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一个仿佛秉持道德理想的女人

　　孙慧芬是我们辽宁非常优秀的作家，我们也是很好的同事。刚才听各位学者、评论家的发言，从历史观、女性主义、文本结构、叙述话语等多角度，对《秉德女人》进行了深入评析，我感到很受启发。我现在想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谈一点阅读感受，也就是从辽宁及东北作家的传统看，从东北文学的特质及其发展看，孙慧芬这部长篇新作是否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话语，有什么值得言说的可能性空间。
　　众所周知，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在新文学史上是有地位和影响的。可以说为现代和当代东北文学的发展奠基了一个传统，对于这个传统，人们往往把它等同于左翼文学，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歌哭呐喊”。但这只是这个传统的特征之一，并不全面。关于东北作家群，研究成果很多，有褒有贬，我比较喜欢王富仁教授的一段话，因为它至少不失公允。他是这样阐述的：“如果说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的品格；如果说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的色彩而较少民族性的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则更具有民族性的内涵而较少现代性的色彩；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人性的价值而较少现实意义，那么，东北作家年群则在他们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自然性、社会性、现代性、民族性、人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这段话的关键是“在他们自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东北作家群的文化积淀和艺术起点可能不是很高，但却体现了一种整合力，一种难能可贵的审美气质。
　　现代的东北作家是这样，当代的东北作家是怎样的情况呢？应该说东北作家在文化上是不断提升，在艺术上是不断进步的，因为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中国作家的“基础”已经拉平和接近。虽然有时我觉得，和当年的东北作家群相比，今天的东北文学好像缺少了一些本真、一些质朴和真诚，但在优秀作家年的身上，还是可以看到那种传统的原生力量和精神光芒。谨以两位女作家为例，黑龙江的迟子建和我们辽宁的孙慧芬，她们的题材领域和艺术经验虽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点都是执着于内心，执着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整合，自然性、社会性、现代性、民族性、人性和现实性，有时也许没有这么多的元素，比如孙慧芬的这本《秉德女人》，可能对自然性的表现就不太充分，但整体上仍是很综合、很大气的，创新性也很突出。
　　孙慧芬给我的印象一是她特别注重自己的对生活的体验，二是她总有一种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她说本来想以主人公子女的视角来完成全书的叙述，但考虑到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已有这样的结构，再那样写就没什么意思了。对她自己的创作总是这样，担心重复别人，更恐怕重复自己。从《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到《秉德女人》，在这四部长篇的写作中，她思考的中心可能就是怎样让自己与自己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看到《秉德女人》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小说文本，小说许多地方显得陌生而突兀，阅读既是愉悦的，也是有难度的。孙惠芬从身体到灵魂，以生活流的方式，史诗般地写了一个辽南女人的一生。“秉德女人”既是秉德的女人，也可解读为秉持道德理想的女人，但是从故事一开始，她就坠入了沟渠和黑暗。孙慧芬把这部小说称为“黑暗中的写作”，我认为这不仅是指写作过程，也是指整部小说的基调。正是在人性和社会性的黑暗中，女主人公不断挣扎，也不断地仰望星空。无尽的屈辱，短暂的尊严，好像所有那些深情的细节与情节，都体现了这样的重复美学。这样的女性形象，她堕落而升华，复杂而单纯，写实而象征。她陷入性欲不能自拔，有点像中国乡土版的“查泰莱夫人”；她以“攀高枝”作为生活的旗帜，又有点像中国乡土版的“包法利夫人”； 她是河流，是漫过许多男人和无尽苦难的女人河；她也是土地，是藏垢纳污而又生生不息的地母；她的形象，用鲁迅的话说，是“老中国的儿女们”的另类代表；用前苏联拉斯普京的话说，是不乏负罪感却又如同“先知”和“精灵”般的老太太，用土耳其帕慕克的话说，她也许可称之为“我的名字叫黑”，是女性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和“生命的天才”。
　　对《秉德女人》这种结构、叙述、文本、形象上的特殊性、复杂性、陌生感，应该怎样来理解？我颇感困惑，好像女主人公形象主体性自觉的缺乏和叙述者自身主体性自觉的缺乏构成了一种互衬性。但反过来说，这种互衬性，是否也是另一种主体性自觉呢？至少，从东北文学的艺术特质上看，我觉得孙慧芬的这次“黑暗中的写作”，也像是某种艺术整合与艺术突破的宣言。
　　东北文学的艺术特质是什么，它不同于京沪文学，也不同于中原、南方和西部文学，整个看，东北文学显得相对清新而明朗，质朴而健康，它以现实精神，问题意识，人道情怀，抒情气质，构成了基本的风貌。特别是抒情性，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种地域文化品格或文学品格，在东北现当代文学中表现是很突出的。许多学者论及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都会提到与东北文学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代表是沈从文、废名、芦焚、艾芜等，在东北作家中则有萧红、端木蕻良等。东北文学的这种抒情性传统，可以从茅盾先生对萧红《呼兰河传》的著名评点中得到印证：“一幅风情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凄婉的、忧伤的、如歌的、抒情的、让人想起屠格涅夫的，这就是东北文学的特质和基调。东北离俄罗斯很近，因此对东北文学来说，这个珍贵的传统至少有一部分滋惠于俄苏文学，主要是屠格涅夫，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辽宁与东北的小说趋于抒情性，而少有深刻性，趋于整合美，而少有凝重感。
　　但就《秉德女人》来说，我觉得好像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特质，依旧还是歌谣，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凄婉”的审美范畴，而变得悲惨、麻木、沉重。卡尔维诺认为写作应该举重若轻，而《秉德女人》，从题材本身的分量看，似乎有点举轻若重了。一串歌谣变成了一曲悲歌，梳妆台破碎，指环招魂、情欲叮咚的悲歌。我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由于小说中那种黑暗的基调和密不透风的叙述，不论是对孙慧芬个人的创作而言还是对辽宁及东北近年的长篇而言，好像平添了某种出人意外的凝重色调，好像在东北文学屠格涅夫式的抒情气质之外，也获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追问气质。迟子建写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孙慧芬的《秉德女人》在象征意义上也是夜晚，一个女人的夜晚。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伦勃朗相比，说他们“总是想把主人公从黑暗中拉出来”。我觉得这句话用于评析《秉德女人》也是恰当的，孙慧芬以她所带的唯一的光，心灵体验的光，总是想把女主人公从黑暗中拉出来，照的更明亮一点，更温暖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是这部长篇给我的特殊的，可能也是比较个人化的印象。
　　有人论俄苏文学与东北作家的关系，说迟子建是以女性视角写出了另一种艾特马托夫式的月光下的草原，而孙惠芬，不论她是否自觉，从《歇马山庄》到《上塘书》，其叙述者总似乎深怀着一种拉斯普京式的对故乡山水的忧伤与眷恋。这种比较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对拉斯普京影响最大的作家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凭借《秉德女人》，我想可以进一步印证东北作家的整合力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意识，说得未必准确，只是个人很仓促的阅读感受。

　　　　　　　　　　　　　　　　　　　　（本文系作者在“孙惠芬长篇小说《秉德女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