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旅的主体性诉求

　　刘兆林在新近由作家社出版的散文集《脚下的远方》中说：“文学就是精神的瑞雪，越来越重的物质富裕病，会越来越需要文学的精神雪疗。”读罢该书，就像随作者走进他的大美视界，共同经历了一场精神雪疗。所谓“脚下的远方”，是指作者曾经走过与生活过、如今都成了远方的异国、他乡与故乡。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见大美而不言者也不美。”他还谦虚地说自己虽“心无大美”，但“愿意做个乘美以游心者”。因而他由游而记，言天地之大美，力图也成为美者。对象主体的无言与美、主体精神的宁静与美、在大美参照中的理性观照与自我解剖及叙述方式的灵动与美，这一切成为他精神之旅与艺术表达的主体性诉求。

　　如果把游记或行走散文仅仅看做是对自然之美的书写与欣羡，那是对这种散文的一种误读。实际上，它是自然美、人性美与社会美的多重观照。当然每个作家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思不同，会使每个文本呈现的个性不同。自然之景、眼中之景固然重要，不过对于刘兆林来说，重要的是心中之景、景中之“我”、景中之人。他“力争每去一次”，都要尽可能用心领略“自然风光和生活其间的人”，“尤其注意把自然风光中人的爱和美好，变成几页纪念性的文字”。人占据刘兆林远方画幕上的主体；而人的“爱和美好”，是他精雕细描的重点。中国古代游记散文主体融入自然，多是关于“我”和自然的“故事”；而刘兆林的散文聚焦自然中的“我”、自然中的“你”。这一方面表明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另一方面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文化情致与人文关怀。他说，无论写什么，都是写人眼中的东西，也还是为人生所写，属于人学。

　　刘兆林善于把自然之大美与人之大美融为一体，或者说，他更善于写自然大美中人之大美。他认为自然之大美在于“宁静而圣洁”(《在西藏想你》)，在于“充实而空灵”(《大庆的大美》)；而“人若有大美，必得心境高远宁静”。他并不总是执著于自然叙述，虽然他的笔下有令人动容的美的西藏、美的冰峪、美的尼亚加拉瀑布等等，不过他也习惯于“景色之美不必说了”，简约地从自然叙述过渡到对自然中人的观照。

　　《脚下的远方》多处说到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文本中对象主体的大美不言与创作主体的诉求有关。刘兆林对不言之大美的肯定和自己的本质力量相适应，或者说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在不言中具有精神与情感的同构性，他的宁静让他选择了宁静的对象主体。虽然文本中的“我”是一个时常畅谈、放歌一曲而善讲幽默故事的作家形象，但这是和知音同行的自我情态。生活中的刘兆林似乎不会或不屑于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他更喜欢在虚静中涤除，在沉静中观察，在平静中品味，在宁静中坚守。因而“我”在现实与文本中的形象似乎存在错位，也是一种互补，这构成一个立体的自我形象。从作家的整个精神气质上看，他更多是一种宁静，因而那些心有大美而不善言辞或不言辞的对象便成为创作主体的对象化存在，由此成为文本中的主体性存在。

　　大美不言，不仅是对对象主体而言，也是对创作主体而言。不言，是大美的外显状态；宁静，是大美的内在构成。而之所以能够有宁静中的不言之大美，更在于主体的爱的力量。刘兆林特别推崇冰心的一句话：给世界爱和美。他说：“爱是热源，也是美的不息的火种”，“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特别重要的能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境界。”作者对爱的珍爱与强调内化为文本的主体精神。在《丝绸之路上的少女》中，对于没有顺利卖西瓜的小女孩，他关心她这一天还能不能再卖出西瓜；而对于没有人骑她牵的马的小女孩，他关心的是她为什么没有上学。和一般游记散文沉浸于自然风光的书写不同，他更关注景中之人、人之内心世界。

　　作者的这种爱与大美还表现在，文本中的“我”不是“独行侠”，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我”和“你”的共在、“我”和“我们”的同行。博大阔达的胸襟、立体环绕的目光决定了审美视阈的敞开，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群像，包括中国作家群与国外作家群。比如，《丝绸路上的少女》中好搭话而有趣的作家，《唱歌时遇见的孩子》中热爱摄影而执著给孩子钱的作家，《在西藏想你》中虔诚而总是想着照顾别人的诗人，《过梵净山》中不好意思坐滑杆“压迫”老百姓的采风团团长、翻山如履平地的会写诗的小说家等等；国外作家有《叙利亚散记》中爱喝茶、爱抽烟喝酒的叙利亚作协女会长，《日本物语》中做派既中国又日本的古川先生等等。如果说对于国外作家的书写是游记风情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那么对于中国作家的书写似乎别有他意。一般的游记散文作家更愿意独享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而刘兆林则更愿意分享与同乐。虽然作者寥寥笔墨似无心，但作家们的形象却灵动而跃然。他在文本中营造了一个大爱大美的氛围，和他作为军人与文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关。

　　《脚下的远方》是对远方的游记，它涉及自我与他者、本地与异地的情感与时空的转换过程。由游而记，游时的情感状态是此时此地的正在进行式，而记则是彼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一种过去式，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会有所变化——此时此地的感动不一定是后来彼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感动，模糊的可能变得清晰，而清晰的可能转向模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大美的选择不是一个瞬间的情感选择，更是恒久性的理性选择。如果说作者在异地与他者中看到大美，并书写大美不言，那么在这不言的大美中，实际上暗含着对本地与自我的反向性观照，这也构成了文本的大美。

　　在大美中对本地与自我的反向性观照，包括理性批判与自我解剖。脚下的远方，意味着自我离开本地进入异地，异地对于带着本地色彩而进入的自我来说，是陌生化的存在。陌生本身就是对于本地的熟悉而言，所以“进入”必然带有对比与参照性的期待与前理解。

　　对本地的理性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他乡视角下的家乡，二是对于异域视角下的本土。离开家乡的“我”进入中国的他乡，《在西藏想你》写到湖泊在远离尘嚣的高原保持了宁静与圣洁，在烟火浓盛的平原中一定躁动、喧哗与轻浮，在空间的对比与情感的对比中赞美大美。同时，他乡的本地人的大美时刻让“我”回顾作为外来者的“我”和“我们”。无论是唱歌时遇见的孩子，还是丝绸之路上卖瓜的女孩、卖锁阳的女性、牵马的女孩、按摩的女孩，《遥寄康定的志玛》中“谈钱色变”的藏族姑娘，“我”总是在钱与对象主体中“周旋”。“我”在主动地给钱，或是同情，或是觉得是他们应得的。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我”与“我们”似乎想用钱“解决”问题，而比“我”贫穷的他者却是在拒绝，贫穷的他者却有富裕的大美。换句话说，作者写了远方的大美，是因为“我们”本不美。所以，他替“我们”自责道：“倒是我等外来一些缺乏信仰者，尤其那些把全身心都钻进钱眼儿的人，应该把藏民身上的来世精神分一些出来，塞进胸口。”(《在西藏想你》)

　　刘兆林在大美中自我的反向性观照在于对“聪明贵族”的自我解剖。赫尔芩批评一类知识分子是“置身于人民需要之外”的“聪明的贵族”，这种批评在作者心中已深深扎根，所以刘兆林对自我的剖析毫不留情。《过梵净山》主要是写坐滑杆的心理感受，从中我们看到当年鲁迅与胡适对人力车夫、俞平伯与朱自清对歌妓的复杂感情。坐滑杆像似“压迫”，但当地领导说是“高尚”，因为抬夫能够创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不坐是自私的表现。所以，“我”“有些违心，又有些无奈”，又似“做贼心虚”，经过一番“苦斗”，叫停抬夫，自己走，并额外给抬夫钱，带有忏悔与赎罪心理。自我的灵魂在坐滑杆与下滑杆中煎熬，尤其是自己坐在滑杆上想到红军路、自我在“文革”中的长征路，更是对自我心灵的一次次撞击。

　　“聪明的贵族”只关注自己的情感需要与幸福“指数”。刘兆林在《那年在厦门听雨》中写了自己煞费苦心“讨来”的幸福，这次幸福源于和一个自己“倾慕”的有修养的女性同游、庆祝生日。正当他“幸福得简直飘然欲仙”时却突然想到老山战场上上午吃生日蛋糕下午就牺牲的战士，他者不言之大美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幸福地过生日。军人身份干预了文人的浪漫与诗情，作者就是在这样残酷的警醒中反省与自责，对自己的解剖毫不留情。

　　有时我们很难把日常生活中的刘兆林和作为作家的刘兆林联系在一起，一个沉静的人竟然在他的文本中真诚地毫不保留地进行自我解剖，那种荡气回肠的情感表达、一泻千里的情感宣泄，我们不仅要问：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他？与大美不言的他者对比中，刘兆林真诚地叙述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不掩饰自己的微妙的朦胧的情感体验。正像巴金所说的那样，“把心交给读者”。刘兆林的真诚，照鉴了自己的心灵，也照鉴了读者的心灵，这何尝不是一种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