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的视野中蔚然成林

　　认识马成林先生是在几年前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他栖身于影视界，不仅是成绩斐然的导演和编剧，而且对文学和批评似乎也不陌生，可谓左琴右剑，颇具“作家型影视人”的气质。不久前，他通过另一位朋友，告知将出版文集，并希望我能为之作序。作序是件小事，难得的是一种信任，尤其在彼此交往不多的情况下，足见其人格的坦诚，就像春天，我来了，你看见，任你评说。
    首先，我很喜欢他的书名——《春天意味什么》，这几乎是社会人生的一个大问题，春天年年来到人间，但却很少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文集中，这个题目是作者对一部名为《立春》的电影的评论，这部电影我记得看过，印象不深，是马成林的解读让影片中的故事现出了不凡的意义：“一个自信有唱歌剧天才的女人，上帝却没有给她一付娇好的面容；一个自信有绘画才能的年轻人，上帝却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一个自信有舞蹈天才的男人，上帝同样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男人的身体，《立春》表述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群生不逢时的‘弱势天才’。上帝只眷顾了他们的特质，造完‘这部份’便扬长而去了，却全然没有顾及到他们的生存要件”。这样的解读，不管对那部电影来说是否十分准确，却自有一种犀利和成熟的思想力量，他指出这些人物在生活中“被无情地消磨，被无情地肢解。最终，因为他们选择“存在”而不得不被春天褪去正在蜕变的羽毛，还原成永远的丑小鸭。这是一曲悲歌，一曲无声的悲歌。”从电影语言到批评话语，这里有一个破译密码，转换人文的过程。当姹紫嫣红开遍的时候，希望与绝望，却原来离得那么近，就像一片树叶的两面，以至，它们连经络都是共有的。马成林所揭示的，仿佛是一个生命的寓言，春天的寓言，它清凌凌地透彻，却又无可解答，就像剧中人的那句台词：“春天来了，其实也不一定意味着什么”。
    这一个别样的春天的故事，让我想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中写女主角娜塔莎，说她能唤起人强烈的“春天感”，足以激励人去投身改革和革命。但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春天感”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春天和我们的生活，已经与托尔斯泰式的史诗没有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倒更像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比如他的《还有一件事》（One More Thing），讲述一个蓝领丈夫与妻子离婚被赶出家门的故事。当这个男人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家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妻子及女儿“还有一件事要说”，但面对正等着他走出门去的妻子和女儿，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究竟要说什么事，只好在尴尬可笑的频频回首中被前来执行此事的警察送走。这篇小说之所以被称道，大概是因为它揭示了现代人的某种共同的经历和生存状态，平常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关键时刻却又总是想不起或不知道要说什么话。
    然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正如春天，总要意味着点什么，哪怕仅仅是内心似有若无的期待，哪怕是仅仅是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和学者们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和视野。
    马成林就具有这样的视野。他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也经历过改革开放，这种特殊的人生历程，赋予他一种精神的坚定和艺术的敏感。特别是他的影视评论，如《视听批评理论中审美语境的缺失》、《电视剧与电影的近亲繁殖》、《央视主播玩“冷幽默”令全国人民尴尬》、《由袁莉的“真空装”谈起》等，其批评意识独立不羁，彰显性情，没有时尚的艺术炒作和话语包装，却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清新和犀利，整部文稿如广角镜头般，既有着学术气质的论证，也兼具审美理论前提下的艺术探寻，将与之相关的时代与生活，社会与文化纳入视野，呈现了一幅个人化的思想全景。
    王尔德曾经说过，文学和美术之不同在于，前者是把形象诉诸于想像，后者则把形象呈现在眼前。而比美术更鲜活、更在场、更直接地将世间万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在今天当属影视艺术。作者身在影视圈中，影视艺术自然是他的主要关切，从荧屏文化现象，到时尚文艺话题，以及当下视听亮点，许多思考都可谓切中时弊，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对电影版《赵氏孤儿》的评析，一反对所谓命运深度的虚无考量，转以勇士般的手笔，开宗明义的气度，从影视作品的普遍现状，到历史本身于当下此刻的意义，由此及彼，由远及近，鲜明而彻底地揭示了当代影视作品中，戏说乃至扭曲历史的浅薄风气，指出这种暧昧的，嬗变的，令人瞠目的削足适履和霍然操刀，不只是“对历史的大不敬，更严重的是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事实也确是如此，《赵氏孤儿》的故事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左传和史记，到十八世纪在欧洲堪与《哈姆雷特》媲美的影响，到今天的电影，到网上流传的 “如果你开车撞了人，如果你爸爸不是李刚，那你就是‘肇事孤儿’” 的调侃，可以说见证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繁盛与流失，而马成林掷地有声的追问，不仅显示了刚柔兼蓄的精神品格，也体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良知与道义。避开喧嚣的时尚话语，向往金泥的泰山极顶，拒绝中产阶级的庸庸碌碌，回归历史与美学的思考，这是作者在他的影视评论中所追寻的境界。
    当然，这本文集收入文章上百篇，其中不仅有评论，还有散文、随笔、杂文。但虽文体各异，作者的精神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在影视内外，观照心灵，感悟文化，俯仰人生。比如《圣器》中由童年家里那座行走了半个世纪的“老挂钟”，引发出对时代与亲情的特殊怀念与遐思。还有《我们何时能独善其身》中对一种人生境界的仰望和吁求，《误入藕花深处》中对挚友离世后的深情缅怀与自责，都体现了人情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人心过往处，得失是非间，读来如峰峦迭起，锦瑟无端。而《也为胡适和张爱玲说点话》中的思绪则如绛树两歌，在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张爱玲与“认真做事，严肃做人”的胡适的同情了解和深情慕念中，将这两个非凡生命在时间轮回、道德训诫中的精神与命运，庄严与缱绻，遗憾与欢欣，娓娓述来，读之令人感慨良多。可以说在作者生活与思想的每个领域，几乎都遍布着精神走过的轨迹，既深刻亦自由，既锋芒亦温润，既浸润出书卷的幽香，又弥散着善思者力透纸背的遒劲笔力，均可谓知人论世，不乏洞见，仅就其中所表现的人文关怀和思想锋芒而言，对于一位资深而有成就的影视工作者，就堪称难能可贵的收获。
    世界是变化的，但变中也有不变。对此我所学过的法语中有一个愤世嫉俗的表达：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eme chose，即事情越是变化，越是相同。张爱玲曾对这句话深表认同。但同样的意思，也可以有积极的理解和表达，比如说：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每到春天树木总要开花。然而当我们这样往深处想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个无可解答的疑虑——春天来了，到底是说明这个世界在变化呢，还是在不变化呢？
    不管怎么说，马成林的有些观点和文字是能让人感动并得到启发的，至少，他的文章不世故，现在世故的文章太多了，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创作上，突出表现就是首先考虑利害关系，而不是从生活之真、艺术之爱出发。相比之下，马成林的人文关怀和思想锋芒就显得更有分量一些。这其中似乎贯穿着某种青春浪漫岁月的理想与初衷。用我最近所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青春祭》中的话说，可谓“少年的意志是风的意志，年轻的思想是漫长的思想”。这样的意志和这样的思想，也许与实际年龄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应该说，它是一种生命格局和精神气质。
 
（编辑：moyuzhai）