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学现场

　　“在中国的文学现场中思想”是我对杨利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客观描述。这里包含着几层意思：杨利景是在中国的文学现场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密切关注着这个现场；他开展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逻辑起点是当下的文学现实；他是在这个现场里思想的人。这看起来对谁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简单事实，而我认为，能这样描述是很高的评价。
　　说到杨利景这一代青年学者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文学现场”。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学欣赏，还是文学批评，都有一个文学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无形之中为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提供着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资源，同时也设定了种种导向与规范。文学生态环境的优劣，常常影响着特定时代的文学发展，也影响着个人的文学生命。之所以将青年学者与“中国的文学现场”相联系，是觉得当今的中国文学现场为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青年学者提供的文学生态环境实在难说优化，甚至相反。在这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下，要想真正进入文学领域，成为有独立思想，有自己的理论风格，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学者其实很难。不必避讳的是，市场经济的某些文化原则已经转化为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里的潜规则，追求文学作品的发行量中渗透的功利主义观念、体制内评价学者的标准中渗透的实用主义观念，创作与批评中流行的消费主义观念等，都让人们明显地感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如何操控着文学活动。所谓的红包批评、圈子批评、捧与骂的批评，多是市场化的广告式炒作批评。人们也确实看到，文学市场上活跃着的一些专家，熟练地操作文学市场的潜规则，营造圈子与市场规则，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利。
　　对于当前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的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都存在着严重的准备不足的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文学理论是政治理论的简单翻版。新时期以来，主流文学理论建设的滞后与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的不断传入，使一些既有的思想理论原则不断被突破，为另一些所代替，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上进入到一个多元共生与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总体上说，中国的文学的思想、理论资源不能说不丰富，但实际所面对的是，文学创作与欣赏的实践不断超越既有文学理论的视域与规约，既有的公共文学理论无法阐释新的文学实践呈现出的文学现象，也无法回答转型期的文学提出的尖锐的关于人、人性、人生的精神生存问题，延续过去的简单号召和教化的方式已经无法达到有深度的交流，文学理论建设出现明显的滞后状态，人们已经不在共同的文学观念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了，以致近十几年来，受到严厉批评的文学活动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文学批评。在这种一切都需要辨别、评价、选择的文学生态中生存与发展，无疑会非常艰难，如何去思想就成为一个青年学者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应该说，杨利景是一个有较充分理论准备的青年学者，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阶段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使他对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论资源的几个主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和中国现当代文论、西方古典和西方现代文论都有了全面了解，形成了他视域宽广的学术视野。这使他在研究和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时形成坚持学理性、尊重事实、独立思考、理性求实的学术品质。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的文学现实，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名家观点，他也并不刻意回避所取的立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在我看来，他的文化与文学立场的主导倾向显然是建设性的，既是出于学者对于所持理论合理性与恰当性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意识建设的热情与责任。读杨利景的系列文章就不难发现，对于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批评，他从不囿于既有的成说和一时流行的观念、方法，而是坚持在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历史维度思考，既紧密跟踪中国当代的文学发展现实，又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多元思想、理论资源，在辨别分析中积极借鉴和吸收，形成自己的思考。这在今天的文学生态中是非常可贵的学术品质，也是杨利景学术研究的良好起点。
　　以建设的立场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学，就会自觉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中提出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反思与评价各种文学现象，发现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杨利景的系列文学研究所涉及的多是当下文学发展所遇到的关键问题，也是文学研究与批评必须要正视与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如《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一场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错位论争》、《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红色经典”的时代密码》、《网络文学：“疯长”过后》、《论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流变》等文章。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在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的文化诉求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改变。物质利益、个人权利、自由竞争、平等交换等市场准则所必然带来的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文化观念，会冲击、消解既有的精英意识、启蒙意识，使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争论的兴盛，是转型期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基本的文化语境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由此带来的合逻辑的新问题是：在中国的这种转型期的背景下，如何评价中国的当代文学？这个问题只能是在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既有的文学理论体系遭到质疑的环境下提出。与此相关，“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如何对待“红色经典”的问题等，都是当下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意。另一种文学新现象是网络文学的出现。由于网络的特点给当代文学带来新的文学观念与文化意识，给文学观念带来了新的要素与新的表现方式，当然是文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和思考的文学现象。从转型期文化建设主体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群体无疑是最需要关注的。传统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是社会良知、正义的代表和发言人，而在商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似乎不存在了，他们拥有的知识、技术似乎都转化成资本，变成了谋求私利的手段。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普遍感觉到，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发生着嬗变，从公共走向个人，从精神走向物质，从理想走向现实。这种变化在文学中多有表现。杨利景能够敏锐地发现和提出中国文化转型期出现的这些关键问题，从文学批评的层面思考文化的转型给文学带来的变化与问题，准确地抓住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问题，显现出他具有的学术视野和思想深度。
　　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约：大量引用权威的经典论述。这一方面能显示出作者的博学，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表示立论的理论依据是某个权威的观点。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即权威的论述有着不言自明、先天的正确性。同时，也存在着这样的暗示：“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权威说的”。我不知道这种包含着自卑与自贬的学术规约究竟如何形成的，但毫无疑问仍然还是当前流行的一种行文逻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类文章的内在逻辑：根据某个权威所说……，所以应该如此……；西方某个学者如此说……，因此中国文学要……。这样的行文逻辑大概与长期的等级文化和一个世纪以来的引进西方思想、理论有关。这种规约也给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设置了规约和障碍。他们的研究不仅要面对经典大师的权威，还要面对流行的权威。真正挣脱这种规约和权威其实极难。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需要有理论的勇气，敢于表达己见，坚持学术个性。杨利景不是一个要刻意挑战权威、大力彰显个性的人，但却是一个尊重事实、深入探索、认真辨析的人，这使他的研究显得更本性一些，更合于他的理性精神。他在研究与评论中不受名家的观点和流行的成说束缚，表现出他独立思想、尊重实际的科学精神。比如，《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一文是对当下文学批评活动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分析，以宏观视野观照当下文学批评发生的变化和提出的问题。杨利景指出，从现象上看，当下的文学批评如一些知名学者所指出的出现了“思想淡出，学术登场”，“杂志隐退，学院崛起”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变化实则体现在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评判标准以及批评的角色、功能等更为内在的方面”。正因为看到这种深层次的变化，他不同意简单地批评批评家缺乏气节、缺乏公正、缺乏标准，也不同意仅把文学批评的希望寄托在批评家的道德自律上面。他认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开启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几乎横扫一切。它对人们生存现状的改变，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构，对整个文化发展走向的导引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批评而谈批评，只能看到表面现象，无法抓住问题的关键。杨利景将批评置于人们的生存现状，置于人们精神存在的实际，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文学领域里的事情，而进入了社会意识领域。杨利景分析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如何操控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认为市场的力量不仅可以影响批评家和读者的选择，还可以更内在地制造新的文化价值倾向和美学规范，形成新的文学生态和文学潮流。他坦率地指出：“市场对批评的直接征用，则更为深刻地‘改造’着批评，导致批评性质和功能的异化。”他细致地分析了市场逻辑对文学批评的占据，得出结论：“在市场经济时代，恰恰是最有力的资本造成最无力的批评。”他进而提出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批评仍然要保持其文化品质，满足人们对精神的需要，绝不参与市场炒作，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形象。显然，杨利景这种既具批判性又具建设性的思考，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在研究文学批评理论的课题时，曾经在中国期刊网上查找了已经发表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仅近五年就不下千篇。其中多数文章是诟病文学批评，又多集中在列举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很少人能够将文学批评的研究深入到杨利景这样的深度，在芜杂的现象后面找到深层次的关键问题，启示人们在更广更深的层次参与文学批评的建设。
　　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是杨利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代每一个处于中国文学现场中的批评者一样，杨利景也面临着挑战，既有思想、理论等学术层面的，也有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在这种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走出圈子批评、红包批评、捧与骂的批评谈何容易。杨利景在《批评的乱象》《文艺批评：为谁批评？》等文章里也总结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真正失去的恐怕是批评者自由的思想能力和自由的话语空间，而很多知名的批评家本身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往往自相矛盾，在不同的文章里变换立场和观点，成为“学术变色龙”。他批评这些现象，自然自己要有所坚持，至少要明确自己的文化与文学立场。他坚持认为，文艺批评是可以达成基本共识的，任何时候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都不可或缺，关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是文艺批评的底线。他相信，“批评应该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独立的品格，不应该成为创作者的发言人或作品的说明书”，当代中国“亟需有见地的文艺批评、敢说真话的文艺批评、敢说‘人话’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对于创作的规约和引领，对大众审美趣味的培养和文化观念的生成，乃至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利景以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建设性地思考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必然会选择“担负着对文学创作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的重任”这一学术立场。在杨利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文字里，看不到那些“划时代”、“里程碑”、“前几位”之类言不由衷的过誉之词，更多的是实践他的“要有思想能力”的理念，在批评中总结创作经验和实现理论升华，在充分的分析和说理中实现与作者的交流。
　　杨利景阅读了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系统地研究过孙春平、迟子建的创作，以及铁凝、张者等一些作家的部分作品。虽然由于评论对象及其特点不同，发表的媒介不同，在批评的视角、结构、行文等方面自然会有所不同；但他始终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在中国文学的现场中独立思想、积极探寻的学者，关注着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他所关注的文学现象，在文化立场、思想理念、批评方法等方面保持着他一贯的学术品格。能自觉地做到这些，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值得赞扬的。读杨利景的批评文字，读者会相信，杨利景是“有见地”、“说真话”的。他坚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作者在问题的研究中完成平等交流。以对孙春平的小说创作评论为例。《贴着地面飞翔：孙春平近期小说创作的新变》、《以回返的方式抵达推进———关于孙春平小说创作的思考》是杨利景考查辽宁作家孙春平采取长期挂职的体验生活方式对其创作影响的研究成果。他将孙春平以前和新近创作的小说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作品中蕴含的作家主体生命律动不同，赋予作品的精神底色不同。他鲜明地指出，孙春平之前的创作离现实生活相对较远，入了流行的官场、商场小说的套路，显示出明显的世俗性，缺少作家主体精神的切入和思想的深度，与现实存在着悬浮感和隔离感。对于孙春平的近期创作，他从“好看的故事与有重量的小说”、“道德的审判与情感‘纠结’”、“文学的洞见与盲见”等三个维度细致分析了孙春平创作上的嬗变，得出结论：孙春平对精神底蕴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以往对故事本身的依赖，触及“人”的心灵，核心精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道德审判，对于现实世界的审视弥补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缺憾，而这种嬗变，与他回归生活，直面苍生，从最根本处起笔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杨利景还明确表明，“孙春平的这种变化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世俗性理解还存在着偏差，因而在某些作品中仍然存在着世俗性的取向。我想，孙春平读了杨利景的评论，不会有简单的“捧”与“骂”的印象，无论他是否同意杨利景的观点，但肯定会进入他个人创作的反思性思考，大到对文学、对文学创作、对当下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小到个人创作的得与失，都会有深层思考，在理论视野、思想观点、创作意识诸方面形成问题的敏感。杨利景的这种批评应该就是文学批评的常态：有见地、说真话、讲道理。
　　对于其他作家的评论也是这样。关于张者长篇小说《桃花》的评论，杨利景是从新世纪应该如何书写知识分子的问题入手的。他提出的问题是：在新世纪之初的今天，我们如何书写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是前“十七年”的改造、成长？是新时期初的架上神坛“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精神失守道德沦丧？知识分子问题既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文化问题。在这个角度上，杨利景看到了张者的探索，也指出了他的探索“只是一种并不坚定的探索，这种不坚定性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游离的状态上”。他详细分析了作者如何具有象征意味地写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死，如何在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上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游移和矛盾，如何在思想上抛出严肃的话题，却在技术层面上体现出鲜明的畅销书的诸多特征，失去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影响了主题的拓展与挖掘。他指出，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如果还停留在暴露的阶段，写不出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人性裂变，没有内心挣扎，虽然值得关注，却缺乏引人思索的思想深度。在这里我想强调，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始终坚持，是需要一个学者的学术勇气的，尤其对于杨利景这个年龄的青年学者更是这样。他在文章中涉及到的关于学院派的批评、关于对批评名家的批评、关于对权威观点的质疑、关于对文学的观念、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关于“红色经典”、关于知识分子题材创作，包括所主张的文学批评的启蒙主义立场，文学批评导引、培养、提升的功能等，都有他鲜明的观点。无论他提出的观点是否成熟，他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学批评的品质，应该是他值得保持的。
　　杨利景在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过程中正在形成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与他的学术修养和研究理念有关。他不是那种个性张扬的批评者，不追求“片面的深刻”和轰动效应，他更注重逻辑的周延和理性的分析，使自己的立论具备合理性与恰当性，并且多倾向于建设性。这更接近于一个学者的品质，文章讲究学理性。所以，他研究和批评的文章都有一种从容不迫，层层递进，最终结论水到渠成的特点。他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理论嬗变的重大问题，也熟悉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这就使他常常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识、分析和评价研究的对象，提出问题与观点。史与论的结合，不仅使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乱象中敏锐地发现一些核心问题，并且鲜明地提出来，而且形成了自身研究与批评的理性风格。《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从“十七年”文学的文学价值、重新建构的危险性，到提出自己的“十七年”文学史写作正途的观点，在占有大量“十七年”文学历史和关于文学史写作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讨论了关于“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关于如何写“十七年”文学，关于文坛上出现的“重写文学史”的评价、关于写作“十七年”文学史的方法等问题，资料丰富、问题全面、条理清晰，说理有一种逻辑的力量。他发表的关于文学批评讨论的系列文章也是这样。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背景，说到文学批评主体和批评发生的嬗变，再说到文学批评提出的现实问题，再分析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文学批评应取的立场和发挥的作用，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理从论出。《如何评价当代文学》一文，从中外文学发展史和不同文学的比较中确立评价当代文学的方法和观点，得出结论：在这个文学观念与批评标准多元的时代，简单地否定和痛斥都是于事无补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常态，在此基础上确立标准。
　　杨利景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依然显示着这样的特点。《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从迟子建小说的死亡情结视角评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的。他从人类的生命意识、古代文学的死亡主题说起，再从迟子建个人成长经验和个性气质、她对死亡的理解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进入她的文学创作，进而在理论上讨论世界上关于死亡的不同观念，从中分辨出迟子建作品中的死亡“却是带着圣洁平和与充满活力的光晕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的”，明确迟子建对死亡的这种处理“所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的技巧问题，更是一个如何体悟和理解生命的哲学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迟子建如何对魂灵世界进行她的诗意想象。整个评论在广阔的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和文学的知识背景下展开，迟子建的生命意识和创作个性在巨大的历史回声和人类的生命精神的映照下得到细致的展开和评述。文章写得意蕴丰富，确实能够如他所追求的“引人沉思”和“提升”。杨利景的表述坚持学术的规范性，凡是评论中涉及到的核心概念，提出的主要观点，他总是要先明确内涵，辨别差异，防止表述的歧义。我不能说杨利景的评论在表述方式上是最理想的，也不能说这是杨利景唯一的，甚至也不能说是最佳的，但这已经形成了他的特点。这个特点是由他的知识和理论修养，以及他的思想个性形成的，是符合他的精神个性和展开他的文学视界的方式。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选择了十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批评家作为对象，资助他们出版成果。杨利景将自己的论文集取名为“文学的演练”。这里包含着他的自谦，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文学研究的基本定位。在他看来，前面的研究仅仅是他一生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点，还在探索阶段，难做到在方法、基本理论与观念上的创新。即使是这样，我也不同意这种表述。从字面上看，演练容易让人联想起小学生的演算，处在一种不自觉和不自主状态，而且还有些不正式的意思在里面。这真的不能准确地表述杨利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实际。进入文学领域其实是不分年龄的先后的。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学，完全是由于文学是人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虽然每个人会有自己进入文学的具体方式，但一定都会进入文学。由于所处的文学环境不同使每个人的文学修养出现个性差别，而每个人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文学观念是必然的。正是无数个体拥有千差万别的文学经验，才构成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学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利景以他的方式在文学这个特殊的空间存在着，置身于中国的文学现场之中。他仅是他自己。他以他的精神个性、他的文学经验和他的方法思考着中国文学的问题。他的所思所想，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在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学术品格都应该被看作有真价值，应该被尊敬的。
　　杨利景是一个在学术路上踏实前行的青年学者，尽管在中国的文学现场中他只是众多学者之一，但他以自己的研究与无数的学者一道凝聚和建构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与理论大厦。他朴实而勤奋，对文学与学术充满了敬意和向往。有理由相信，杨利景坚持以往，必将取得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