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篇小说综述：文学在末梢处触摸历史

　　如果从反映当下中国转型进程的角度来观察一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重要脉络：现实主义。将这些作品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转型的历史记录。人事、房事、车事、股事，一应俱全；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人物，异彩纷呈；比调查报告细腻，比电视剧深刻。对于身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的读者来说，几卷小说在手，不动地方，便可知道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变。这些变化有时几乎不易察觉，通过这些小说来解读，会令人吃惊，甚至让你怀疑自己的孤陋寡闻。这些作品仿佛社会这棵大树的细枝末梢，虽在边缘，但对社会变化有敏锐的触觉。作家们没有局限于个人小天地，有大的关怀，有深的思考，能够将大历史和小体验有机融合在一起，呈现了大转型时代的社会症候和精神现象，体现了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
　　作家们关注最多的就是城市化进程，突出了几个关键词：上楼、拆迁、上访、小人物。所谓上楼，是指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出让耕地之后，搬入城市楼房，开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要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转入新的城镇化生活。这是中国当代城镇化加速发展，农业结构大幅调整，农民生活和观念急剧变化的历史性转型，其深刻性即使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反映拆迁、上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乔叶的《盖楼记》。乔叶是“70后”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书写者，艺术日臻成熟，语言风格鲜明，长于女性描画。在官场(如《打火机》)、亲情(如《最慢的是活着》)、基层(如《盖楼记》)等多种题材间自由游走，显示了巨大的创作潜力。《盖楼记》有着专题调查报告的功能，精准、真实、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细节和复杂微妙的农民心理。它在社会分析和心理诊断两方面都令人惊讶。《盖楼记》告诉我们，乡村城市化是怎样发生的，农民是怎样“被”上楼的，楼是怎样盖起来的，盖楼的过程有什么猫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动机如何，矛盾是如何发生和怎样解决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明确的历史意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原来的农村怎样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城市，一条街怎样诞生，在这条街上盖一栋楼花多少钱，用什么尺寸的砖，一块砖多少钱。小说深刻的地方在于，不仅写出了农民被上楼的大历史趋势，而且还写出了农民与基层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合谋，这是历史变迁中微妙而奇怪的地方。一部大作品应该具备两个素质，一是境界开阔，或“凌绝顶”的气势，或“尚思为国”的情怀，或“天地之悠悠”的眼界。二是技术娴熟，能让巨大的情感在“众山小”“铁马冰河”“独怆然而涕下”上集中体现，让纸上世界活如现实，让你感觉人物是真实鲜活的。大部分作家可能都有这种两结合的梦想，但真正融会贯通，难上加难。二者的融会不是物理变化，而是化学反应，是生命的交融。
　　为什么会“被”上楼？郑局廷的《上楼》给了一个回答。地方政府与商业资本的双重推动是基本动力，也就是GDP推动和政绩冲动。作品的题目本身就抓住了历史的七寸。在郑局廷的小说系列里，《上楼》是一部标志性作品，它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关键问题。思考上访问题是《上楼》的重要主题。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群众对基层腐败恨之入骨，对一些基层干部失去了信任。与《上楼》相似的作品还有陈斌先的《行走的姿态》，也反映拆迁问题，以文学记录了大历史中的小足迹。
　　围绕住房，孙春平的《沽婚》上演了一出假离婚骗房的都市戏剧。夫妻二人为了分房，办了假离婚，以为能够掌控，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料，向着与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小说揭示了城市生活中新的社会现象。
　　陈应松《一个人的遭遇》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充满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优秀作品，沉痛而尖锐。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偏差和矛盾。上访职工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或许是许多人的遭遇，他维权的过程、遭遇的压力、身心崩溃的结果震撼人心。小说典型地揭示了基层政权在矛盾化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致命弊端。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另一种视角下的个人官司。杀人犯刘万福刀砍两人，被判死刑，然而村民一齐为他求情，原因何在？为什么刘万福要杀人？这成为小说思考的核心问题，作者抓住了农村问题的一个症结。农村问题千头万绪，有两个问题至关紧要，一是经济问题，一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涉及如何脱贫致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巨大活力和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执政能力。而社会问题则包含农村恶势力的问题。邵丽试图从体制上来思考底层农民的生活处境和社会机制。小说告诉人们，不论谁处在刘万福的境地，都会拍案而起，手刃仇人。刘万福分明就是当代武松。
　　依旧是写农民，杨争光的《驴队来到奉先》立意甚高、雄心颇大。它要回答“土匪是怎样炼成的”，欲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揭示人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内在规律。围绕农民何以变成强盗、少数人何以能征服众人、征服何以最终失败这样的问题，故事讲得细致入微，煞有介事。小说抽空了时代背景，有超强的影射力量，让我们想到起义领袖、山大王等历史形象，具有一种哲学层面的超越性。
　　姚鄂梅的《你们》捕捉到了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阶层分化。“你们”包含了明确的身份意识和反思色彩。掌握资源、占尽好处、无所不能的大柳和“我”等都市上层人群“我们”，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却长于阴谋诡计的高锐所代表的“你们”，成为令人瞩目的两个都市群体。小说呈现了两个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和共生关系，包含着都市底层群体的强烈诉求。小说同时也表明，当前的主流文化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的态度，已经从曾经的歧视、排斥，向着接纳和认同转变。像王宝强、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这些近年来突起的城市外来文化形象，就是最好的佐证。
　　季栋梁、杨少衡、丁邦文近年来长于“人事”书写。丁邦文的《人事》包融了官场的种种运作规则，有不小的读者群。季栋梁的《例假案例》是对市场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的敏锐捕捉。它将教育行业的歪风邪气与官员腐败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故弄玄虚。一位女教师普通的一次例假引发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学事件，并引起一连串戏剧性冲突和矛盾，充分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的能量。杨少衡的《702疑问》思考基层干部的官场潜规则和腐败现象，由一起车祸引发的官场地震波及开来，疑窦丛生，环环相扣，于水波不兴处展示官场斗争的巨大波澜。这部作品在杨少衡小说系列中，出现了少有的留白，表现力反而增强，这种写法表明了作者艺术探索的努力。
　　胡学文《隐匿者》、小岸《车祸》以及红日《报废》，都从“汽车”这一符号入手，对当下社会和人的心理变迁进行了观察。在汽车工业疯狂的推动下，“汽车”成为霸权性的文化符号，越来越成为文学关注的对象和创作的灵感来源。小岸的《车祸》包含了优秀小说的精髓。它以一个美容店打工女孩的生活奇遇为线索，讲述了当代人的精神变迁，对深入社会骨髓的拜金主义进行了批判。无论在技巧还是在思想层面，小说都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境界。作者成功地将一次寻常的车祸发展为一次现代人的精神冒险。红日的《报废》以小见大，讲述一部旧车的报废过程，写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社会转型期的戏剧性。小说对事业单位在经费使用上的曲折困难和复杂性，有着精彩的刻画和深入的体认，客观、冷静、精细的笔法，有所谓“零度写作”的气质。
　　如果说《车祸》和《报废》思考的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变迁，那么，《隐匿者》则是对人的内心的深度探究。《隐匿者》极具现代主义小说的风味，试图探讨在金钱的驱使下，人性扭曲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是市场经济时代金钱拜物教的高度写真。围绕20万元车祸赔偿金和一起车祸的后续故事，小说将肇事车主、赔偿金的冒领者(即隐匿者)、隐匿者的妻儿、真正的死者、勒索者的巨大人生变故和心理变化尽情呈现，上演了一出当代中国的心灵戏剧，揭示了市场经济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小说将现实依据和良心的激荡有机地结合起来。
　　王昕朋是一位能驾驭多样题材、问题意识强烈、富于思想深度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北京户口》《风水宝地》《并非游戏》《红宝石》《方向》《村长秘书》等，涉及京漂生活、大学生村官、大学生二奶、官员封建迷信意识、集体企业改革等多种现实问题，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中抓取素材，捕捉新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经验。《村长秘书》是一篇代表性作品，以积极的姿态和现实主义精神，写出了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生力量在农村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经验，呈现了农村改革利益再分配中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和农民复杂的心理。人物形象鲜活，语言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王昕朋的创作对当下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题材陈旧、资源枯竭问题是一个启发。
　　袁亚鸣《泄密》的题材令人眼前一亮，它以期货交易为内容，描写了中国新经济领域惊心动魄的利益纷争，让人们想起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子夜》。由于领域独特，这个题材鲜有人接触。这部小说写出了期货领域勾心斗角、翻手为云、大开大阖的斗争局面，呈现了一幅商场如战场的画面，让人感叹当下中国转型期的波诡云谲。
　　几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令人难忘，从中可以窥见历史转型的侧影。毛建军的处女作《北京人》非同凡响，通过一对下岗夫妻的拼搏，写出了北京普通民众在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坚韧、善良、拼搏、乐观的品质，是一部多年来难得的描写北京人精神风貌的优秀小说。小说催人泪下，有强悍的艺术感染力。张子雨《二手生活》以一个收废品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呈现了穷苦人生活中欢乐和高尚的一面，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想象，有深切的感情。苏兰朵的《女丑》是一曲生命的悲歌，颠覆了我们当下关于演艺明星的美好想象，仿佛要告诉我们，在真正的、更为现实的演艺界，生存环境相当残酷，世事艰难，影星们绝不像平常看到的那样光彩照人、大红大紫。独眼的《通俗爱情》提供了新鲜的爱情经验，从情感侧面反映了中国两性感情领域发生的变化。小说挑战了传统的夫妻关系，怀孕成了一种要挟爱情、浑水摸鱼的筹码，而肚子里的胎儿却像一件东西，必要时可以扔掉。岳母看到女婿陪别的女人到医院做人工流产，非但没有在女儿面前添油加醋，反而充分理解。这些新的情感经验令人震惊。林那北的《燕式平衡》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讲述了一件小事导致的人生悲剧，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官太太锦衣玉食的生活表象与其精神痛苦，高度戏剧性地呈现了当代婚姻的复杂纠葛。小说中许多官员生活的细节有着现实的影子，意味深长。
　　孙的小说别具一格，他专攻悬疑，但与网络流行的悬疑又有较大区别。《烛影斧声》根据史书中关于宋太祖之死的只言片语，敷衍出一部悬念重生、曲折迷离的历史故事。小说不仅重构了历史细节，有深厚的史学修养，还塑造了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秉笔直书的史家气节和曲折回环的故事框架搭配得天衣无缝，既是历史，也是探案，有强烈的戏剧性。
　　总的来说，2011年的中篇小说是小人物的天下。英雄无觅，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作家的历史观。农村小说或农民工进城的作品丰富，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依然是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