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乡邦的眷顾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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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来，在对一九八○年代的历史重访中，曾经有诗歌界的朋友怀着很高的热情集中打捞和整理当时“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有关史料，在这些史料中，有一天我忽然读到了关于我的朋友丁宗皓的记述。也就在那时，我才知道宗皓是当年吉林大学“北极星”诗社的领袖人物，在那时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中赫赫有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正如宗皓自己所说的，诗歌近乎是一场全民性的精神运动，其规模与热度毫不逊色于今天的诸如网络、炒股、麻将或追星之类的社会运动，略有文化者，基本上都掺乎其中。很多人都知道，在那场精神运动中，吉林大学可是“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和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还是在诗歌观念上，都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宗皓当年对诗歌的热爱与介入可想而知。走上社会后，一直到今天，宗皓都保持着对诗歌的执著，创作、发表了很多诗作。不管身份与岗位如何变化，宗皓始终都是一个诗人。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诗歌，他还非常钟情于散文，一直都在孜孜于散文的写作，并且先后出版了《阳光照耀七奶》和《乡邦札记》等散文集。长期以来，我一直很爱读诗人的散文，认为在丰富无比和操练者众多的散文世界中，区别于那些更加“专业”的“散文家散文”，“诗人散文”其实有着特别的魅力。在我所爱读的“诗人散文”中，故往的不说，像北岛、王家新、西川、于坚、翟永明和钟鸣等很多当代诗人的散文都是我经常阅读的对象。他们每有新作，我都会非常急切地找来尽快阅读，绝不愿错过。不过在同时，对此现象我却并未有过深入的思考，朦胧中，只是以为更多的可能还是语言和文体方面的原因，认为诗人语言的精练、准确和文体的简洁最能满足自己这方面的挑剔。但在读了宗皓的散文后，我却发现首先重要的并不是这些，精神上的相通与认同才是根本的原因。诗人王家新曾经把这样的阅读现象归结为对“精神同类”的找寻，认为我们在对古今中外大量作家和大量作品的选择性偏好中，实际上就是在选择我们的“精神同类”，这样的说法用在自己对“诗人散文”包括在这里对宗皓散文的喜爱中，真的可以说非常贴切。在我对宗皓散文的阅读中，最让我会心的，实际上还是他的精神，是他在自己的散文写作中处处体现的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精神与生存难以释怀的精神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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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散文集《乡邦札记》的“后记”中，宗皓在谈到自己的书名时曾经说过：“在这本书里，我讲述了诸多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事情。起书名的时候，反而费尽了心思。‘乡邦’这个字眼儿，始终不忍舍弃，于是留下了。我的家乡辽东乡村，那里是我多次写到的地方。‘乡邦’这个字眼儿，不仅仅包括乡村，不是单一的地域概念，在我这里，还指越来越变动不居的精神世界。”其实确实如宗皓所说的，在他的《乡邦札记》中，“乡邦”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概念，代表着他的家乡辽东和后来他所客居多年并且已经渐生情愫的沈阳，还不如说是指“精神的乡邦”。即使是在地域的意义上，宗皓笔下的故乡实际上也更多地有着精神的内涵，是一处永恒的精神家园。正是在对这种精神家园的不断回访中，宗皓在不断地发掘、重申或眷顾着某种精神的东西，一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日渐稀薄和匮乏的精神、情感和某些基本的价值在宗皓的作品中不断被强调，并且与我们这个时代及我们的精神与生存构成了实际上的紧张。这一点，同样是在《乡邦札记》的“后记”中，宗皓也有着清楚的阐述。他是这样说的——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梁漱溟先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讲的是治学目的。现在，他所指的老中国已经彻底过去，看起来，和今天似无任何瓜葛。当下，我们乘坐现代化的火车，高速驶出了精神的父母之邦。
　　到今年为止，新世纪过了第一个十年，传统生活已经面目全非，想想还有多少没有被改变的事情？常欣欣于那些改变的，因为替代它的，都是新的。新的，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好的，自然让人神往。可是，我也常感怀于那些没有改变的，旧的。那些事物，因为旧，反而具有润泽心灵的力量。

　　非常明显，在发生着急剧的现代性变革的当代中国，那些被“现代化”、“进步”和形形色色的“新”所决然抛弃的“传统”和“旧”，正是为宗皓所深切“感怀”并“始终不忍舍弃”的。也正是在这些“传统”和“旧”之中，蕴涵着他所珍视的精神价值。毫无疑问，宗皓的关于它们的写作，正是对精神上父母之邦的眷顾与回返。
　　在宗皓的眷顾与回返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被他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我与宗皓基本上同年，经历与记忆都有着很多共同的方面。他的《裤线》、《粉笔子弹》、《我自己的黄金时代》和《一九七六》等作品中的很多情景，都是我在少年时代所曾经历的，这很自然地唤起了我的很多回忆。比如《粉笔子弹》中孩子的顽皮和在家长的授权与委托下老师对孩子的严厉管教，而且还是以粉笔作为子弹的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训诫方式，还有《裤线》中所写的十来岁的少年小子对于年轻美丽的乡村女教师的“集体初恋”……当然，还有亲情，还有在一九七六年痛失领袖的精神震荡，我想很多与我们有类似经历的同龄人，对此都会时常地有所回忆，或有所沉缅。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宗皓对往事的回访实际上有着非常自觉的精神关怀，他是要通过对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然稀薄的精神、情感和某些基本价值的发掘与重申，来“润泽”我们的精神与心灵。所以在表面上，宗皓虽然真切、细致而且也很动情地书写了童年，但却并不是简单地怀旧，而是要让回忆与当下保持着某种必要的张力，使他的童年记忆具有某种精神批判和精神资源的意义。像《粉笔子弹》中的师生伦理、《一九七六》中的领袖观念和《裤线》的结尾对当年有着共同的“集体初恋”的“我们”在成年之后的今天对于当年年轻的女教师所可能具有的情感状态的自我追问，与当下的关系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我自己的黄金时代》中，宗皓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少年时期与父母、哥哥、姐姐和叔叔等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情景，还回忆了当年的淘气与游戏及寂寞美妙的少年心思，但他的精神指向，却很明确地落实于“现在”——“人总是把经历的某一段时间，当成自己的黄金时代。在那里，笑是忘我的；而哭时，眼泪直接地流下来，无须掩饰。不像成年以后，忧虑和虚无占据着内心”——在这里，“黄金时代”与目下的“忧虑”和“虚无”显然有紧张。成年的我们，不仅已经没有了率性，甚至已经没有了欢笑，没有了泪水，而是被“忧虑和虚无占据着内心”。说实话，读到这里时，我仿佛有一种突然被击中的感觉。当我还沉浸在宗皓的回忆中时，忽然又被他精准地击中，让我们的精神直接面对童年的审视，显示出我们现在的灰暗与苍白。本雅明在其著名的《柏林童年》中谈到他是如何书写自己的童年时指出，他并不想像很多人一样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主要表达思念性的情感，而是要着眼于社会，着眼于现在与未来。所以他说：“就像不可使接种的疫苗主宰健康的身体一样，这思念的情感同样也不应主宰我的精神。我努力节制这种情感，旨在从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而不是从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去追忆往日的时光”，这样一来，他便希望笔下的童年能够“凭其内在意蕴预先展示出未来的社会经验”，至少能够从中看出“其主人公在以后的成长中多大程度地失去了他童年时曾拥有过的庇护”（1）。宗皓笔下的童年记忆同样也有着这样的特点，其中的情感虽然很深厚，也非常地真切感人，但又相当节制，根底上服从于他着眼于现在，也着眼于寻求精神资源的宗旨与原则，成年后的“失去”，则更是前一篇散文的基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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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邦札记》中的很多内容都写的是自己的亲人和一些乡里故人。在这些作品中，宗皓不仅书写了乡邦与亲人们的身上特殊的精神性格和深厚动人的血亲/乡亲伦理，还书写了基于这样的伦理基础上的淳朴情感，并且将这样的书写联系与置放于当下中国的精神背景上，映照出我们今天在精神、情感与伦理上的失落。宗皓为他的七奶写过好几篇文字，除了这里的《班师》、《老牛车》和《照相记》外，还有他的另外一本散文集《阳光照耀七奶》中的同名作品等。这几篇作品最让我惊讶的，是它们都写到了“死”，写到了宗皓的七奶和他的亲人与乡邦们对死亡的态度。特别是七奶，她对死亡的坦然与无畏不禁让我们心生尊敬，也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外婆。除了过早的守寡所形成的坚强个性外，我的外婆基本上与宗皓的七奶有着同样的生活态度，不管遇到怎样的困苦，她们都能无所抱怨甚至是微笑着承受下来，坦然无畏地直面着“死”。在我的记忆中，外婆很早就让我的母亲——她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请来木匠，为她打做了一副棺材。在当时还属童年的我看来，棺材无疑代表了死亡，我很困惑为什么在外婆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考虑后事，难道这不是象征着不吉甚至是诅咒？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打做棺材的那些天里外婆忙里忙外的满心欢喜，和我对此的深深迷惑。而在后来，当外婆又很早地做好了寿衣并且时常地在好天里翻晒，又时常地关照或唠叨着要母亲为棺材油漆，加上棺材就存放在我睡觉的外间，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外婆非常坦然地面对死亡的迷惑——一直都很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在读了宗皓的这几篇关于七奶的散文后，我才猛然感觉到，我的外婆和宗皓的七奶对于死亡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对于死亡这种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个体生命中最为巨大的黑暗，她们不仅以一种阳光的心态坦然面对，还以这阳光照彻了黑暗，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哲学。这种朴素的、却又最根本的精神与哲学在宗皓的关于乡邦与亲人的其他文字中，还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乡邦札记》中有两篇关于节日的文字：一是《年后忆年》，还有一篇，则是《中国人啊，你还有一个清明》。这两篇文字，实际上对宗皓的很多“亲情散文”有一种提升或总括性的作用。除了他的七奶，在《二叔和酒》、《嘴歪了》、《我自己的黄金时代》、《爹之初》和上述关于七奶的文字中，加上散文集《阳光照耀七奶》中的很多作品，宗皓经常会写到自己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叔叔、姐姐和孩子等亲人，和对自己的童年一样，宗皓的笔下自然有深情，但他在同时，却又同样不仅止于抒情的层面，而是像本雅明所说的，不被这“思念的情感”在精神上“主宰”，努力地去节制着情感，并且“从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而不是从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去追忆往日的时光”。这样的意图在上两篇关于节日的文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宗皓认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导致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这就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我们的心灵一方面离传统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却又非常渴望着回返，渴望在传统的精神世界与伦理秩序中安顿自己。所以他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清明节我们涌向城郊和原野，祭奠亲人；春节拼死拼活挤上火车，回到父母身边过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过年，就是回到一个古老的，而又如此新鲜的秩序里，通过一次亲缘关系的重温，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父母的孩子，是兄长姊姊的弟弟，是弟弟妹妹的哥哥，是儿子和女儿的父亲。于是，我们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不该做什么。在那里，孝的对象，是父母，悌的对象是兄长”，“而清明，又是一次新的确认。春节是这条文化河流的上游，清明是下游。传统中国，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和‘社会’之间，没有‘社会’的概念，所以，人们每逢过年就要回家。回家是为了团圆，所谓团圆，是大树、枝脉和果实之间的谋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与狂欢”（《中国人啊，你还有一个清明》）。宗皓敏锐地把握到现时代中国的精神悖论，并且在一个相当开阔的层面上对这种悖论作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和切身与动人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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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不光是对亲人，宗皓的很多关于昔日同窗和乡里人物的书写同样有着如上的关切。他写儿时的同学（《五月约定》、《同窗三景》、《粉笔子弹》、《一九七六》等）、写喝酒的兄弟（《坐在老家喝酒》），也写当年扬威乡里的打架高手（《看见了赵大脑袋老年》，甚至于，他还写了时下仍然隐没乡间潜心文学的写作者们（《鲁达文学院及其毕业生们》）。在这些书写中，宗皓所突出的，仍然是与他们的情谊和他们的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比如在《鲁达文学院及其毕业生们》中，他就揭示出其中的写作者们所从事的，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体操”。他们的精神性格，已经不是鲁迅式的愤激与绝望，而是鲁达式的乐观——“他们的清醒，热爱、迷恋乡土，温情，对生活期望并抗争，都带着乐观与超拔。他们和王老凿一样，始终守持，不取虚无，也和赵尚志一样，觉得人生中，有事情值得为之牺牲”。在“呼啸远走的生活”流变和时代变革中，他们以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不仅超越着现实人生，而且还在创造着一个“带着饱满的精神汁液”的“精神的辽西”。
　　说实话，在宗皓的《乡邦札记》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一些类似于“事物笔记”的作品，我以为它们最能体现宗皓诗人的一面。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他从“老家的屋子里”翻弄出的几样物件（《往迹三四》），还是其所“杂咏”的火盆（《火盆杂咏》）及念想的吃物（《水豆腐盛宴》、《鸡蛋炒肥肉》、《酒精度换算法》），或者是在他的笔下极具诗意与启示的“软火”（《软火》）与“麻雀”（《麻雀传》）、乡音（《乡音考略》）与老城（《一天里的一百年》），都有着非常特殊的精神与灵性。这些事物——比如“火盆”、“火”与“麻雀”——也都为我在少年时所习见，但是在宗皓的笔下，却得到了那样令人惊叹的书写。和宗皓的朋友田松的感觉一样，我对宗皓的《软火》也是极度地喜欢，喜欢莫名！他是这样来写火的——

　　……茸柴燃烧时，热烈无比，火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呼呼的，像少年的呼吸。火是大红的，像一群在秋天的山里奔跑的村姑，她们穿着大红的外套，扬着一样的脸。或是她们在场院里扭起来，手里舞动着大红绸子。上面放上劈柴时，火的步伐慢了，仿佛进入了一种奇怪的思想。
　　火慢慢地爬上了劈柴，也是洇的，可是在劈柴和火苗之间，有一种钢蓝色。等劈柴被全部燃烧起来，火在火塘里被连成一个整体，火苗被淹没在一个暗红的大块的火炭中，看不见火苗，可是整个世界都能感到大块火炭的温暖。那时的火是寂静的，大块的火炭在那时分成了小的火炭。
　　火炭就是在这时被盛进火盆的。火在那时已经停止脚步，像一个人在那里深情地回首。大红的火炭开始变得暗红，那时，火炭上面有了一层淡淡的灰衣，吹开灰衣，火炭还在，可是灰衣又有了。火就这样在那里走开了，不可挽回。
　　只要火塘里还有一丝暖气在，火就还没有走远，或者还在那里睡着。在火塘里加上草或茸柴，然后吹那里的灰，那厚厚的火的衣裳，刚才说的一切又能重现，火就回来或者是醒了。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有谁曾经这样写火？！火又在谁的笔下获得过作家如此的尊重？这里的火，不仅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还有着那样热烈、纯净和近乎顽韧的个性与精神。之所以在这里作如许的引述，除了是因为这样的文字似乎已久违，汉语的美丽和汉语的生命与这里的火一样，是那样地令人喜悦，令人有着一种不忍触碰的纯净、完美，从而又使我们无比地敬重与疼惜，更是因为，它很充分地体现了宗皓的“诗学”——散文的“诗学”。像是在这里对火的观察、体贴与尊重一样，宗皓对其笔下的事物，还有人物，都抱持着同样的态度。语言、事物，还有人，都是宗皓所敬惜的对象，有一种博大、深厚、细致、体贴而又充满着诗意的悲悯、温暖、豁达与乐观的情怀充溢在宗皓作品的字里行间，极富启示，令人动容。我以为，这已不仅仅是宗皓的“诗学”，更是体现了他的精神。像是他在《窗花》里所说的，他在通过对往昔的人与事物的眷顾与回返中重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构建中，一方面他很突出地体现了自己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充分和如其所愿地发掘和重申了他所肯认的精神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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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眷顾与回返并不是宗皓唯一的精神姿态，更不是他唯一的题材取向。在对过去的眷顾与回返中，他时刻与现在保持着自觉的精神张力。很多时候，他甚至对现在直接发言，以其所认定与坚守的精神立场关注我们当下的生存，同时也进行着相当明确和有力的精神批判。宗皓深深地牵挂着我们的世道与人心。在《穷人的阳光》和《老杜》这两篇散文中，他通过对老杜这个特立独行地奉行着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物的书写，非常准确地批判了我们的精神现实。在宗皓的笔下，老杜是一个“安装了伦敦程序的东北人”，他从自己特殊的域外生活中，带回了一种不慕财富、不戚于贫穷和追求自由的“生活准则”。在他的心目中，自由就是“生活的真义”和最高的价值。归国后的老杜“在同胞的脸上，看不到安详和宁静，只有焦躁甚至凶蛮”，而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同胞的眼神——“像是要吃人”。“改革时代”以来，时代与社会的偏至性发展片面地激发出我们国人的物欲，物欲的膨胀与贪婪和对财富的追逐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精神与核心价值，这正如宗皓所说的：“他看到的是正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个事实：在必然要产生贫和富差异的社会里，人人都害怕落在人群的后面最后成为一个穷人，每个人都要通过各种方式的奋斗避开这样的命运。这一切都写在了人们的脸上。老杜害怕的是这样的脸”。很显然，对于我们时代性的精神病症与人性畸变，宗皓有着深切的忧虑。这样的作品，还有他的《风中的珍妮》和《没有尽头的是内心》，以及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他对乡邦的眷顾与回返，都很突出地显示出他试图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精神诊断与精神批判的努力。在《风中的珍妮》中，他所反思的是我们精神无根的状态，而在他对精神乡邦的眷顾与回返中，他所从事的，恰正是对根的找寻，是对其所极为珍视的永恒的精神资源的汲取。
　　当然，宗皓所揭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畸变还有着更加复杂的面相，比如他的《社区比较学》，所批判的就是“用财富的多寡替代道德判断”从而形成了人们精神上的不平等这一社会性的精神现象，而《在电梯里和大人物相遇》，则仍然在精神平等的问题上来追问我们的生存。他的《全球化时代的木匠》、《历史这块馍》、《扭盆或小提琴的一种拉法》和《爬行法》等，所涉及的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问题，虽多宽谅，但却又语带讥讽地予以批评。不过在另一方面，在宗皓“现实题材”的一些散文中，我最尊重与欣赏的，是他在批判时代性的精神病症的时候，同时对自己也做了反思。在《跑风》一文中，宗皓揭示出世事的打磨已经使自己的内心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茧，真纯的泪水和天然的欢喜均都已消失，生，因此也成了一件残酷的事；而在《穷人的阳光》里，宗皓屡次将自己置放在他笔下的“穷人”和老杜的审视中，“看见了自己一向认为正常的人生，读书、上大学、工作、力争向上走有人也称为向上爬，尽力使人生变得轻松，仿佛一个长期憋气在水下的人终于浮出水面。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走着，脚步多的地方自然就成为主流人生。我想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无趣的人，跟着大多数人向前走着，并认定这就是价值所在。其实，我的内心是一个花哨的酒瓶，而里面装的全是最为陈旧的酒”。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对照和自我反思中，宗皓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超越，他的精神的康健与人性的完整因此也才成了可能。不过在实际上，宗皓对精神乡邦的眷顾和对某些精神价值的坚守，不正是有着同样的意义？只是他的关切和他的指向，已经不只是自身，而是我们的整个时代和我们的整个社会。他的“诗人散文”，因此也有了相当独到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