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之阅读漫记

　　常常听人说，我国每年都有多少多少部小说出版，数量之大，令人惊叹。我当然不敢全都赞扬它们，我也没看过，有些东西一翻开就知道是否有必要再读下去了。但也有些东西，优与劣之间，并不那么界限鲜明。于是在阅读的时候，就要花一些心思，久而久之，再笨的人，只要花了心思，也会看出一些门道，甚至可能还会发现某位作家的一条思考路径，或者是一种手艺的奥妙——我常常说，小说创作是艺术，也是一种手艺。
　　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关于小说之一:发生了一个事件，你在现场吗？
　　许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件，事件引来了故事，也构成了故事。一个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让故事充满悬念地向纵深发展，使读者欲罢不能，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小说家在叙述事件或结构故事的时候，常常要设置一个场地，或者说要制造一个事件的“现场”，以便铺展故事，演绎人物。在实际生活的现场里面，“发生”永远是千变万化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在小说的现场里面，发生却是由小说家制造的，怎样才会使发生的过程生动而又真切，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地来到小说的现场？或许，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是一个描述事件的典型范例。
　　在这篇小说中，陈应松的讲述触目惊心——两个为勘探队搬运行李的挑夫，因为见财起意，把勘探队的人全部杀死了。故事的结局被放在了前面，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足迹，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了贪婪，走向了仇恨，走向了凶残。陈应松制造了一个犯罪现场，通篇的叙述都没有离开马嘶岭，没有离开那血腥的现场。假设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真正的案件，如果写成一篇通讯报道，也同样会吸引人的眼球。那位写通讯的记者是一定要亲临现场的，在写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是与非的评判。陈应松写的是小说，所以他并不在现场，不但不在现场，而且通篇让罪犯之一的“我”作为叙述人：“必须赶快灭口。这容不下我多想，也容不下九财叔多想，就听见有人喊：‘小王，小王！’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事件发生了，残暴便不可遏制地行进下去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我最后看见九财叔直起了他的腰杆，在扬眉吐气，手上拿着一个红彤彤的东西，是一只发卡！”这一只发卡很重要，在情节行进的紧要关头，还不忘记涉及一只发卡，这说明作者具备了一个小说家的良好行文习惯。一篇通讯或者报告文学恐怕不会这么写。而在一篇小说中，这支红彤彤的发卡，这一句话点亮的细节，却似乎是可以照射出无尽的含意。
　　这篇小说是从结局走向过程，在这过程的沿途我们焦虑，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这支勘探队，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的城里人，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如果他们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用他们高贵的手，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因挑担而磨烂的肩膀，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但是，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慢慢推向了极致。
　　关于如果，关于隔膜，关于揭示，都是这一篇小说的阅读者从故事当中，从那个让我们信以为真的现场得到的结论，陈应松并没有做出判断，他只是下笔狠，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让我们震惊，也使我们警醒。
　　读者进入小说的现场，有时候会发现另外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正是作者本人。小说家创作小说，制造了热热闹闹、悲哀或欢乐的现场，刻画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不同的人物，自己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参与其中，受某些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一定要站出来说话。事实上，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那个现场是自己布置的，人物也是自己塑造的，但自己却仍然应该是一名局外人，那个现场越热闹越动人，他就越应该免开尊口。就像一对婚姻的介绍人，人家双双进入了洞房，你喝完喜酒就回家吧，小两口今后的生活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必去指导别人怎么样去度过幸福生活，否则你就会成为多余的人。
　　重要的是拟真性，如果“拟真”是成功的，进入现场的人们至少在阅读的时刻是信以为真的，如果你给他一份“参观须知”，反而会削弱作品的拟真性。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也是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故事，并且是多次进入案发现场——小孩的家长砍老师，发现于心亮尸体的河滩，水塘里的汽车与死尸，雨城大酒店的抓嫖行动……案子都是发生在寻常生活当中，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激起一个浪花，并不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直至写到在超市抓捕杀人犯钢渣时，才有了几分扣人心弦的味道。田耳制造了N个现场，只是为了让他的人物鲜活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老黄，那个老了老了还没混上一官半职的老警察。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只是一张长满了胡子的皱脸，但是，当他入情入理地分析案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智慧；当他冲向罪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气；当他面对刘副局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性格；当他在小于理发店门前徘徊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了他的心灵。还有钢渣，还有哑女小于。不良青年钢渣爱上了哑女小于，但是钢渣却杀了人，杀了人的钢渣很后悔也很失落：“我答应哑巴，年三十那天晚上和她一起过。但你晓得，我去不了了。妈的，我答应过她，到时候，你能不能买点讨女人喜欢的东西，替我去看她一眼？……”在故事的末尾，警察老黄是受了钢渣的委托去看望那位美丽而又可怜的哑女。原来，像钢渣一样冷酷坚硬的钢渣，心灵当中也有一小块湿润柔软的地方。
　　由现场走进心灵，这是田耳的追求。
　　由现场进入心灵，这恐怕不仅仅是田耳的追求。一位小说家如果能够让读者驻足他设置的心灵现场，那么他一定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张忌的作品《小京》又是由一个案子开始的。一个女孩儿死了，被人杀害了，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本可以发展成一个曲折离奇的侦破故事，但是张忌却不让案情有一点点进展，而是在破案还没有眉目的时候，就离开了与破案有关的现场，转而去刻画几位与死者有关的人物，试图将笔锋指向内心。他努力用的平静叙述，使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都沉浸在凄寒的氛围中。事件突如其来，那位失去女友的莫年，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死亡的真正含义，他只是在默默地追忆过去。那已经逝去的瘦弱身影，似乎正在检验这位年轻人的情感。大伯与姐夫的形象是随着情节的进展鲜活起来的，让我们看到人心与情感的多面性：“说实话大伯的这个要求让我感到有些生气……小京现在还在法医中心冻着呢，他怎么还能有心思玩呢？”“大伯指着黑人说，哈哈，红旗，这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黑呀。姐夫听了大伯的话，也笑个不停……”当我们同样也为这样的麻木或冷漠产生不满之后，这两个人的表现又发生了变化：“大伯哽咽着跟姐夫说，红旗，烧吧，别把孩子冻坏了。姐夫也哭了，他一边流泪一边用力地点头。”“我扭过头去，一下子呆住了。我看见姐夫和大伯正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后，他们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两个人神情专注，像是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由游览天安门到遗体告别，再到送别时为“我”托包，张忌逐步逐步让我们像“我”一样，走出凄寒，看到了温暖的太阳。
　　须一瓜写过一个中篇，叫《淡绿色的月亮》。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年轻夫妇，俩人都是白领，收入不错，有房有车，而且是郎才女貌，夫妻恩爱。忽然有一天，家里来了盗贼，是两个小个子男人，而家里这位丈夫，则是高大威猛，还曾经是个体育健将，在双方碰面的那一瞬间，盗贼手里并没有拿着凶器，但是，那位伟岸的丈夫却没有反抗。结果，大个子被小个子捆了起来，妻子也差点遭到强暴。故事当中还穿插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发生在火车上的事件。有一个警察，在火车上遇到了抢劫，他为了避免流血而有条件地放弃了对抗。结果，乘客们遭到了洗劫，在匪徒们扬长而去之后，警察又遭到群众的围攻……这篇作品似乎是在争论一个问题，一个道德问题，一个面对勇敢与理智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那么须一瓜参加争论了吗，应该说没有，她在现场外面，她只是用一个活灵活现的现场引发了争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芥子心里，在她与警察谢高之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是争论着的。这不是表面化的、就事论事的争论，而是一种穷追不舍深入骨髓令人汗颜的追问。突发的案情像一把尖刀，在女主人公芥子的内心割下一道细细的裂痕，那个现场的情境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她疼痛，她哭泣，她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设想，也害怕一个伟岸丈夫形象的破灭。但是，无论是满车的鲜花，还是那连结性爱的红绳子，都不能重新燃起激情的火苗。须一瓜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让那“淡绿色的月亮”，照射人心深处微妙的波澜。
　　乔叶写的《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同样也是一个与入室盗窃有关的故事。深夜，一名偷窃者进入独身女子的房间，这样类似事件发生之后，如果由不同的小说家来写，故事一定会发生N种走向。在遭遇了偷窃者的房间里，乔叶的设计与须一瓜完全不同，她让偷窃者与那位独身女子发生了心理碰撞：“‘其实，’刘帕说，‘你可以打开门走的，走窗户太危险了。’”只因这一瞬间的一个微妙的善意提醒，在那个发生了抢劫行为的犯罪现场，又发生了半推半就的强暴，故事也由此而进入了另外一条轨道，当那名盗窃者离开事件的现场，我们会随着刘帕的思绪产生一些联想，似乎已经能够预见到，接下来的发展仍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男人掀开窗帘，跳进屋，两个人相顾沉默。”“他抱住了刘帕，刘帕任他抱着，任他掀开她身上的浴巾。黑暗里，她看见男人眸子的亮光……”如果我们谅解了这一对男女，当警察进入了那个令人尴尬的现场，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为他们忧虑。但是刘帕并没有解释什么，“知道按照被强暴女人的通常表现，自己应该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人们这样那样的抚慰。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些什么，可一时间她想不好……”后来她说了，救了那个入室抢劫又强暴的“罪犯”。作者乔叶也没有为自己的设置做出解释，她只是在情节中嵌入了几行诗句：“我的身体里有一条河，爱情一直在里面穿梭……”这条河蜿蜒在故事当中，流淌着情感，也流淌着欲望。因欲望而情感，因情感而善意，因善意而理解，因理解而宽容。乔叶不仅走出现场，而且能够从现场进入一个意识的潜流，让这种意识的潜流冲刷观念的顽石，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灵空间。
　　现场可能不是“现实”，既不同于场景和时代背景，又有别于“画面”。可以是一百年前的现场，也可以是昨天的、甚至是未来的现场。最关键的是人物，没有人物的动作、情感、纠葛，就不会有事件的发生，没有事件的发生，现场也就成了一个空壳。一个现场可以是一个故事的局部，也可以是一篇小说的全部，有的小说只写一个现场，却也令人难忘。有的小说吸引读者从一个现场来到另一个现场。现场这个词放置在小说概念中，或许还可以说成是“现场感”，而现场感则来自拟真性，进一步说，拟真性则是由细节来完成。比如陈应松笔下那支红彤彤的发卡。
　　高明的小说家把读者带到他的“现场”，自己却会悄悄撤离。
关于小说之二：理想主义者的天堂
　　如果把一个美好的境界称为天堂，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天堂”，这个天堂或许就是他的梦，他的幻想，他的家，他的爱，甚至就是他自己的一张窄窄的床。小说家除了拥有每个人都拥有的那个天堂之外，还可以把小说当成自己的天堂，他把他梦幻中的人物放置在那个天堂当中，让他们欢乐让他们悲伤，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与个性，更会在那里寄托自己的精神，放纵或宣泄自己的情感与愤懑。
　　在小说家的审美意识中，美好的境界未必总是辉煌耀眼。
　　比如中篇小说《旗》。作者王华描绘一面旗帜，一面破旧的旗帜，一面升起在苍凉的小小村庄的旗帜。在这旗帜的下面，是一所只有两间土房的学校，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师，名字叫做爱墨，他十六岁就开始在这里教书了，一直教到了六十岁。在都市化的当下，乡间的人们都涌向了城里，那座小小的村庄，变得更加安静，就连最后两名学生，也离开了这所学校。爱墨老师无法忍受身边没有学生的日子，他只好动员那个名叫开花的女子，送自己智障的儿子端端来上学，为了这样一名学生，爱墨老师仍然要举行开学典礼，仍然把那一面破旧的旗帜，升起在学校的上空，他的坚守与痴迷，被一步步推向了高潮，故事中的人物，也一步步走向了哀伤的深处——爱墨可怜多病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执着的坚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爱而又令人焦虑的端端也随后离去……然而，让人叹息也让人动情的是，坚守仍然继续，旗帜照旧冉冉升起。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衬托之下，这个关于乡村教师的故事，显得虚无而又遥远，像是存在于幻境当中的一个凄美的童话。王华一定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否则怎能写得出那样的坚守与痴迷，怎能写出那样让人动情的幻境。她以质朴的行文铺展着哀伤与激情，让那面旗帜，让几个鲜活的形象凸显在虚幻当中，也让那象征意味充满了力量。
　　小说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
　　这里说的理想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也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写作者的梦幻。在王华的梦幻当中，小小的木耳村便是一个天堂，是那个爱墨老师的天堂，也是师母或等开花们的天堂，这个天堂虽然清贫冷寂，却是他们无法舍弃的精神家园。
　　如果要延续这个关于“理想”的命题，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中篇小说，作者叫李辉，作品叫《寻找王金叶》。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会不由的猜测，小说的主人公温连起是来自一个虚无的“天堂”，因为他对人间世事几乎一无所知。这个温连起在海上救了一个人，但那个人被救之后就死了，临死前请求温连起去寻找另一个人。仅仅为了一句嘱托，一个承诺，这位温连起先生便进行了历尽艰辛的寻找，虽然艰辛而又渺茫，可他却锲而不舍，最后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温连起见一人托付一次，见一人托付一次，直到他说不出话，立不住身，咕咚倒在地上，成为一堆垃圾。”温连起是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才尝到了悲哀的滋味。他的悲哀在于寻找的无望，更在于寻找过程中的“发现”，他被现实中的丑恶与冷漠所震惊，他也带给现实世界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人相信这个来自虚无世界的温连起。只有那个漂亮而又尚存良知的女人，那个在世俗尘埃中饱受欺凌的吴霞是个例外，她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温连起的寻找的焦虑，因为她自己，自觉不自觉的，在进行另一种寻找，她何尝不需要躺在一个纯净美丽的童话当中，歇息一下疲惫的灵魂？
　　李辉设计的这个毫无指望的寻找意味深长，让我们这些在现实中拼命寻找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产生几分羞愧。
　　王华和李辉笔下的理想，应该说都是哀伤的理想。爱墨在寂寞中坚守，温连起为了承诺寻找。他们的理想都被浸泡在哀伤的汁液中，他们也都生活在自己精神的天堂。这样的天堂是小说家梦幻中的天堂，它往往虚无而又实在，遥远而又贴近，使小说添加了诗的情味。至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哀伤，看似消极，其实也注入了人性的力量。
　　像李辉刻画温连起一样，理想主义者笔下的理想常常是毫无指望的理想，而这样毫无指望的理想，却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因为读者自己梦幻中的理想，也常常会遭到现实生活的打击；因为这样的理想虽然毫无指望，却又光芒四射，从天堂照到地下，反射出龌龊，也召唤着激情。
　　当然，理想主义的写作者并不一定总是描绘哀伤，他们也渴望制造一个温暖的天堂。
　　比如中篇小说《白莲浦》。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一个父亲死了，母亲在他的身边哭泣。作者陈旭红努力让一个女孩子忧郁的叙述感染我们，虽然父亲是继父，母亲也不是亲生的母亲，但她仍然将那哀伤的眼泪流淌在白莲浦美丽的山山水水。命运如同一条神奇的绳索，拴系了一个不幸，又拴系了另一个不幸。值得注意的是，陈旭红并不将哀伤进行到底。她让那一个又一个的不幸，引来了一个又一个亲人，组合成这样一个无血缘的特殊家庭。开始的时候我曾以为，这个故事将沿着一条苦难的通道走向悲剧的结局。但是读着读着我却又发现，善意和亲情抓住命运的绳索，牵动着不幸的人们进入一个“幸福”的氛围之中。这样的亲情让人感动，这样的“幸福”有一种别样的滋味。
　　应该说陈旭红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笔下的清贫也会是多彩而动人的，况且她摈弃了罪恶与龌龊，把这善意与亲情，把那别样的幸福，写得如同行云流水，温暖而又真切。她试图用白莲浦清澈的湖水，洗涤我们的心灵。
　　再说鲁敏的作品。《颠倒的时光》写乡间的大棚，大棚是温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温暖的。她并不着急，而是从从容容细心地经营她的叙述，写开了“两窍”的木丹和他漂亮的妻子，写顶热心顶有水平的伊老师，写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写受了潮气的柴火和恼人的鸡粪，写绿色的枝蔓和大棚里的第一朵黄花……故事是从秋天开始的，接下来便是呼啸而来的北风，其实也没有什么故事，只是一个种瓜的过程，而那亲切的暖意和淳朴的情怀，恰恰就从这过程中，从细密的细节中，从那四季如春的大棚，从寒冷的冬季里渗透出来了。读罢作品我们甚至会怀疑，在商品大潮冲击之下，在欲望之火烧红了人们双眼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美丽的情境吗，难道真的进入了颠倒的时光？
　　在《颠倒的时光》中，鲁敏让那淳朴的情怀，铺展在四季如春的大棚；在《逝者的恩泽》中，她又将琼浆一样的“恩泽”，洒向东坝小镇的街头巷尾。一个男人死去了，他的情人却带着一笔抚恤金来找他的妻子，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恩泽”是逝者的抚恤金，是古丽的鲜活和美丽，更是小镇或红嫂们的宽容。古丽的突然到来，在平静的小镇激起一环环涟漪。我曾经以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因为如果那样去写，小说很可能会进入一种俗套。值得庆幸的是，“战争”并没有发生，因为宽容把美丽抱在了怀里。不仅仅是宽容，还有青青对达吾提的呵护，更是注入了无私无怨的温情。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的阅读似乎是要更加小心翼翼起来了，因为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在这缺少信任的时下，这个美丽的故事很像一个亦真亦幻的寓言。所以，当张玉才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又会让人产生忧虑，担心他会驱散眼下温情的雾霭。然而，鲁敏却再一次避开俗套，义无反顾地把温情推向高潮。这样一来，人们的忧虑，自然而然就转向了红嫂的病情和达吾提的眼睛。鲁敏让我们在温情中微笑，也让我们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哀伤。
　　鲁敏说，她曾经喜欢关注“人性中浑浊下沉的部分”，后来又感受到，那“只是人性之风景一种，既有浑浊下沉，则必有明亮与宽容，何不眷顾于后者？”是的，我们关注底层，我们会因苦难而悲伤，亦因罪恶而愤怒，我们抚摸伤痛，也要举起利剑。同时，我们还应该呼唤一些更美丽的东西。细细品味鲁敏这篇小说，我们或许会觉得她笔下的人物哀伤而又幸福，哀伤是因为命运，而幸福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身心，浸泡在自己酿造的“恩泽”当中。这或许恰恰是一个小说家的理想。
　　在文学作品中，弘扬温暖可以表明作者的立场。同时，对人间温暖的刻意抒写，也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技巧。无论得到温暖还是付出温暖，都应该是人类甚至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情感需求。世态炎凉，人间百态，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会渴望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依托，阅读温暖也会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
　　王华的坚守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李辉的寻找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陈旭红的亲情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鲁敏的温暖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小说家让读者进入他们理想天堂的“现场”，自己却在天堂外面微笑。
　　迟子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说我是傻瓜，我会心悦诚服的，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天上的那条银河是水，我总想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迟子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多彩异样的天堂。
　　比如那篇发表于九十年代的《日落碗窑》。在这篇作品中，迟子建写一个孩子去看马戏。回来后便有了一个“理想”，他要像那个马戏团的孩子一样，学会顶碗，为了学顶碗，孩子几乎摔破了家里所有的碗。然而，这一条毫无指望的追求之路，却通向了那个夕阳辉映下的碗窑，那便是关小明、关老子、王张罗们的天堂。那一只如夕阳般金红的大碗，更是给整个故事增添了异样的光彩。还有《雾月牛栏》《清水洗尘》《观慧记》《逆行精灵》，喜欢文学的读者可能都熟悉这些作品，所以不必一一复述。宝坠与牛相伴的牛栏，天灶热气腾腾的“浴室”，不就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美丽天堂吗？还有那天边飘过的神秘精灵，冰雪覆盖的北极村，无不点染着迟子建独有的浪漫与哀伤，也无不浮现出宽容而又智慧的微笑。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在充满哀伤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思绪，“真正的喜悦是透露着悲凉的，而我要寻找的，正是如梨花枝头的露珠一样晶莹的——喜悦尽头的那一缕悲凉！”在这篇小说中，“我”的丈夫是一名魔术师，而迟子建自己则是一位小说的魔术师，她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能变幻出奇特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她象一位泪流满面的歌者，轻轻呢喃着不幸的命运，也吟唱着天地之间月光的美丽。她抒写死亡与深深刺痛心灵的苦难，她批判她也惋惜，但她依然由衷地赞美这个万物生长的世界，“突然，我听见盒子里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这让我吃惊不已……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读到这里，我们似乎更加看清了一位小说家的真实面目——迟子建永远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永远拥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因为她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会是一样的美丽。
　　一名好作家永远都拥有梦幻般的理想。
关于小说之三：朝着一个极致，推进
　　现实生活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事件，即使发生了什么，也常常是雷同的，这里入室盗窃，那里拦路抢劫，或者是某一条路上出了车祸，哪一对夫妻离婚了，哪一个部门抓出了贪官……这个事件和那个事件，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小说家是民众的一员，当然和芸芸众生一起生活在寻常当中。所不同的是，芸芸众生在寻常之中享受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平静，那一份幸福的生活，而小说家却会在寻常中焦虑，因为寻常造就了平庸，也造就了雷同。就连理想主义者的梦幻，也有可能在漫长的寻常生活中失去激情。
　　在茫茫一片的寻常生活中燃起个性的火花，是许多作家努力的目标。
　　先说陈希我的《我们的骨》。故事是由寻常生活中寻常人物的一个寻常愿望引起的，一对上了点岁数的知识分子，过去受过一些苦，随着时代的发展，日子越过越滋润，每天都不知道要换着样的吃点什么了，忽然想起了一种瓢骨，想起那个艰辛年代的一次温馨的美餐，这种瓢骨，在那个年代是很金贵的东西，今天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可他们还是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瓢骨，不但找到了，那个卖肉的还说可以让他们白白拿回家，因为这东西现在不值钱了，人家宁愿奉送。写到这里，本来可以让老两口高高兴兴回家去煲汤了，但是陈希我却写他们拒绝了这种赠与，接着去寻找可以花钱买到的瓢骨，花钱少了还不满足，一定要向人们说明这种瓢骨的金贵。他们的做法没有人能理解，甚至还招来了误解，“扪心自问他们并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是要回味过去，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喝汤已经不是目的了，一种本来极其正常的愿望被转换成另外一种偏执，并且一步步夸张，进而达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极致——这对夫妻竟然去偷瓢骨，被逮住了，竟然还要求警察宣布他们有罪，因为一切被偷盗的东西都是金贵的，只有偷盗了金贵的东西才有罪。还对警察喊叫了起来，“一钱不值？她嚎叫了起来，它一钱不值？难道我们这么做也一钱不值？难道我们所做的全一钱不值了？我们经历过多少事，受过多少苦，多少冤？难道……”或许这样的夸张不够节制，但是在那夸张了的误区深处，我们会看到人心的另外一个层面，看到人们对价值取向的不同的理解。这对夫妇的种种不被人理解的“反常”行为，不就是为了找回那辛酸时代别样的温馨与甜蜜，让我们回味一些被忘却的珍贵记忆吗？
　　《我们的骨》发表的时候，怀旧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陈希我写怀旧，不去写旧时的情境与状态，而是夸大了一种怀念的方式。他克服了平庸，避开了雷同。作家是人，
　　人与人是同类的动物，同类动物的思维方向常常会十分接近。所以，在作家们的创作道路上布满了雷同。雷同像一张束缚想象的大网，让许多作家难以逃脱。
　　韩向阳的《飞》也在努力克服平庸，避开雷同。他写底层，写偏远的乡村，没有在贫穷或苦难上多用笔墨，却描绘了一种痴迷的追求。这追求浪漫且又倔强，可悲可怜同时又十分的可敬。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穷孩子的梦想，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这个穷孩子梦想得到一辆摩托车，如果故事按照常规行进，这梦想或许仅仅是故事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因为李来战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故事就要随着他的个性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了——这位颇具个性的李来战得不到摩托车，竟然妄想自己造一辆。但是李来战什么都没有，没有知识，没有工具，更没有金钱。李来战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独特的智慧和勇气。他用智慧和勇气实施自己的计划，将梦想变成了一种挑战，一种痴迷的追求。他卖血，甚至糊里糊涂娶了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挫折之后，“来战终于有了自己的摩托车了。在以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来战几乎是没明没夜地骑着他的‘铁驴’牌摩托车……”他像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一样，飞奔在大沟村的乡间田野。这个故事本来是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韩向阳却不让他的李来战停下来，他推动着他，让他走向追求和挑战的极致，“来战走了，来战到大城市里去了，来战到大城市里学习制造飞机的技术去了……”最后，他让他坐在自己制造的“飞机”上，“飞”向下悬崖。这是生命的终结，也是挑战的完成。韩向阳塑造李来战，寄托了一种关爱，更渲染了一种精神。
　　无论是《我们的骨》还是《飞》，无论多么珍贵的记忆或者多么痴迷的追求，以理性的目光观察，这两篇作品其实是写了生活的误区。古今中外，在作家们的笔下，误区往往是无奈的，哀伤的，令人焦虑的，同时也是打动人心的，有的时候，这些误区还会成为一面映照心灵的镜子。
　　广西女作家锦璐有一篇《美丽嘉年华》，是写下岗女工的，却并不刻意描绘艰辛的生活，而是让那艳丽的口红，迷乱了女主人公陈柳英的心性。陈柳英离异而且下岗，生活自然很艰难，生活艰难的陈柳英去做小时工。她勤快而又诚实，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所以得到了那些有钱用户的信任。也许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这位陈柳英似乎并不知道美丽的意义。有那么一天，在一次偶然遭遇的窘迫中，她得到了好心发廊妹的“解救”，这“解救”给了她前所未有的美丽，也使她迷恋上了原本与自己无缘的口红，但她又没有多余的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学会到各商场的化妆品柜台“试用”，“那些不同颜色的口红，或粉或橙，或红或紫，都使她看上去像不同的人，镜中人千变万化，令陈柳英常常怔神，我是我吗？你是我吗？我是谁呢？……”后来那些卖口红的销售小姐都认识她了，对她的态度改变了，她便走进了各家各户女主人的卧室，“锁在心眼上隐隐的自责‘哗啦’就开了……在靠近梳妆台时，她狠狠地喘了一口气，心里却激动得想尖叫……陈柳英将它们一支支地抹在嘴唇上……陈柳英站在或者干脆就坐在这些女人们的梳妆台前享用她们的口红。”为此她丢了所有的工作，却仍然无法自拔……陈柳英是女人，陈柳英迷恋每一个女人都喜爱的口红，但是陈柳英却买不起口红，越买不起就越迷恋，这迷恋逐步逐步被夸张，发展成了一种非正常的癖好。随着夸张的推进，我们会为陈柳英的命运担心，更会为陈柳英命运伤感。锦璐写下岗女工，不仅避开了雷同，更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和心灵的体贴。
　　小说家塑造人物，同时也需要为他的人物设计一种命运。有时候，人物的性格会决定命运。而有的时候，人物一旦被放置在命运的通道，就会身不由己，一去不能复返，人物在这样一去不能复返的命运通道中苦苦挣扎，直至把读者也引领到那个命运的现场，与那些虚拟却又真切的人物同呼气共命运。
　　我们不妨读一读阎连科的《耙耧天歌》。《耙耧天歌》里有个尤四婆，尤四婆自从嫁给了尤石头，便进入了一个苦难命运的通道。尤四婆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呆傻，“是隔代遗传哩，你们生四个孩娃四个是痴呆，生八个八个是痴呆，生一百个……”听了大夫这番话，丈夫尤石头跳河了，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所有的重负都压在了尤四婆身上，她要挑水做饭，要施肥除草，要播种收割，“收了这季又忙着那一季，季节像白昼黑夜般在她身后催逼着，把她的四个痴孩娃催催逼逼地一日一日养大了，她的头发便白了……”在苦难和艰辛之中，尤四婆没有以泪洗面，她坚强的身影像阳光一样灿烂。她不仅养大了孩娃们，而且让大妞二妞寻了婆家，大妞二妞嫁的都是有残缺的男人，为了让三妞嫁一个“全人”，她跑遍了梁上梁下一座又一座村庄，还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存粮和财物。之后，为了治疗二妞的病，她挖出了丈夫的遗骨，为了治疗其他孩子的病，她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成功了，终于让她的几个心爱的孩娃都成为了正常的“全人”。幸好主宰命运的阎连科没有让她失败，否则，作品带给我们的哀伤将会过于深重。阎连科虚幻现实，他让那传说中的“偏方”具有了神奇的力量。事实上，真正的力量是母性的力量，阎连科把母性作用下的勇气，智慧，奉献，坚韧都推向了极致。他是用一个女人的血肉谱写耙耧山脉的天歌，那歌声高亢而又苍凉，回荡在我们的心田，久久不肯散去。
　　在任何一篇作品中，小说家都拥有主宰人物命运的权力，但权力不能乱用。重要的是，小说家要善于调动读者的情绪，让他们进入叙述的现场，在哀伤中哀伤，在欢乐中欢乐，在命运中叹息命运。更重要的是真实性，真实性与逻辑性有关，所以命运的通道也应该是一条逻辑的通道。尤四婆的命运通道是苦难，尤四婆的逻辑通道是母性，两条通道并行，才为夸张创造了条件。所以，无论尤四婆的行为达到了怎样的“极致”，读者都宁愿信以为真，为那位幻境中的母亲流下热泪。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提到过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马嘶岭血案》也延着一条逻辑通道走向极致，那就是贪婪与仇恨。后来陈应松又刻画了一条狗，小说以狗的名字命名，叫做《太平狗》。太平狗是一条好狗，一条忠诚的狗，但是太平狗也被主宰命运的陈应松放置在苦难的通道当中，因为太平狗是狗，所以它的逻辑通道是忠诚。太平狗跟随主人程大种进城打工，在路上就遭到主人的暴打撵它回家，进城之后又被抛弃，被卖掉，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却仍然在寻找主人，“它穿过无数的街道、小巷，在一个高架桥头，它看到了来城里的第二夜与主人一起躲避寒潮的桥洞……它迎着渐渐强烈恶心的血腥味，找到了那个屠宰生灵的集贸市场，又听到了它的同类们在笼子里发出的撕咬声和在屠刀下的惨嗷声……主人你在哪里……”后来它不仅找到了主人，义无反顾地跟随着已经无法给它提供食物的主人，还舍命救主，当主人终于命丧黄泉，它又“越过了千山，涉过了万水，不停地行走，不停地寻找着那从小就熟悉的气味。它已经走掉了身上的毛，走秃了脚爪……它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它走着，走着，已经不是一条狗，是一个行走的魂。”它终于走到了神农架大山深处，走到了它思念着的家。
　　陈应松采用虚实交错的手法，构造了一片异境。他用一条狗的忠诚，反衬人类的残暴与无情，把忠诚与残暴都大胆地夸张，推向了极致，在这异境当中，一位穷苦山民心目中光彩照人的都市，被剥去华美的外衣，人性的劣质暴露无遗。异境令人触目惊心，故事让人欲哭无泪，这是一种颇有力度的批判，更是对人性良知的呼唤。
　　聪明的小说家敢于颠覆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