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重建文学的批判性

　　批判性不是作家做出的姿态，而是更深层的由现实生活和价值观的偏离所致。文学的批判性虽然未必能够改变现实，但是它所持有的原则和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之所在。
　　生活“江湖”的批判反思
　　余一鸣《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陌生的、虚拟的江湖具有高度的“仿真性”，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虽然小说整体看来如同云端——那是一个距我们遥远到不能企及的世界。这种写法最见作者的写实功力。余一鸣对场景、气氛的处理非常到位，让人如临其境。尤其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完备自足，隐秘的心理动机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说人物关系虽不实见，但无时不在，扯不断理还乱，这种难以名状的“纠结”状态和循环结构，是我们阅读小说过程中感受最为强烈的，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尤凤伟的《相望江湖》题眼是相望而不是相忘，一字之差，意旨全然不同。出门在外的男士遇到倾心的女导游，本来无非是一个俗套的肤浅故事，但是小说中二人的关系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长吉答应了单春的孩子丫丫在电话里“爸爸”的喊叫，“爸爸”安抚了单春母女的心，男女之情反倒成为一个潜隐的背景，整个故事也因此变得沉重悠远起来。或许可以说，尤凤伟的“江湖”只是借话，“相望”才是所咏之词，而由这淡淡的“相望”反衬出的是李长吉对日常生活俗务缠身、繁琐乏味的反省，这才是故事背后真正的批判锋芒。
　　“都市”经验的残酷书写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谈论比较热烈的话题。但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仍然在建构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警觉和防范对城市生活的表达；二是都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都市文学，这种生存土壤决定了建构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的困难性。尽管如此，盘点这一年的中篇小说，我们还是看到作家对都市生活的艰难探寻和顽强表达。
　　晗的《誓言》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种窒息感来自一种匪夷所思的母子关系，来自母爱由爱及恨的“变形记”。许尤佳为了阻止前夫再婚，也为了将儿子留在身边，竟在儿子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在食物中放了大量安定！这是小说最受争议的细节，一个母亲真会这样做吗？我们认为，小说有自己的逻辑，一个女人在彻底失败前的不择手段，起码在小说中是合理的。《誓言》用极端化的方式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种给人以巨大痛感的小说在当下很难读到了。
　　一直书写中国乡村变革的关仁山，在小说《根》中转向城镇，这显然也是对自己的挑战。小说呈现的是任红莉怎样从一个健康的人变为精神病人，她的疾病与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疾病的隐喻”构成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任红莉的疾病并不是缘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压力，而恰恰是来自个人内心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她还是一个良心未泯、有羞耻感的女人。《根》的故事对当下生活也构成了隐喻——欲望是当下生活的主角，若任其不计后果、没有边界地发展下去，人的处境将非常危险。任红莉尽管在周医生的治疗下缓解了病情，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乐观的缺乏说服力的结尾，真实生活要更加残酷。
　　“当下性”的呈现与表达
　　多年来，吴君一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着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说《幸福地图》的叙事从留守儿童阿吉的视角展开，父亲在外打工工伤亡故，为了一笔赔偿金，王家老少鸡飞狗跳，而从县长到村长再到村民的言行都是如此粗鄙，连一向憎恨俗气的阿叔，也俗气地为了钱而当了阿吉的新爸爸。难道这就是这个时代“幸福的地图”吗？对世俗不屑的恰恰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孩子，世道的险处只有她一目了然，整个成人社会如同那个戴着虚假面纱的阿叔一样，在阿吉的泪水中现出了原形。
　　徐虹的《逃亡者2》中，武家别墅里有着不能掩藏的秘密——老夫少妻表面的幸福甜蜜，终被种种难以言说的悲剧所替代，而最致命的竟是外来的“他者”小唐与女主人小月的私通。最后别墅人去楼空，所有的人都成了“逃亡者”。心无所系、没有皈依是今天最严重的时代病，小说也许没有能力去拯救和治疗，但却有义务去发现和捕捉，徐虹小说呈现的就是人的心灵的兵荒马乱。
　　“多样化”的立场与风格
　　胡学文是近年来进行“底层写作”的重要作家。《隐匿者》也可以看作是书写底层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作家改变了过去对底层情感立场的过于倚重，而是以故事的一波三折取代过度的“苦难叙述”或“悲情叙述”，以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以一个挂职作家的视角讲述的故事，主线是普通农民刘万福的生存状况，另一条线索是县委书记、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层发展的言论和看法。两线交错，结构复杂，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表征。作家在书写人性的复杂上用足了功夫，写出了底层自身的问题所在。
　　杨小凡的很多小说是写建筑工地的，他对农民工生活的熟悉程度令人惊讶。但这篇《欢乐》却将阵地转向了医院，农民贾欢乐用他的方式同医院展开了“斗争”，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医院所代表的“现代”都市并非适合所有的人，都市化进程也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福音，城市化过程中的盲区需要认真、理性对待。
　　东君2011年发表的《出尘记》进一步彰显了作者的文学主张或观念——他要写“没有意义”的“无用”小说，优秀的作家不仅可以从“无中生有”，还可以从“有中生无”。事实上，小说的有用无用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关键是作家对小说有怎样的理解，“无用”的小说在解构“有用”小说这一点上，已经有了意义和功能。《出尘记》中每天兢兢业业抄着族谱的外公，以自己的“无用之用”来摆脱俗世生活的琐屑和繁复，他的“出尘”之路如此漫长和遥远，但东君的讲述方式却如此有趣，让人回味。
　　从2011年中篇小说现场的这些片段中，我们不难看到中篇小说创作重拾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具体的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收获。打开文学书写的经验空间，深入当下生活的内部肌理，同时保持创作主体的思考力和批判性，中篇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