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器”的尴尬

　　这是一个喧嚣聒噪的时代，是一个文艺批评必然遭遇尴尬的时代。
　　当市场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金钱、财富、名利、地位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时，本来无可厚非的文艺本身不自觉地向其靠拢，“迎合或者取悦”新的精神价值观，成为其映像的自然投射。与此同时，作为“第二意义上的文学”的文艺批评势必勉为其难，是坚守“享受最终发现和澄清真理的欢乐，发掘陌生园地的欢乐”的批评基本要义，还是改换门庭，更多地投向现实利益的怀抱，终究是个问题。当下，文艺界（文坛）对批评的怀疑诟病之言论也渐渐多了起来，“文艺批评失掉公信力了吗？”、“批评的乱像”、“批评还能走多远？”……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对批评的解读直指核心，一时间令人不禁思考：批评真的步入这个时代预设的怪圈儿之中了吗？批评究竟还有没有自身本体的地位，简单说，在如此文艺生态环境下，文艺批评将如何立足，怎样正本清源，保持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真正为这个时代的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笔者认为，当下文艺批评的难题主要在于可利用的资源相对“匮乏”，主要是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即批评的“道”与“器”。批评，尽管受澎湃的西潮多番洗礼，但是并没有寻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批评方式，换句更为普适的话说，就是没有寻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具有时代气息的、能够深刻解读当下文艺现象的批评方式。如果文艺批评不能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进入自身内部的深刻调整和转型，那么它式微的局面将无计可消。也许，这样的提法并非一个严格的命题，也会激起文艺理论家们的众多反驳，但是这正是在当今文艺生态场下，在文艺批评实践过程中而遭遇的一种尴尬，一种真实而朴素的呼声与诉求，而非偏见与功利。
　　文艺批评作为一种拥有感性体悟同时又偏重于理性分析的科学活动，为艺术家、艺术品和受众之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与平台，作为媒介的特征应该非常突出，这就需要有坚实的文艺理论作为后盾，同时又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沟通多个方面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形成社会共识，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环顾文艺批评的当下局面，君不见一种无所适从的混乱现象正在四处弥漫，与真正文艺批评精神相向而行，严重的甚至背道而驰，这也正是文艺批评丧失应有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多艺术与科学精神之外的东西掣肘了批评，使它举步惟艰，这些都应该引起批评从业者的足够重视。
　　首先，文艺批评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不能够完全满足时代精神的呼唤，对于新的文艺现象，批评不能及时地解读或做有效的阐释，有时显得苍白无力或者行动滞后。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代文艺批评主潮和文艺批评新潮的生发历程，便不难发现批评如果不能应时代之变而调整自己，就会被时代所冷淡，进而萎缩，淡出公众的视线。社会历史批评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当代一直居于批评主潮的地位，这种“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经新中国几代批评家的努力，己经成为每一个批评者在批评实践中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批评审美心理的积淀，进而成为一种解读文艺作品的心理定势。但是，这种批评主潮亦存在自身的弱点，重视批评作为“武器”的战斗作用，批评家的“战士”角色，作品的社会意义，道德评判，而忽视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和科学活动、批评家作为艺术鉴赏主体的个性话语和声音，这样导致了批评的创新困难，必须在时代的裂变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再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涌进中国文艺界的澎湃西潮，带来了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新潮批评理论和模式，一时间，文本批评、接受批评、比较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人类学批评、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等等诸多时髦批评模式、研究方法充斥文艺理论界，先锋批评家恨不能将西方百年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快速地移植进中国本土，对着中国文艺现状进行一下真实的操练，甚至以西学的理论生搬硬套来解读中国的文艺作品，掌握了几个西学的名词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自诩为先锋批评家，这不能不又是一种批评的尴尬或曰悲哀。文艺思潮在不健全的场域下，表现为跟风式的、暂时性的，热点一过，便无人问津，不能真正把握中国文艺当下之命脉，烛照阳光照耀不到的角落，或对已经在受众间深入人心的文艺现象熟视无睹，无力诉说，均是文艺批评的一种缺席或退缩，比如近年文学红极一时的“底层写作”现象的探讨、对网络文学等现代高科技手段支持下的文学现场的分析等，就属一例。
　　其次，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身尊严受到挑战，艺术与科学精神没有得到真正的弘扬，而成为一些动机不纯者或商业运作的砝码或附庸，功利二字令批评最终脱离不掉工具的地位。
　　众所周知，当下文艺批评已依时代文化背景的调整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空前壮大，而专业批评的萎缩实际上不利于文艺批评生态的健康发展。学院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学术评估系统，它重学术研究但它的衡量标准与批评所承担的社会文化责任实际上相关度并不大，与学术研究成果相关联的则是一系列研究者的个人利益，所以他们的批评更加走向经院化，而社会关注度、受众接受度并不高。媒体业的高速发展，则是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它迅捷的批评、对热点的追踪更多地出版码洋收入、收视率、上座率、广告收入相关。专业批评所保留的一点空间，已经不能与强大的学院和媒体抗衡，为了生存不得不向二者靠拢、妥协。红包批评家赶场、吹捧、造星运动、评奖黑幕、将一部平庸之作吹捧成伟大之作等现象屡见不鲜。
　　面对文艺批评的乱象，我们不禁会追问，究竟何谓这个时代批评之道、批评之器，如何在现存的不尽合理的、不尽理想的批评现状之下应时代精神之变，寻求突围之路，建立批评自身的正面形象，为批评者提出了严肃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要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但最重要的依旧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资源。中华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根性所在，我们民族生存之源，而我们往往将其视为故纸堆里的道场，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正如医学界一个令人悲愤的例子，传统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现在日韩等国的中医药行业已经赶超了我们，他们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中药材，加工成附加值高的中成药并在国际市场上占得先机。而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的是西医的普及，中医药的日渐衰微这样真实的现状，民族最精粹的东西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剥离了，而以现代化为名的过程实则行了破坏传统精粹之实。简单的道理，却日复一日地被疏漏，直到有一天我们发觉自己走得太远了……
　　同理，中国的文艺批评有着博大丰厚的资源，我们有诗大序、有《文心雕龙》、有《诗品》、有《沧浪诗话》、有《人间词话》、有现代文学大师的真知灼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或是没有耐心去认真地汲取他们的文化给养，与他们做深入的灵魂与灵魂的交流，只能将他们在书橱中束之高阁，沾染尘灰。如果背离传统，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就不能摆脱尴尬的位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批评不能无原则地摹仿西学，而从中国的传统文艺理论和批评中寻求思想资源和理论之器，通古知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文艺本体的认识问题，文艺未来发展问题，而不是办一些国学班和几家孔子学院那样简单而形式化。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割断与现代世界的沟通，关键问题是要抓住传统与现代这样两个范畴的精髓部分，建立起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艺批评的声音。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理论家如王国维、周作人、成仿吾、梁实秋、茅盾、胡风、朱光潜等人的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能够自成体系、并在当时的文学前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解读文艺现实、引领文艺风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大抵因为他们这个群体在学术背景上多为学贯中西之人，有着“中学”和“西学”的良好根基、开放的世界性眼光，并且能在五四精神、抗战救亡运动等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致力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对当时文学脉搏的把握。我们需要建立的文艺批评是一种时代道、时代之器，批评家必须有足够的文化底蕴来深入了解读时代精神的要义，深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处，懂得这个时代要坚守什么、摒弃什么，有个性，敢于挑战约定俗成，为人性永恒的美好、为人类的大义崇高而歌，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就要求文艺批评的从业者具有笃定的信念，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批评视为珍贵的生命，以先进的理念洗涤不属于艺术和科学精神的错误观念，将思想之激情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样的努力代价巨大，但是成果必然显著。
　　批评，不是工具，不是附庸，它是一项高尚的事业，一个真正将感性认识与理性精神完美结合的艰苦寂寞的领域，对批评家自我牺牲的要求程度相当之高，付出精力之大局外人难以想象。但是当个体的绵薄之力可以为时代的文艺、为人民的文艺做一点贡献的时候，文艺批评的大厦将“千里之台，始于垒土”般地更加坚实、更加威严地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