，知道风萧萧是冯忠臣的笔名，曾在《诗刊》、《上海文学》、《江南》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组诗，并结集《流浪的蝴蝶》和《玄思或虚无》出版，其他情况不详。《在海边》是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一组诗，其中的《远去的花朵》被收入《2008年中国诗歌精选》。单从叙述的语言领略，其娴熟的铺排句式就令读者胸怀激荡，这是诗歌阅读的一种久违的感官冲击，其内涵的丰富生动，其激情的澎湃洋溢，其气度的神秘诡谲，其节奏的抑扬顿挫，在我省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中，确实独树一帜。整组诗虽然气魄宏大，但是表现的题材并不重大，无非是用生活中常见的一朵花、一棵树、一次海边的小憩等物事作为切入点，然后进行联想式拓展挖掘。由于作者时常采用时空的大角度转换，并信手拈来一些奇特突兀的意象，所以能引领读者进行深层阅读，产生无限的遐想和思考，真正做到了平凡之中见奇景、见真情，对历史、对生命进行反思，展示了作者把握语言、驾驭叙述节律、施展结构段落才华的深厚功底。在《钟表店》里，作者没有停留在事物表象的描写和叙述层面，而是深入其内核，揭露时间积垢深处的秘密：怀旧的心理惯性、生命的无端流逝、尘世的跌宕起伏……钟表的滴答声里，正是大千世界的起承转合。《远去的花朵》道出了人人内心都曾经历过的若即若离的对美好的向往追求，尽管它可能是瞬间的惊鸿一瞥，美得令人心痛，可它会在心底永存。《山里红》自然达观，逐渐渗透，充满对草根族生命的礼赞，“最卑微的生命也有激情奔涌的时刻”。

　　　　　　　　　　　　　　　　　夏雨：实现内心与现实的平衡

　　夏雨的诗，从生活出发，将因爱 、孤独、忧伤、憧憬而触发的内心强烈感受，运用自由跳跃的语言，把朴素、真诚、自然、热情，平稳地渗透到自己的诗行之中。夏雨的诗，有独特的辟入角度，尽管展示的都是自己个人感知的世界，但诗句扎实大气，形式自在活泼，读者容易捕捉到积极向上的力量，并获取哲思。《平衡术》或许是作者想调动自己的全部积累，完成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完美平衡。所以，当作者站在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平衡木之上，已经摇荡不已，在生活面前，年轻的诗人们往往恐惧于艺术表现，或者遗憾自己的表现力欠佳。于是，作者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生活的小镇，显现出独特的诗歌地理风貌，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诗歌与生活艺术的暂时平衡，带给读者的是温馨与遐想、惊讶与慰藉。夏雨的平衡术，是生活观念，是人生取向，也是哲学高度。《平衡术》介于传统的朴素和锋利之间，运用精到的糅合之术，让诗的质地，从自身和生活的感悟出发，再还原于自身和生活本相，从而造就诗歌表现艺术的内核。在作者完成的过程中，悲观与乐观、绝望与希望，甚至毁灭与生存交叉并存，互为渗透，溢出一种生命成长的切肤之痛；从生活的繁华表面沉浸于生活暗潮涌动的中心，从笑容可掬的神态流放到苦苦倾轧的内心诉求，作者试图在生活与生活的交接处，灵魂与灵魂的碰撞点上寻找自我，并重塑自我，以致让伤痛、寂寥与热望，清晰地定格在私人情感画册上。

　　　　　　　　　　　　　　　　　张志友：需要有人弯下腰去

　　关于农民、农村、农业题材的诗歌创作，我省应该有良好的传统，霍满生、刘文玉、才书莲，建国以后的每个时期里，我省都有相应的代表诗人出现。对土地的赞美，对家乡的赞美，对父老乡亲的赞美，如果说以往的赞美只是简单地停留在正面的言辞上，在表现角度和表现力度还有所欠缺的话，那当然是时代的局限。而张志友的组诗《谷穗燃烧》或许能从诸多方面弥补一些历史的遗憾，碾盘、野菜、池塘、谷穗等乡村古老而沉重的意象，的确让读者有些喘不过气来，视野中的“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掉地下摔八瓣”的乡村景观，几乎使作者彻底摒弃了现代诗的表现手段，而直接采用口语入诗，传统的赋比兴迎面而来，就像说话，就像吟诵，就像倾听，就像触摸，乡土的温度与诗人内心的温度竟然如此贴切吻合。特别是诗中的强烈对比，让背景、现实、心理的反差更为巨大，悲剧色彩更为浓重。诗歌物我表现的一体化，只要是真情实感的倾诉，有时无须化学反应，也能叩击读者心灵。在《古老的碾盘》中，作者写道：“我生命里第一粒口粮/就是从这里碾出的”；在《泪扎根于乡土》中，作者写道：“清贫的餐桌上沾满汗水/无须有肉，无须有鱼/只须有刚刚离开泥土/被炒熟的花生和黄豆的清香就足够了”；在《野菜开花》中，作者写道：“野菜开花就是那么个开法/就是为了朴素的生存”。乡土情结中的乡土语言，构成了作者乡村诗篇的深度符号，诗人的笔触绝不满足于率真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景致，更多的是父辈们对命运对生存的认同与抗争元素的递增，甚至还有小富即安的历史文化积淀沉浸其中。这种人性的痛苦申诉表达，无疑能钙化成为现实农村的生态标本。

　　　　　　　　　　　　　　　　　赵明舒：画出伤痕累累的界面

　　词语有限，情感无限；词语总是很难准确或者完整表达出伤心的情绪。尽管赵明舒的《北方多雪》（组诗）很有层次地呈现出一个诗人对于骨肉亲情、对于异性怀恋、对于江湖景观的内心经验。作者试图用全部身心和现实接触，试图让灵魂身心了解个体生命，并试图为混乱或者不同的现象赋以秩序，来显现自己的洞察力和意象营造的诗歌手段。表面看来，《北方多雪》不是一个严谨主题之下的演绎升华，是以分章分段的格式来烘托主题的。前四首是怀念去世不久的父亲，虽然词语、意象，包括句式的呈简洁状，但不失真挚生动，对父爱的珍视与痛苦的追思令人动容。《但是》等几首是回忆且感伤着的爱情诗，委婉、细腻，欲言又止，悱恻缠绵。《江湖》、《画一幅画》等则是关于人生哲学的几度思辨，婉约之中隐现着苍茫与悲壮。完全可以说，《北方多雪》是关于几种生命形态的缩写，在漫长又短暂的人生路上，亲情、爱情、人之常情，顺风顺水的时刻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是遭遇不幸。父亲病逝，积郁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痛心不已，大雪、房前屋后、起伏的山峦，都成为连缀引发怀念父亲的影像，挥之不去，这是代代相传的血缘伤痛。爱情的不称心，往往使生命失去意义，哀婉叹息，青春不再，悔之莫及，写诗能不流露其中吗？奔波于人生途中，世事难料，人心叵测，相互猜度，生命不可能不产生一次次的畏难和自卑情绪。痛苦、惆怅、迷茫，甚至还有若干的醒悟与悲壮，弥漫于诗人的整个心田。生命与冬季相逢，北方多雪。对于诗人来说，雪的痕迹，也是血的痕迹。

 　　　　　　　　　　　　　　　　　　商国华：激情过后的思索

　　《引擎》我读过两遍，第一遍是在初选确定入围作品之时，第二遍是在作为增补入围作品之后，重要的段落、章节，甚至读过三遍，五遍，每一遍都有不同感受，个中况味肯定超出文字之外。其实，洪兆慧先生对《引擎》的主客观意义已经给予了充分评说，高屋建瓴，颇具涵盖性与指导性。作为序言，好话谁都会多说一些。我以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最为壮观的“人性化”景象之一即是“序”与“评论”，包括我上面的叙述文字，显然庸常了一些。《引擎》的应运而生，说重大，说高远，说壮怀激烈，说气冲霄汉，等等美誉都不为过。题材是你写什么，自有先天优势；文学是你怎么写，才见表现工力。二者处理不好，不仅瑕能掩瑜，而且瑜也是瑕。在辽宁现阶段历年长篇诗歌很难出现的背景下，探讨其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或许对我们今后会有某些启示。第一，共和国的60年光辉历程，其工业化发展道路可谓一波三折，文学的确需要大书特书，特别是诗歌表现。从公私合营、国营、私营、民营、外资独营到中外合营，从地方企业到中央企业，不说各个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衔接变化，不说几代领导人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单是所有制方向就五花八门，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过去水火不相容现在却要和睦相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突出矛盾比比皆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数字到数字，作者启动《引擎》，就等于即刻在自己面前人造了一座“珠穆朗玛峰”，高山仰止。词语体谅或者挽救着《引擎》，诗作中的每每概括与省略，回避与戛然而止，包括一些意象的生僻与牵强，便是高难度的证明。回首建国以来工业题材的诗歌，李季的《石油大哥》，郭小川的《两都颂》，以及刘镇、晓凡、高东昶、陈秀庭等铁西老工业区的诗歌创作群体，今天重读，我们知道其中缺少什么，而又什么过剩，那是时代的定位，创作个体无法摆脱束缚。因此，以今天的现实创作《引擎》，必须屏蔽掉一些元素。第二，《引擎》的创作视野不是铁西，不是沈阳，不是东北，而是诗人全知视角下的大中国，或者是世界格局中的一个中国，但对于接受者来说，又希望能是东北，能是沈阳，能是铁西，甚至能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息息相关。这即是文字之外的文学冲击力——人的情感——个性与共性兼容并蓄的潜在体现。我们所处的是准工业化时代还是工业化时代或是后工业化时代已无关紧要，但是文学的主体——人，人的内心经验必须得到升华，在此我们无须重温文艺复兴时期《哈姆雷特》主人公关于“人”的一大段经典道白，可是过于钙化、过于物化、过于异化的弊端，又让文学的痴情者们寄厚望于诗歌：把人情再浓郁一些，把人格再放大一些。诚然，钢铁没有热度可以冶炼升温，钢铁没有硬度可以冷却淬火，诗歌却不能，词语一经在诗行中出现，就会马上体现“词性”而定位于情境之中，尽管阅读的“英雄所见不同”，但前提是词语具备的张力和空间。第三，一个成功的有影响的诗人，没有长诗在手显然不能名副其实。《引擎》属于重大题材，又是长诗，但重大题材的长诗怎样表现才名副其实？像韦其麟的《百鸟衣》那样？像郭小川的《望星空》那样？像王绶青的《斗天图》、徐刚的《鲁迅》那样？像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李松涛的《拒绝末日》、《黄之河》那样？答案似乎不止一个，或许最终没有答案。叙事性抒情长诗，我以为，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今天仍然是衡量一部诗歌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诗人的职责不仅仅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更在于描述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每个人的生活积累、艺术再现与题材反应能力会不尽相同，作品的质量当然会因人而异，即使是同题作诗，作品的风范也会大相径庭。然而，成熟的诗歌总是以语言的鲜活、境界的别开生面、思想的深邃浩远而感染读者。同时，在目前文学全天候发展异彩纷呈之时，对诗歌的要求是，有识之士应该“既唯题材论”，又“不唯题材论”，重在艺术表现，走向哲学层次。第四，《引擎》冠名为“报告诗”，似曾相识，熟悉而陌生。“文革”期间张永枚先生的诗报告《西沙之战》，《人民日报》几个整版刊出，无论政治背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书写到那样程度实属不易，今天读来还会激动人心。什么是“诗报告”？什么是“报告诗”？我暂时还明辨不了“诗报告”与“报告诗”的真正界线在哪里。如果《引擎》是想利用诗歌分行排列的方式，结构一篇有关共和国工业发展历程的典型事例“报告”，上呈而下达，我，坐井观天，冒昧地理解为是诗人的自谦。

　　诗歌作为文学王冠最为耀眼的明珠，其光芒永远源自内心并感应内心。生活、生命、生存状态能被诗歌表现，是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光荣。内心的呈现有共同的律动共同的指向，更多的是独自的发现独自的声音，诗人要给这个世界以极为“私有化”的特质意象。我个人以为，文学特别是诗歌，还是不要以群体方式倡导什么“主义”“流派”为好。在现实中国，诗歌可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我不主张把诗歌都写得如同“大跃进歌谣”、“小靳庄诗歌”、“天安门诗抄”那样通俗易懂。读不懂“诗经”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诗词，读不懂“五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读不懂改革开放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其本质还在于整体的民族文化水平。在英国，每个家庭都能吟诵出莎士比亚、济慈、拜伦的爱情诗；在俄罗斯，普希金、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一再普及再版。我们寄希望于在不远的将来，“诗经”“唐诗”的国度能够重新成为诗歌辉煌的文化大国。
　　从古希腊时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到中国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的《解诗学》，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诗的界定可谓精彩纷呈，每每读来，都令我们感怀不已，望文生义。诗歌掌心化雪，世界小大由之，内心与历史、现实、未来构成了一次次生离死别的对话。然而，如我一样朴素的众多读者，对诗歌鉴赏同样有着最为朴素的要求：一首诗中没有一个或几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句子，于情感指数冷若冰霜，这还是诗吗？连诗的外衣都没有披好。当然，能在思想与智慧上引领读者攀升境界，那这首诗的要义就更加齐备了。我们重提闻捷、郭小川、贺敬之，并非是一味沿袭当代诗人诗作中的时代与意识形态痕迹，而是备加推崇他们诗创作时内心的激情与内心的纯粹，《我思念北京》、《复仇的火焰》，《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在时下大我小我都迷失得可以的状态下，倡导一下诗人内心的激情与纯粹性，或许很有必要。
　　诗歌的创作，诗人的内心，极有可能与周边的生活境遇构成冲突，即是说，诗人作品的艺术品格容易和诗人的生活态度发生矛盾，会影响内心震撼力的提高程度，更容易让作品与人格产生分裂。我们需要转身并跃身，需要立足原地又跳出原地，诸多的困境需要我省的诗人们冷静面对。怎么办？诗艺与技艺的提高无须多说，在此想对诗人们惯性的生态细节提三点建议，仅供参考。一是敏感的饱和度必须稀释，让时间放松诗人的神经，从长计议，在某种程度上节制一下发表欲和获奖欲；二是对异性从容、温厚、执著、坦诚一些，学学里尔克，学学阿赫玛托娃，摆脱我们在时间与异性面前的各种窘态；三是，有时我们的诗人如同向日葵，虽然并不乏有梵高一样的燃烧热情，可更多时间表现出的却是自然的趋光属性。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中国诗人的特色，面对政治、权力、商贾，诗人们该如何为自己设置自尊的底线，以保证自己的诗情盎然和人格完整，真的是一次次考验和锻造。
　　话已至此，我们的诗歌应该走得更远。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或许能为我们的诗歌创作走向世界提供点经验，从奥罕•帕慕克到赫塔•米勒，跨文体写作，跨文化写作，在不同文明之间寻求契合点与交融点，让世界的每个角落共享人类的文化成果。正是在此意义上，越是民族的才越不是世界的。海明威说：“人们今天所说所做只是人生的八分之一表象，真正的情感与思想则是冰山于海平面下隐藏的八分之七。”假如我们的诗人能把人类的情感与思想表现出来八分之三、之四、之五，可想而知，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就今非昔比了；再假如说，诗人的作品能达到八分之八的情感与思想要求，或者超额完成，那就绝对是史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